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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靠演技,減害靠科學──蔣萬安搞錯的公共衛生常識

發佈時間2026.10.07 06:4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6.10.07 22:00 臺北時間

文

高志文/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政治人物談毒品,最簡單的方法是板起臉孔、提高音量,宣布「毒品零容忍」,再指控對手「美化毒品」。

這種反毒最安全,也最不需要知識。

因為真正困難的問題一個都不用回答:把吸毒者抓去關,毒癮就會消失嗎?出獄後復發怎麼辦?共用針頭造成的HIV、C型肝炎怎麼辦?海洛因成癮者如何降低死亡與犯罪?如何讓他願意走進醫療體系?

台北市長蔣萬安近日把毒品除罪化、減害政策與「美化毒品」混在一起攻擊政治對手,正好示範了政治口號與公共衛生之間有多大的距離。

如果美沙冬叫美化毒品,台北市政府也正在美化毒品。

先講最基本的常識。

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不是合法化(legalization),減害(harm reduction)更不是鼓勵吸毒。

毒品使用或少量持有除罪化,討論的是:面對一個成癮者,國家第一個反應究竟應該是刑罰,還是醫療與社會介入?

至於製造、走私、販賣毒品,完全可以繼續嚴格處罰。

減害則更簡單:即使一個人今天還戒不了毒,我們也不要讓他明天因為共用針頭感染HIV、C肝,或死於過量。

所以有美沙冬替代治療、有乾淨針具交換、有過量解毒藥naloxone。

這些不是什麼激進左派的新潮思想,而是行之有年的公共衛生措施。

更尷尬的是,台灣早就在做,台北市也在做。

如果提供美沙冬和乾淨針頭就叫「美化毒品」,那蔣市長下一步是不是應該先下令台北市停止減害服務?

否則一邊執行,一邊指控別人「美化毒品」,這場反毒戲就演得有點穿幫了。

給安全帶不是鼓勵撞車,給乾淨針頭也不是鼓勵吸毒。

減害其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公共衛生概念。

我們知道有人會發生性行為,所以提供保險套,避免性傳染病在人口流行,不代表政府鼓勵濫交。

我們知道有人騎機車,所以要求戴安全帽,不代表政府鼓勵車禍。

我們知道有人戒不了菸,所以討論戒菸治療與提供尼古丁貼片降低傷害,也不是在「美化吸菸」。

同樣地,一個海洛因成癮者今天還戒不掉,我們給他乾淨針具,是因為不希望一個毒癮問題再變成HIV、C肝、敗血症甚至死亡,甚至傳染他人。

公共衛生不是問「這個人乖不乖?」而是問:「怎樣可以讓人口健康傷害更少?」

這就是harm reduction。

如果連這個概念都被說成「美化毒品」,那WHO、台灣疾管署、醫院感染科與精神科,大概全部都要被叫來接受思想審查。

台灣自己就是減害的成功案例

最諷刺的是,台灣根本不需要去歐洲找答案。

2000年代台灣曾經面臨注射藥癮者HIV快速傳播。政府後來推動減害計畫,包括清潔針具、美沙冬替代治療、衛教與轉介醫療。

然後發生什麼事?

台灣的HIV/AIDS疫情得到控制。這不是「美化毒品」,是阻止傳染病。

美沙冬也不是政府免費提供「比較高級的毒品」。它是一種有醫療監督、劑量穩定的替代治療,目的在降低海洛因使用、戒斷、過量死亡、感染及伴隨犯罪,並讓成癮者重新進入醫療與社會體系。

公共衛生政策最後看的不是政治人物的表情有多嚴肅,而是結果:

HIV有沒有下降?過量死亡有沒有減少?治療率有沒有增加?犯罪有沒有下降?病人有沒有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這才叫政策。

最廉價的反毒,就是站在攝影機前反毒,毒品議題特別適合表演政治。「毒品零容忍!」

,「絕不容許毒品進入校園!」,「身為父親,我不能接受!」

每一句都沒有錯。

問題是——然後呢?

把台灣毒品政策再次被拖回幾十年前的道德想像,很令人擔心。攝影姜永年

市長不是來參加反毒演講比賽。如果記者問的是除罪化,你就回答除罪化的利弊;問減害,就拿出減害的證據;問青少年毒品,就提出青少年預防政策。

而不是問A答B,碰到複雜問題就搬出「我們會與相關單位研議」,最後再補一句義正詞嚴的口號。

這種政治確實非常安全。

都不做,就不會做錯;都不回答,就不會答錯;真的被追問,就交給相關單位研議。

一任市長四年,只要把「持續努力」、「跨局處合作」、「審慎研議」三張牌帶在身上,大概可以走遍天下。

但這不是治理。

除罪化可以辯論,但不要把合法化拿來嚇人

我並不是主張台灣明天就全面毒品除罪化。

恰恰相反,這是一個應該嚴肅研究的問題。

哪些毒品適用?多少持有量才算個人使用?是否強制接受評估?如何轉介戒癮?如何保護青少年?如何避免黑市擴張?如何評估葡萄牙等國經驗?

這些都值得討論。

國際研究對除罪化的結果也不是「一招見效」。不同國家的制度、毒品種類與配套差異很大,有些指標改善,有些沒有明顯變化,也有政策失敗後重新調整的案例。

這才是科學。

但有一件事情應該講清楚:

「吸毒者除罪化」和「毒品合法化」不是同一件事;「減害」和「鼓勵吸毒」更是兩回事。

真正成熟的政策完全可以同時做到:對製造、走私、販毒集團更嚴厲;對兒童青少年加強預防;對成癮者提供治療;對仍在使用者提供減害;對單純使用者則思考刑罰究竟有沒有公共利益。

該抓的人抓,該治療的人治療。

這才叫反毒。

反毒靠演技,還是靠結果?

我真正擔心的,是台灣毒品政策再次被拖回幾十年前的道德想像:吸毒的人就是壞人,抓起來就好了;談治療就是縱容,談減害就是美化。

這種思維政治上很好用,公共衛生上卻可能害死人。

成癮不是靠市長皺眉就會消失,HIV不會因為「零容忍」口號停止傳播,毒品過量的人更不會因為記者會開得慷慨激昂就活過來。

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演,但疾病、死亡與統計數字不會陪你演。

所以我倒要謝謝蔣萬安。這場政治攻防意外替台灣上了一堂公共衛生課,讓更多人開始認識美沙冬、針具交換、除罪化與harm reduction。

也讓大家看見一件事:

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演,但疾病、死亡與統計數字不會陪你演。

一個好的市長,不必每一個公共衛生名詞都懂。

但在把別人的政策主張扣上「美化毒品」的大帽子以前,至少應該先問問自己的衛生局:

「我們台北市,是不是也正在做?」

否則反毒反了半天,最後才發現自己罵的正是自己政府正在執行的政策。

那就不是反毒了。

那叫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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