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儒／惠理金融法律事務所律師
今年九月，巴黎近郊一所高中因長期缺乏師資，學生封鎖校園表達不滿。一個多月後，抗議擴散到全國數百所學校；十月十七日，經法國內政部估計，單日上街人數約五十五萬人，部分城市發生縱火與劫掠。這場動盪的背後，是法國長期累積的財政結構問題：公共債務已接近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升至二〇〇二年以來高點，政府不得不在二〇二七年度預算案中規劃撙節約四百三十億歐元。法國公共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七，數十年來的增幅約有四分之三來自社會支出；然而十八至二十九歲青年的貧窮率，卻接近七十五歲以上族群的兩倍。一個社會支出規模居歐洲前段的國家，年輕世代反而成為相對弱勢的一群。
法國的財政結構、福利體制與台灣並不相同，這次暴動也涉及教育、移民與政治等多重因素，不能直接推論台灣會出現相同局面；但法國的處境，揭示了一個所有高齡化國家都應警惕的規律：社會給付一旦成為法定義務支出，便具有高度的向下僵固性，在政治上幾乎無法收回。當財政吃緊必須撙節時，調整壓力只能轉向教育、青年就業與育兒支持等裁量性支出，而這些項目缺乏穩定的利益代言者，卻直接決定下一代的機會。福利政策的真正成本，往往不在通過的當下，而在數十年後由另一個世代支付。
回頭看看台灣，立法院本月十六日三讀通過的《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案，不應只被視為一項敬老措施，而應從財政永續、制度設計與代間公平的高度審慎檢視。這項修法立意固然在照顧長者，但對社會保險制度與不同世代間關係造成的損害，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一筆只能擴張的長期承諾
依修正條文，六十五歲以上長者，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健保費改由中央全額補助。衛福部估算，全國約四百零三萬名長者符合資格，占長者人口約八成三，以今年人口推估，每年約需四百億元；行政院推估，至二〇四九年將增至約六百二十八億元。這筆支出會隨高齡人口自動成長，負擔它的勞動人口卻在少子化下逐年減少。支持修法者指出，四百億元僅占中央總預算約百分之一點三，且近年稅收超收。但稅收超收是週期性現象，這項支出卻是結構性的永久負擔；以短期的財政寬裕支應長期的法定義務，正是許多國家財政失衡的起點。行政院已指出，修法並未指明長期財源；在勞保、長照與健保本身財務壓力同步升高之際，這筆支出勢必對其他施政項目產生排擠。
動搖了全民健保的核心原則
健保之所以能維持三十餘年的社會信任，在於它依量能負擔原則運作：有能力者多付，能力較弱者少付，政府再補助真正的經濟弱勢。此次修法以年齡作為主要分界，而稅率百分之二十的門檻寬鬆到涵蓋八成以上長者，實質上已接近按年齡普遍免繳。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引述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分析指出，稅率未達兩成的長者，平均所得約十二萬元，平均財富卻近一千六百萬元；同一級距的二十五至六十四歲族群，平均財富僅約七百萬元。以所得稅級距取代資產調查，難以辨識真正的經濟弱勢。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也提醒，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政府每年負擔不得少於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的百分之三十六；若中央補助的保費被計入此一下限，帳面上政府支出增加，健保實際可用的經費卻未必增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先例效應：社會保險一旦接受「特定年齡群體可普遍免繳」的邏輯，其他群體提出相同主張便難以拒絕。同日院會亦將未滿六歲兒童健保費由中央補助之提案交付委員會審查。當保費義務可以依人口類別逐一豁免，健保將逐漸從社會保險轉變為由稅收支撐的福利給付，而這種體制性質的轉變，一旦啟動就很難回頭。
最弱勢的長者失去保障
修正後條文僅保留保險費補助。衛福部表示，原本針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長者的部分負擔，以及假牙、人工水晶體、心臟支架差額等健保未給付醫療費用補助，法源因此受到影響，估計涉及約十三萬九千人；支持者認為可由《社會救助法》承接，也有論者主張刪除地方補助義務是尊重地方自治，但衛福部指出兩套制度的適用門檻並不相同。普遍性補助擴大，補充性的弱勢保障卻可能出現缺口，這與社會福利應優先照顧最需要者的原則背道而馳。
在不同世代間，「信任」將是最難修復的損害，也是對立的種子。
支持者或認為，長者保費改由政府支付後，子女不必再替依附投保的父母繳費，三明治世代反而受惠。部分家庭的負擔確實會減輕，但財源終究來自全體納稅人。依健保署二〇二五年資料，六十五歲以上保險對象約占百分之十九點六，醫療費用卻約占百分之四十三點五九；長者使用較多醫療資源，本是生命週期的自然結果，社會理應共同分擔，但分擔的方式必須讓各世代都能接受。依衛福部估算，若由稅收支應，平均每個繳稅家庭每年約需多負擔五千七百餘元；若由保費支應，二十至六十四歲人口每人每年約多負擔兩千六百餘元。負擔並未消失，只是由個別家庭轉移到整個勞動世代。對於沒有長輩依附投保、仍在租屋與育兒的年輕家庭而言，這項修法沒有替他們省下任何一筆保費，卻要他們一起分攤每年數百億元的新增支出。這正是典型的代間負擔移轉：由人數逐年減少的勞動世代，承擔人數逐年增加的高齡世代保費，而且負擔會隨高齡化持續加重。當年輕人看到資源分配的依據愈來愈偏向年齡而非需要，他們對社會保險的認同將逐步流失。財政缺口或許可以靠預算調整彌補，但一個世代對制度的信任一旦破裂，就不是任何預算可以買回的。
當然，縣市之間的長者福利落差確實存在，同為長者卻因居住地不同而有不同待遇，值得中央正視。但解決落差的政策工具不只一種：中央可以透過一般性補助款，優先補足財政較弱縣市的補助能量；可以將資產狀況納入審查，提高補助的精準度；也應在法律中明確保留弱勢長者的醫療補助。這些做法同樣能照顧長者，卻不必付出動搖健保原則、擴大代間負擔的代價。
法國的經驗提醒我們，福利承諾的成本，往往要到多年以後才會由下一代清算。在法案尚未公布施行、仍有調整空間之際，朝野應重新檢視財源規劃、排富標準與弱勢保障，以長期財源規劃取代短期財政寬裕，以資產審查取代年齡劃線，以精準照顧取代普遍免繳。照顧長輩當然是社會共同的責任，但實不宜以犧牲制度永續與下一代的信任為代價。守住健保的量能負擔原則，也是守住各個世代對這個社會的共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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