吾爾開希／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始終處於特殊而艱難的國際處境之中。中國透過政治、外交與經濟力量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在冷戰後長期奉行對中國的接觸與綏靖政策，使台灣在國際社會遭受不成比例的排擠與孤立。對於長年站在第一線的外交人員而言，這種環境不僅意味著工作上的困難，更容易形成一種深層的心理壓力：即便再努力，也很難獲得突破；即便有機會突破，也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風險。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台灣外交體系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避免犯錯」為優先的工作文化。尤其在民主化之後，政府部門受到立法機關與輿論更嚴格的監督，行政官員自然傾向於選擇風險最低的做法。而外交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成果不易量化、成效往往需要長時間累積的領域，台灣受到國際政治現實的限制，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保守傾向。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台灣外交體系在制度與文化上逐漸內化了一套自我約束機制。過去數十年間，國際社會圍繞著中國所建立的政治框架——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兩個中國」、反對「一中一台」——逐漸成為台灣外交工作的現實邊界。原本應該只是外部環境所造成的限制，卻在長期運作下被部分官僚體系視為不可挑戰的政治禁區。
於是，突破不再是外交工作的目標，而是被視為可能帶來風險的問題。
即使歷經政黨輪替，即使政府領導人對外交工作抱持更開放的思維，行政體系仍經常以「外交慣例」、「國際現實」或「實務經驗」為理由，阻擋新的嘗試。久而久之，守成成為不成文的原則，自我設限甚至變成專業的代名詞。
然而，問題在於，國際環境早已開始改變。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國際社會開始正視一個過去不願面對的問題：台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中國是否可能透過武力改變現狀？這些問題如今已經不再只是學者的研究課題，而是美國政府、情報機構、軍方以及國際主流媒體持續討論的核心議題。
這樣的壓力不僅落在台灣身上，也同樣擺在整個民主自由陣營面前。
作為當前國際秩序主要維護者的美國，已經逐漸認識到過去對中國的接觸政策並未帶來預期中的政治改革，反而促成了一個更具擴張性、更具挑戰性的威權強權。日本作為亞洲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之一，也直接感受到中國軍事擴張所帶來的安全威脅。
因此，過去十年間，美日兩國都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政策方向，而台灣的重要性也隨之快速上升。
這樣的變化並非完全來自地緣政治因素，更來自台灣自身的成就。
在科技領域，台灣已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不可或缺的核心節點；在人工智慧、高科技供應鏈以及去風險化（De-risking）政策下的產業重組過程中，台灣更扮演關鍵角色。在政治與社會發展方面，台灣則以成熟民主制度、自由社會與高度公民參與贏得國際尊重。
今日的台灣，早已不是過去那個被視為國際邊緣地區的島嶼。
許多國際媒體開始將台灣描述為印太戰略的關鍵支點；美國政界越來越多人士將台灣視為最重要的民主夥伴之一；日本更首次明確將台灣安全與日本安全直接連結，並以此作為自身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知已經發生重大改變。
但令人遺憾的是，台灣自身的外交思維卻未必同步完成轉型。
長期以來，台灣習慣於依賴美國及友好國家為台灣爭取有限的國際空間。在這種模式下，「不要給盟友添麻煩」逐漸成為外交工作的潛規則。只要台灣表現得足夠溫和、足夠克制、足夠配合，國際社會便會給予某種程度的支持。
這種思維在過去或許有其歷史合理性。
然而，當它被內化為核心價值之後，卻可能成為阻礙台灣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因為一個長期被要求低調生存的社會，很難培養主動塑造國際議程的能力；一個長期習慣接受限制的外交體系，也難以建立突破限制的文化。
當國際局勢開始出現有利於台灣的變化時，台灣卻可能因為過度習慣於自我克制，而錯失戰略機遇。
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新的轉型時代。
中國帶來的挑戰正在重塑全球戰略格局；美國則逐步調整其獨自主導國際秩序的模式，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印太地區的安全架構也正在重新形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若仍停留在過去「等待他人安排空間」的思維模式中，將無法充分利用自身優勢，也無法回應新的戰略需求。
突破不再只是外交工作的加分選項，而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外交活動，而是一種新的外交文化。
這種文化應該鼓勵創新而非害怕風險；鼓勵主動提出倡議而非被動等待機會；鼓勵塑造議程而非接受議程。
近年的日本便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案例。
日本的國際環境遠優於台灣，但其外交與安全體系同樣長期受到戰後思維與官僚文化限制。然而，自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以來，日本逐步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開始從秩序接受者轉變為秩序塑造者。
今天，日本已經成為全球民主陣營的重要戰略領導力量之一。這樣的轉變並非因為環境突然變得容易，而是因為日本願意突破過去的心理框架與制度慣性。
台灣同樣需要這樣的勇氣。
事實證明，台灣可以在科技上創造奇蹟，可以在經濟上建立競爭優勢，可以在民主發展上成為亞洲典範。那麼，我們也完全有能力在外交思維上完成新的突破。
面對新的國際局勢，台灣不應只是尋求更多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更應積極提出有利於亞太穩定與全球民主合作的倡議；不應只是爭取被世界看見，更應努力成為影響世界的一股力量。
作為自由民主陣營的重要成員，台灣擁有貢獻國際社會的能力，也有資格爭取與其貢獻相符的地位與影響力。
未來的台灣外交，不應再以如何避免突破為目標，而應思考如何創造突破。
因為在新的時代裡，突破不是冒險，而是生存；不是選擇，而是責任。
讓突破成為台灣外交的新思維，或許正是台灣面對未來挑戰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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