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7月15日香港國安處以違反國安條例之名，搜查「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並逮捕5位工作人員。其中，留下書舍經理身穿「我是書店店員」黑色衣服，戴著手銬走出店門的昂然姿態，令人動容。曾經，香港是最能自由流通華文出版品的城市，但當自由已被箝制，無禁區的書籍銷售已不可能。
約莫在同一天，也傳出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比較文學教授阿巴斯（Ackbar Abbas），日前去世的消息。他1997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首次出版的《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對香港的文化與社會，提出許多洞見，影響深遠。
這兩個消息，看似毫無關係，卻彷彿有著從消失到消失的內在關連。一個是曾經提出，香港因為九七大限將至，這種過去生活方式即將消失的惘惘威脅，讓香港人意識到香港文化的主體。另一個則如同多年之後答案揭曉，在九七之後，許多曾經存在的，曾經承諾的，的確逐漸煙消雲散。書店女子的形象，也與波特萊爾筆下身穿重孝衣服臉色嚴峻的巴黎女子形象重疊在一起，這是歷史奇異的並置，揭示所謂「最後一眼的愛」。
1994年阿巴斯發表〈新香港電影與「似曾消失」〉（The New Hong Kong Cinema and the DéjàDisparu）一文。他以班雅明描述波特萊爾詩作〈致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不是第一眼，而是「最後一眼的愛」，說明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將香港於1997年歸回中國後，香港人也如最後一眼那樣，以全新眼光看待自己的地方。
他在《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導論〉中進一步說明，徹底扭轉對香港文化長期貶抑態度的，不僅是香港日益膨脹的財富，更決定性的因素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與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爆發的雙重打擊。香港人印證了他們深層的恐懼，香港那融合了殖民色彩與民主表象的生活方式，正面臨迫在眉睫的消亡，正是這種「消失的迫近感」，催生了對香港文化前所未有的強烈興趣。
在此之前，香港只要談到文化，都習慣躲到「文化沙漠」的說法背後，彷彿文化只意味著莎士比亞或貝多芬。阿巴斯說，香港在文化方面，彷彿經歷佛洛伊德所說的「家庭羅曼史」。有些孩子會幻想自己的親生父母，不是實際撫養自己的父母。結果就是所有關於香港的故事，最後總會變成關於另一個地方的故事，「彷彿香港文化本身根本不能成為一個主題。」
他以佛洛伊德所說的「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來形容這種狀態。如果幻覺是看見不存在的東西，那麼逆向幻覺就是「看不見」真正存在的東西。
一如阿巴斯所說，香港是一個不斷被歷史擺布的對象，被英國殖民，被日本占領，如今又歸還中國。同時，阿巴斯也以「過境空間」形容香港，來到這裡的人，彷彿不是為了駐留，而是即將前往他處。那麼，這樣流變的香港被看見時，將會被看見什麼？又將如何描述？
這是阿巴斯「消失」的另一重意義，不是現實被隱藏，而是現實被「盜取」。阿巴斯認為，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如此難以捉摸的主體，所以人們更容易因襲舊說，使用廣為人知但有誤的框架，比如傳統的東西方二元對立等。這與其說是讓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不如說是「似曾消失」。也就是，明明所遭遇的是嶄新而獨特的事物，但新意卻在舊有概念中流失，留在手中的只是陳腔濫調。
不過，如今閱讀阿巴斯的論點，卻不能不注意數十年時間差異的複雜性，否則也將形成另一種「似曾消失」。比如，阿巴斯曾認為，因為香港文化的主體變化太快，因此難以清晰說明主體是什麼。
他也曾指出，由於香港的歷史，就是充滿衝擊與劇烈變遷的歷史，因此，彷彿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創傷，香港人對過去幾乎沒有記憶，也沒有多少情感。但是，他也指出，歷史始終是存在的。
「如果它不是存在於留下來的紀念碑或文字紀錄之中，那麼它便存在於每一條街道上彼此擁擠交錯的時代錯置與空間並置；換言之，歷史是銘刻於空間關係之中的。」
所謂沒有記憶沒有情感，只是某一歷史階段的描述，現在已難成立，否則這也是一種視而不見的「逆向幻覺」。香港這幾年所發生的事情，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正好說明香港文化的主體雖然不易言說，卻是在經歷不斷的「消失」中，可以被清楚感知，記憶更是無法忘卻的。
1990年代，香港前途雖然大勢已定，但似乎仍有懸而未決的空間，當時的許多判斷，如今看來未必成真。
比如，阿巴斯曾說，香港的殖民歷史，這段它唯一擁有，且絕不可能一夜之間遺忘的歷史，恰恰使香港在文化與政治上都與中國拉開了巨大的距離，這注定了雙方的關係絕非單純的「大團圓」（reunification）。當主權變更之際，我們預期會遭遇一種「準殖民」（quasi-colonial）的局面，但這當中隱含著一個重大的歷史扭曲，這個被殖民的體制，雖然在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但在許多其他關鍵領域，它其實遠比那個即將前來殖民的政權更為先進。
也因此，阿巴斯認為，這種歷史的諷刺，固然會變得無可迴避，但可以使得「一國兩制」的公式容易被消解。「我們最終會發現，這根本不是兩種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並存，而是同一個制度正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場關於『時間與速度』的落差。」
但另一學者周蕾在1992年所發表的文章〈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則認為不能忽視根本性的差異。她說：「應該如何去討論一個被逼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地區？特別是因為這個『祖國』與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樣地施行帝國主義？」她認為這種再度被殖民的狀態，使得香港無法像其他曾被殖民的地區一樣，回歸到本源文化進行「解殖」。
她說，香港首先要從「本土文化」內部對抗的，是絕對全面化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我們都知道，民族這個觀念，往往是主導文化工具，藉以維持既得利益，令無權力者無法取得權力，並使本身的統治權長期合理化及合法化。」
「正因為中心是一種脆弱的建築，任何不與這種中心主義一致的文化，都被詆毀為一種威脅或恐嚇。」
當然，現在敘述這些敘述本身，都可能存在一種誤讀。就像阿巴斯所說的「消失」，並不是熟悉的事物從有到無，而是不同制度、時間與框架彼此重疊所形成的變形影像，似乎難以在一個固定的單點捕捉全貌。這是一種「時空錯亂」，座標也在不斷的改變和移動，如此似乎只有變化能捕捉變化，也只有消失能應對消失。
雖然這也讓人疑惑，這究竟是解決了問題，還是只定義了該如何看待問題？就像2017年他談到雨傘運動時說，「你可以視雨傘運動為失敗，你永遠達不到事前想取得的目標。但這場運動有幾個特點是十分明顯的，參與者持續，締造了一場歷時相對長的運動。因此，問題並不是他們失敗與否，不是反抗的失敗，而是失敗作為一種反抗形式。」
「它意味着當似乎沒有希望，但你仍願意繼續。」
以失敗作為一種反抗的形式，這豈不讓人感覺一種只能問天的虛無？但當看到書店女子的圖片時，我突然對這句話有另一層體會。唯有失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才能證明有些努力仍未被放棄，否則我們所見只會有不再失敗的死寂。而每一次的失敗，或許也都可以看作是對香港「最後一眼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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