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琪／新聞傳播學退休教授
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進入最後階段，台北市長選戰出現一個值得政治傳播學者觀察的現象：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的競選活動，逐漸形成被稱為「洋流」的群眾參與熱潮。從街頭掃街、支持者自發性的符號創作，到「市長，你給我聽好了！」的市民對話活動，這場選舉不只呈現傳統的政黨競爭，也讓我們看見政治傳播可能具有的另一種面貌。
在台灣，選舉向來不缺熱情，但在過去熱情經常與憤怒、恐懼及敵我對立相伴。候選人攻擊對手，支持者彼此嘲諷，社群平台則不斷放大衝突。這樣的政治傳播固然可能激發動員，卻也可能使不同立場的人愈來愈難以交談。
「洋流」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造勢活動的人數或網路聲量，而是它試圖把市民參與、情感認同與城市願景結合起來。這種嘗試是否真能跨越既有支持者的圈子，仍有待觀察；但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政治傳播與人類心理之間的關係。
害怕孤立：民主社會裡不敢公開說話的人
德國傳播學者諾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是理解政治意見表達的重要理論。
她認為，人具有害怕社會孤立的傾向，因此會持續觀察周圍的意見氣候。當人們認為自己的意見受到多數支持，便比較願意公開表達；當他們感覺自己的立場不受歡迎，甚至可能招致排斥時，就傾向保持沉默。於是，原本較為強勢的意見愈來愈容易被聽見，弱勢意見則逐漸消失於公共討論之中，形成沉默的螺旋。
這個理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揭示民主社會的一項矛盾：法律保障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社會心理壓力卻可能大到使人不敢行使這項權利。
在台灣，這種現象並不陌生。家人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避免談論選舉，朋友因為支持不同候選人而漸行漸遠，甚至有人為了避免社群上的攻擊，選擇不再公開表達政治意見。這些人未必沒有立場，也未必缺乏政治知識。他們只是認為，表達意見所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太高。
諾爾－紐曼在晚期曾經提倡從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的方向補充沉默螺旋理論。這個思考方向尤其重要，因為人們感受到的孤立壓力，未必直接來自抽象的社會多數，而往往發生在家庭、朋友、同事與日常人際互動之中。
一個人可能不在乎陌生網友的批評，卻非常在意家人的反對；可能敢在大型集會中高聲吶喊，回到工作場所卻不願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場。理解政治意見的形成與表達，不能只觀察大眾媒體塑造的整體意見氣候，也必須進入人際互動的細微世界。
從害怕孤立到獲得支持
如果害怕孤立會使人沉默，那麼，獲得支持、信任與接納，是否可能使人更願意表達意見？ 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找到新的思考資源。
1998年，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積極倡議正向心理學，主張心理學除了研究疾病、焦慮與痛苦，也應該研究人類的優勢、幸福、希望、心理韌性，以及使生命具有意義的條件。
正向心理學並不是鼓勵人們永遠保持樂觀，更不是要求人們忽略現實中的衝突。它關心的是，人如何在面對困難與不確定時，仍然保有行動能力、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並相信自己可以對生活產生影響。
這些概念同樣可以用來理解政治傳播。政治參與不只是理性計算，也是一種情感經驗。人們參加集會、投入志工、與陌生人討論公共事務，除了支持特定候選人，也可能因為在集體行動中感受到歸屬、成就與希望。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心理作用。一種是因為身處同溫層，獲得支持而更敢表達自己的立場；另一種則是即使面對不同意見，仍然具有足夠的心理安全感與自信，願意繼續對話。前者可能強化政治動員，卻不一定有助於跨越政治對立；後者才更接近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共溝通能力。
換句話說，正向政治傳播不能只讓支持者感到快樂，更重要的是，能否讓不同立場的人不必因為害怕遭到羞辱或排斥，而退出公共討論。因此，「洋流」能否成為不同意見交會的地方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回到「洋流」
沈伯洋競選團隊推出的「市長，你給我聽好了！」，將原本以候選人發言為中心的競選活動，部分轉換為市民提出問題、候選人回應的互動形式。競選總部也設置市民留言平台，讓城市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進入選舉議程。
這些設計並非全新的政治傳播技術，公民論壇、肥皂箱演說及參與式政治活動都有悠久歷史。然而，當它們與社群媒體、群眾自發參與及情感性的競選符號結合，就可能產生新的傳播效果。
從微觀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值得觀察的不是活動現場有多少人，而是參與者之間如何互動：陌生人是否因此建立連結？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是否開始討論公共事務？不同立場的市民是否有機會提出真正尖銳的問題，而不必擔心遭到群眾排斥？
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追問：參與者所感受到的熱情，究竟只是對候選人的情感認同，還是進一步形成對公共事務的效能感，讓人相信自己不只是被動接受政治訊息的選民，也是能夠參與城市決策的公民？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洋流」究竟只是另一場成功的選舉動員，還是可能具有更深層的民主意義。
當然，群眾的熱情本身不能證明跨立場溝通已經發生。任何政治陣營都可能透過強烈的集體認同形成內部凝聚力，同時對外部意見更加排斥。「洋流」也必須接受同樣的檢驗。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支持者愈來愈敢說話，而是持不同意見的人也能在這樣的場合安心說話。
選舉不應只是情緒的競賽
政治傳播研究早已指出，情緒對選舉動員具有重要作用。恐懼、憤怒可能提高政治注意與參與意願，希望、熱情與感恩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動員效果。
但正向情緒不必然比負向情緒有效，也不必然帶來更好的民主品質。希望可能激發行動，也可能使支持者過度樂觀；集體熱情可能促進參與，也可能加深群體邊界。
因此，正向政治傳播不應被簡化為候選人多微笑、少批評，或在競選活動中營造歡樂氣氛。它真正的意義，是讓政治競爭不只建立在對敵人的憎惡，也能建立在對公共生活的期待之上。
批判執政者、揭露弊端、檢驗政策，都是民主選舉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向政治傳播不意味著放棄監督，更不意味著以和諧之名掩蓋衝突。相反地，它應該讓人們在面對真實分歧時，仍能保持理性辯論與相互尊重的能力。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裡重新理解沉默螺旋的當代意義。
民主政治的問題，不只是少數意見可能因害怕孤立而消失；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是人們可能只在自己的政治圈子裡大聲說話，卻失去傾聽圈外聲音的能力。社群媒體讓每個人都更容易發聲，卻未必讓不同意見更容易相遇。演算法所形成的同溫層，可能使人們在自己的群體裡充滿自信，卻在面對異議時缺乏耐心。
如果正向心理學能為政治傳播提供什麼啟示，那就是民主社會不只需要勇於表達的人，也需要有能力承受異議、尊重不同立場，並且願意與他人共同解決問題的人。
從選舉動員走向民主溝通
2026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最後仍將由選票決定結果。候選人的政見、執政表現、政治信任與政黨認同，都會受到選民檢驗。「洋流」的群眾熱情究竟能否轉化為選票，是另一個需要實證資料回答的問題。但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選舉的影響從來不只發生在投票日。
每一場競選活動，都在示範政治人物如何對待選民；每一次公共討論，都在塑造人們對不同意見的態度。選舉不只是決定誰來治理城市，也在形塑市民日後如何共同生活。
諾爾－紐曼的沉默螺旋提醒我們，害怕孤立可能使人失去表達的勇氣；正向心理學則提供另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信任、支持、希望與心理安全感，是否可能使人重新獲得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民主政治極為重要的課題。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只讓多數人敢於大聲說話，更應讓少數人不必害怕說話；不應只讓支持者找到彼此，更應讓不同立場的人仍然願意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如果這場「洋流」能帶來什麼值得留下的啟示，或許不在於它能掀起多大的選舉浪潮，而在於這股浪潮退去之後，台灣是否留下更多願意參與公共事務、能夠容忍異議，也願意彼此傾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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