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
台北市長選舉如果只剩下沈伯洋與蔣萬安的民調消長，恐怕會錯過這場選戰更深層的政治變化。市長選舉決定行政權歸屬，議會選舉反映的卻是政黨組織、地方勢力與選民結構的長期消長。當「洋流」逐漸成為台北選戰的重要政治現象，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它能否影響市長選情，而是這股動員能量能否跨越不同選舉層級，進一步鬆動首都長期被視為「藍大於綠」的政治常態。
台北的「藍大於綠」被鬆動了嗎
回顧2014年，柯文哲以無黨籍身分，在民進黨支持下取得85萬3983票、57.16%的得票率。同年台北市議會63席中，國民黨取得28席、民進黨27席，雙方僅差一席。2018年，民進黨降至19席、國民黨取得29席；2022年議會總席次縮減至61席，國民黨取得30席、民進黨21席、民眾黨4席。從27席跌至19席，再回升至21席，民進黨的議會實力歷經明顯起伏，國民黨則持續維持較多席次。這段歷史說明，市長選舉即使形成政治浪潮，議會版圖也不會依照市長得票率等比例移動。行政權的競爭與地方政治結構的重組，始終是兩個相互關聯、卻不能混為一談的政治過程。
2014年的柯文哲效應，本質上是一場跨政黨政治聯盟的形成。當時民進黨沒有推出自己的市長候選人，柯文哲透過超越傳統藍綠的政治形象，吸納綠營、中間選民與部分非典型藍營支持者；民進黨議員則保有既有的地方組織與支持基礎。這種政治分工，使市長選戰的跨黨派動員與議員選舉的地方經營形成互補。然而，不能因為柯文哲勝選與民進黨議員取得27席同時發生，就將後者完全歸因於前者。2014年的歷史價值，在於提供一個觀察政治聯盟與議會版圖如何相互作用的案例，而不是一套可以直接複製的選舉公式。
2026年的政治條件顯然不同。沈伯洋具有明確的民進黨身分，洋流若要超越原有綠營支持範圍，面對的便不只是候選人個人魅力的問題，而是既有政黨認同能否鬆動。2022年黃珊珊取得34萬2141票、25.14%的得票率，顯示台北存在相當規模、不完全依循傳統藍綠分野的選民。這群人既可能包含對國民黨不滿的淺藍選民，也有不願回歸民進黨的第三勢力支持者。當市長選舉的競爭結構改變，他們可能重新評估政治選擇，卻不代表議員票也會同步移動。選民可以在市長選舉支持改變，在議員選舉卻繼續選擇熟悉的地方政治人物，這正是台北地方政治不能忽略的分裂投票現象。
因此，洋流能否轉化為議會實力，不能只用「母雞帶小雞」的傳統選舉語言解釋，而必須建立政治認同、跨層級投票與席次轉換之間的因果關係。
首先是政治認同的形成。當市長選戰從個人形象與市政滿意度的競爭，延伸至城市治理、民主價值、世代政治與首都發展方向，原本對地方選舉缺乏興趣的選民，可能因此產生新的參與動機。然而，政治議題即使改變選民對市長候選人的評價，也不意味著他們必然接受同一政黨所有議員候選人的政治主張。議題認同可以形成政治動員，卻不能直接視為政黨支持的全面轉移。
接下來是跨層級投票的連結。市長選舉具有高度集中化特徵，議員選舉卻深受地方服務、候選人知名度、社區網絡與長期人際關係影響。市長候選人的公共議題能否與議員候選人的地方治理經驗形成連結，將影響選民是否重新思考兩張選票的關係。尤其在台北這種地方政治網絡成熟、候選人個人支持基礎相對穩定的城市，政黨聲勢與議員得票之間往往存在落差。政治浪潮能夠創造共同議題，卻無法直接取代地方經營。
最後則是選票如何轉化為席次。台北市議員採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政黨即使增加總票，也不代表席次必然成長。當候選人支持者高度重疊，或新增選票集中於少數明星人物時，部分候選人可能取得遠超過當選所需的票數，同黨其他候選人卻仍在當選邊緣競爭。反之，若候選人之間維持合理的票數分布，有限的新增支持也可能改變最後一席的歸屬。市長選舉需要集中支持，議員選舉則必須處理支持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是兩種選制最重要的制度差異。
板塊擴張與議會席次的不同邏輯
今年台北市議員選舉，民進黨在六個一般選區共提名25人，並推動聯合競選與全面配票。士林北投採身分證字號尾數，其餘五區則依出生月份分配支持者；國民黨也提出配票策略。兩大黨不約而同重視選票配置，反映議會競爭已不只是政黨聲勢的較量，更涉及組織動員與席次效率。然而，配票不是創造選票的工具，而是分配既有支持的方法。如果整體支持沒有增加，卻因提名擴張而稀釋票源，再精密的配票設計也可能失去作用。相反地，即使政治聲勢提高，選民不願依照政黨規劃投票，新增支持仍可能無法有效轉換為席次。
這裡其實存在兩個必須區分的政治變數：一是政黨支持的總量能否擴張，二是既有支持轉換為議會席次的效率能否提高。前者涉及選民認同與政治動員，後者取決於提名布局、組織協調與候選人個別競爭。政黨可能因配票成功而增加席次，卻沒有明顯擴大社會支持；也可能在總得票成長的情況下，因候選人配置失衡而無法增加席次。若不區分這兩種現象，就容易把選舉制度產生的效果，誤認為政治板塊已經發生根本變化。
從台北六大選區的政治條件觀察，可以將議會競爭歸納為三類不同的戰場。
第一類是「突破與擴張」，以大安文山及中正萬華為代表。大安文山長期具有較明顯的藍營優勢，民進黨由現任議員搭配劉品妡、陳聖文等新人，涉及新增支持能否跨越既有政黨邊界。中正萬華則由現任議員與馬郁雯、張銘祐等新人共同競爭，除了爭取新增支持，也面臨不同候選人之間的票源分配。兩個選區雖然具有不同的政治條件，卻都可以透過政黨總得票、候選人得票分布與最後一席的競爭差距，觀察政治動員究竟改變了選民結構，還是只增加原有支持者的投票熱情。
第二類是「接棒與重組」，包括松山信義與中山大同。松山信義由現任議員搭配郭凡等新人，涉及世代交替與既有地方支持的延續；中山大同則有林子揚等新人投入，同時面對泛綠及無黨籍政治力量的競爭。這兩個選區共同呈現一個問題：政黨整體聲勢提高，不代表不同候選人能夠平均受益。現任議員具有知名度與地方服務優勢，新人則必須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礎。政治浪潮可能提高新人能見度，卻不能取代地方經營與選民信任的累積。因此，觀察這類選區，不能只看新人是否當選，也要比較現任與新人之間的票數分布，才能理解政黨支持究竟是擴張，還是僅在既有支持者之間重新分配。
第三類是「守成與配票」，以士林北投與內湖南港為代表。2022年士林北投12席中，民進黨取得5席、國民黨4席、民眾黨1席、無黨籍2席。民進黨以約31.8%的得票率取得41.7%的席次，反映多席次選制下，政黨總票與席次比例未必一致。今年五名民進黨現任共同尋求連任，主要考驗既有支持能否維持，以及配票安排是否改變候選人之間的得票差距。內湖南港則因高嘉瑜的個人知名度，以及現任議員與新人陳又新共同競爭，呈現明星候選人吸票能力與同黨票源分配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選區共同揭露，政黨即使具有穩定的地方支持，也必須處理個人政治資本與整體席次利益之間的矛盾。
選民不只是在兩大黨之間移動
三類戰場不是單純的地理分類，而是三種不同的政治轉化機制。突破型選區檢驗政黨支持能否跨越既有邊界，接棒型選區觀察新增支持是否形成新的地方政治基礎，守成型選區則反映候選人配置與選票分配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這些指標必須放在歷次選舉的脈絡中比較，而不能只用單一市長民調推估所有議員選區。否則，選舉期間的政治熱度很容易被誤認為長期政黨結構已經改變。
更深一層來看，「藍大於綠」本身也需要明確界定。如果指的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議會席次，過去幾屆選舉確實呈現國民黨取得較多席次的格局；但若涉及整體選民認同、政黨總得票與泛藍泛綠陣營的支持結構，就不能直接以議會席次取代所有政治指標。尤其民眾黨與無黨籍力量已經成為台北地方政治的重要參與者，選民的政治選擇並非只有兩大黨之間的單純移動。判斷首都政治板塊是否重組，除了比較兩大黨席次，也必須觀察第三勢力的得票、各選區最後一席的競爭，以及市長與議員選票之間的差異。
這也使2026年選舉具有不同於2014年的比較價值。當年是跨黨派政治聯盟與地方組織相互作用，今年則是在明確的政黨競爭下，觀察市長選戰的政治動員能否延伸至議員選舉。兩者真正具有可比性的，不是候選人個別得票的高低，而是政治支持如何跨越選舉層級，並在不同制度下形成實際的權力配置。倘若議會席次出現變化，卻主要來自配票效率或少數選區的邊際差距，便不宜立即推論整體政黨認同已經翻轉；反之，如果政黨總得票、席次分布與跨層級投票同時呈現方向一致的變化，才有較充分的依據討論首都政治是否正在經歷深層重組。
我的判斷是，洋流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它能掀起多大的選舉聲量，而是它能否改變政治支持的形成方式，並讓這些支持穿越地方組織與選舉制度，沉澱為可以持續的政治力量。台北的政治板塊從來不是一場市長選舉就能重新劃定，真正的結構變化必須同時反映在選民支持、政黨得票與議會權力的重新分配。這也正是2026年台北選舉超越個別候選人勝負的政治意義。
市長選舉可以改變一座城市的執政者，議會選舉卻會揭露這座城市的權力結構究竟改變了多少。洋流能掀起多大的浪潮是一回事，潮水退去之後，台北的政治版圖留下多少變化，才是這場選舉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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