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以翎／線上教育創辦人
一個月前，我曾撰文討論〈毒駕修法 罰得重不如罰得準〉，當時主要關注加重刑度與實際嚇阻效果之間的落差。如今，立法院會昨（28）日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提高毒駕及拒測罰鍰、吊銷駕照，納入車輛沒入與同車乘客責任，並增訂毒駕或拒絕毒測者一律吊銷駕照，均當場沒入汽機車，且3年內不得考照。若毒駕累犯或致人死傷，吊照且終身不得考照；法律制度與政策確實向前邁進了一步。
更值得肯定的是，這次制度已不再只談處罰。交通部也已預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劃要求經確認施用毒品者，完成戒癮治療或毒品危害講習後，6個月內未再施用毒品，才可換發3年短期駕照，並進入6年觀察期。換言之，「刑罰、監理與戒癮」的連動正在成形。
但是，制度畫出流程，不代表制度已能在執行端發揮作用。接下來政府至少還應公開3筆帳，才能讓社會判斷，這次改革究竟是在降低風險，還是只把處罰寫得更重。
這不是為了增加行政機關的報表負擔，而是因為這3筆資料分別決定3件事：接受處遇的人是否降低再犯風險、執法程序是否及時可靠，以及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接車輛沒入。若缺少這些資料，即使修法上路後事故與再犯沒有下降，社會也無法判斷問題究竟出在戒癮追蹤、採驗程序，還是行政量能，最後恐怕又只能回到「再罰重一點」的循環。
第1筆，是戒癮與觀察期的成效帳
台大法醫學科暨研究所所長翁德怡曾公開一個實際案例：同一名使用者第一次尿液檢驗的依托咪酯濃度為96 ng/mL，高於當時50 ng/mL的判定值；六小時後再次採尿，濃度已降至約40 ng/mL，低於判定值。這不是兩名風險程度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人在不同採驗時間留下的兩個結果，凸顯採驗時效可能直接影響施用行為能否被制度有效辨識。
食藥署已於今年6月將依托咪酯的尿液初步及確認檢驗判定濃度調降至25 ng/mL，這是必要的制度回應。但降低閾值只能改善單次檢驗的辨識能力，仍無法取代及時採驗與完整追蹤。
單次採驗與六個月觀察期雖屬不同層次，卻面對同一個問題：施用行為是否能被可靠記錄。如果連單次採驗都可能因時間差而由陽轉陰，那麼「6個月未再施用」便不能只被理解為6個月內沒有再次遭到查獲。
制度要求駕駛人提出完成戒癮治療或講習的證明，但不同處遇的內容、時數與完成標準是否一致？6個月「未再施用」，究竟依據哪些資料與程序認定？是否只查核既有裁罰紀錄，還是有更完整的追蹤機制？
政府應定期公布處遇完成率、重新取得駕照人數及觀察期內再犯率，並說明「未再施用」的查核方式。如果政府不說明查核依據，社會便無從判斷，這是經過持續追蹤所得的結果，還是僅代表期間內沒有新增紀錄。如此一來，即使當事人重新取得駕照，外界仍無法檢驗其再犯風險是否真正下降——而這正是觀察制度必須公開成效資料的原因。
第二筆，是快篩與後續送驗的程序帳
毒品唾液快篩已於2025年11月20日起全國全面上路，警政署也已函頒統一的執法作業程序。駕駛人快篩呈陽性後，警方會依規定舉發處理，並採集尿液送驗，以追查是否涉及公共危險罪。
既然制度已經運作，下一步就應公開：快篩陽性案件中，有多少完成後續採樣與送驗？從攔查、採樣到送驗平均需要多久？又有多少案件因採樣程序、檢體保存或結果爭議進入救濟？
程序是否存在是一回事，程序能否穩定、迅速並經得起救濟，是另一回事。若採樣、保存與送驗時效長期不被檢視，案件進入後續行政救濟或司法程序時，爭議便可能集中在證據是否完整可靠，反而削弱處分與偵辦的穩定性。
公開案件流向與處理時效，不是削弱執法，而是讓執法更有公信力。
第3筆，是車輛保管與處置的量能帳
車輛沒入具有阻斷再犯工具的效果，但大量扣車之後，保管、拍賣、報廢與第3人救濟，都需要足夠的行政量能。
《鏡報》今年6月報導，台南市5處拖吊保管場已全數滿載——東區保管場原規劃容納102輛機車，實際卻塞進752輛，超出原容量逾七倍；永康保管場規劃容納380輛，也已擠進819輛，部分車輛甚至溢流到派出所內部。
這還只是既有無照駕駛扣車新制帶來的壓力。一旦毒駕沒入車輛全面上路，現有空間與處置流程能否承接，不能等修法上路後才發現問題。
保管場一旦持續超載，影響的就不只是停放空間，也可能拉長通知、保管、拍賣與報廢時間，排擠警用空間並增加第一線管理負擔。換句話說，若後端處置量能沒有同步擴充，前端扣車與沒入制度也難以順暢運作。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公開各地保管容量、平均保管天數、拍賣或銷毀所需時間，以及非駕駛人所有車輛的通知與救濟處理情形。否則，法律前端規定得愈嚴格，行政末端可能堵得愈嚴重。
毒駕零容忍不應只表現在罰鍰與刑期，也應表現在制度接受查核的程度。社會真正需要看到的，不只是今年開出多少罰單、沒入多少車輛，而是接受處遇者是否降低再犯、快篩後的採樣與送驗是否及時完成，以及行政機關能否有效處置遭扣留或沒入的車輛。
修法補上了連動，下一步就該公開成果。這3筆帳不是額外增加的行政作業，而是判斷制度是否有效的基本儀表板。沒有成效資料，就不知道戒癮與觀察制度是否降低再犯；沒有程序資料，就不知道執法是否及時可靠；沒有量能資料，就不知道地方政府能否承接政策。
只有把這3筆帳攤在陽光下，社會才能知道，這次改革究竟讓毒駕更難持續，還是只讓法條看起來更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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