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選舉電視辯論即將於10月31日中午在TVBS攝影棚登場，由蔣萬安及沈伯洋兩位對手交叉辯論以及媒體人提問方式進行，候選人並可以追問。這種方式可說是最接近候選人肉搏戰的狀態，相對應該精彩許多。
由於洋流興起，選情變化劇烈，可能是今年台北市唯一一場的辯論，也因此更受矚目。
除了關注辯論勝負外，台灣電視辯論的主辦組合及進行方式的演變，或許也值得一談。因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媒體與公民參與選舉辯論的程度。
曾經，學者公民坐上提問席
選舉辯論由媒體主辦，當然是媒體大事。回顧1994年台北市長辯論，由中國時報主辦、台視轉播。在紙媒主導輿論時代，電視台主要負責轉播工程。1998年7月1日公視正式成立並開播。這一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辯論自然由公視挑起大梁。時逢民進黨籍市長陳水扁尋求連任，一口氣辦了三場，至今仍是北市長辯論場次最多的紀錄。
但各式選舉辯論能不能辦成？怎麼舉辦？候選人態度往往最具關鍵。例如2000年總統大選，記協等團體一度奔走協調，最後仍因雙方陣營談不攏而破局。
2004年，台灣終於迎來第一次總統辯論，筆者因緣際會，曾以不同媒體代表（2004是台灣日報總編輯，2008為中央社副總編輯）身份參加了兩屆的總統電視辯論籌備會。對於協調過程中雙方陣營的盤算與計較，可謂點滴在心。
2004年總統電視辯論，主辦名單上為中時、自由、聯合、台灣日報與公視，加上當時由重量級學者組成的社團：澄社。這裡的四報一社一公，到了2008年，台日換成蘋果日報，一社改為中央社，內涵略有改變，但都是媒體，學術社團的角色退出。
事實上，要組成所謂公正人士並為雙方接受的陣容，並非易事。例如，2004年國民黨連宋配聲勢看好，從當時民調看，贏得勝選似乎指日可待。因此對於辯論持保留態度。
國民黨因此質疑主辦單位多數色彩偏綠，理由是，「表面上雖然中時和聯合可以平衡自由和台日，但認為中國時報當時的總編輯黃清龍從自立晚報出身，也被認為是綠的；澄社更是綠的；當時民進黨執政，因此公共電視也是綠的。依其說法，只剩聯合報是友報，其它都是親綠媒體，因此一開始就採取杯葛的做法。
即便如此，總統電視辯論最終順利進行，且過程公正性幾乎無人質疑。
記得辯論當天，提問席上坐著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泛紫聯盟發言人王榮璋，以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靜萍。
為了避免洩題，提問者準備的問題一律保密，連籌備委員也都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印象最深刻的是黃崑巖請兩位候選人詮釋「教養」二字的意義，但陳水扁與連戰兩人都沒有正面回答，「教養」卻一時成了全民話題。黃崑巖後來還據此寫成《黃崑巖談教養》一書。
若說那是知識分子最有分量的時刻，應該不為過。澄社1989年創立時，就以在藍綠之間發出「第三種聲音」自許，社員一出任黨政職務就得退社。由這樣的團體掛名主辦、由民間專家提問，等於向社會宣告：辯論的議題，不只由政黨和媒體決定。
然而隨著政治激化，社會氛圍改變，現在幾乎很難找到被各方認為公正客觀的學者，對於籌備電視辯論的組合，取而代之的邏輯是：既然沒有人真正中立，就讓立場不同的媒體彼此牽制。
公民上台，又被請下台
學者之後，換一般公民上台。2008年，第12任總統大選共舉辦兩場，第一場電視辯論首創開放全國公民上傳影音提問，選出20位公民提問人。題目五花八門：例如雲林的蔡孟珊問通貨膨脹，高雄縣的曾啟尚問農民的工作環境，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問京都議定書，鄭智偉問是否贊成同志婚姻，林明治問原住民文化，台中縣的黃麗華則質疑多元入學變成「多錢入學」。最後一位、來自澎湖的黃群珍，請兩位候選人各說出對方的三個優點。
這些問題很少會出現在政黨攻防或記者的提問清單上。
2016年總統電視辯論共三場，總統兩場，一場公民提問，一場媒體人提問。副總統一場，由公民提問。公民提問更加熱鬧，主辦陣容擴大到四報一社、公視、三立，再加上公民科技社群沃草與Google，總共九家。朱立倫、蔡英文、宋楚瑜三人除了互相詰問，還得回答透過影音送來的民眾問題。
但這股新興的社會力，始終只是辯論會裡的客人。真正被關切的核心問題，還是勝負。
2016年大選由於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捲土重來，聲勢看漲。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先是拒絕三立電視的辯論邀約，繼而主張依慣例接受四報一社（中央社）主辦。此時民進黨反過來質疑「胡志強目前身兼主辦單位之一媒體集團（旺旺中時）經營者身分，這樣如何說服社會這個主辦團隊能夠公正客觀？！」，批評公共電視約集協調會的過程粗糙，形同按照朱立倫競選總部的節奏在走；並質疑中央社的公正性。
當時準備贏得總統大位的民進黨質疑主辦單位的口吻，和2004年期待贏回執政權的國民黨幾乎一模一樣。
到了2020年，公民提問從總統辯論中消失。2024年延續同樣格式：11家媒體共同主辦、公視製播，5家媒體派記者提問，其餘時間交給候選人交叉詰問。
公正，從「中立」變成「互相牽制」
社會團體為什麼一個個離開辯論台？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社會對「公正」的想像變了。
2004年，大家相信有一群超越黨派的知識分子可以當裁判。但在藍綠對立愈來愈深的年代，學者只要被任何一方貼上標籤，就失去裁判資格。澄社自己也難逃這個命運。
2013年馬英九與蘇貞昌準備就服貿辯論時，藍營雖然主張由四報一社主辦、媒體提問，才能確保程序公正。媒體的顏色看得見，可以配對平衡；學者與社團的立場看不清，反而成了風險。
制度上的空白也是原因。目前法律只要求中選會辦公費政見發表會，辯論會則要候選人同意才辦得成，台灣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常設辯論委員會。每次選舉都是臨時拼湊的聯盟，有攝影棚、有頻道、有收視的電視台自然當家，社會團體只能被動等人邀請。
候選人陣營的算盤也很清楚。公民提問五花八門，難以事先演練；交叉詰問和媒體提問規則明確，可以準備攻防。規則既然由受檢驗的人一起談，握有優勢的現任者常傾向少辦，挑戰者則傾向多辦，今年的北市長選戰就是最新的例子。
公共媒體的角色？
公視從1998年轉播北市長辯論、2004年主持第一場總統辯論，到2020年、2024年製播總統辯論，主辦名單換了一輪又一輪，真正負責執行的始終是公視。
今年台北市長首場辯論，主辦名單上卻看不到公視。雖然公廣集團旗下的華視列在第二場的聯名邀辦媒體中；如果第二場辦不成，除了高雄市長辯論有公共台語台作為主辦及轉播單位之一，傳統認為的公共電視角色，這次算是暫時消退了。
從觀眾的視野，或許辯論的精采度才是選民最想看到的。無論誰主辦，辯論會該像是一檔高收視的政論節目？還是成了互相攻訐的吵架戲碼？
2020年總統辯論，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當場指責在場媒體的提問者，「沒水準」、「無聊、抹黑」、「良心被狗吃了」等話語都出籠的場面，至今仍是所有辯論中最令人瞠目結舌的一次。
讓辯論重新屬於公民
三十年下來，電視辯論在台灣已經成了候選人躲不掉的關卡。挑戰者躍躍欲試，被挑戰者總是想躲避，但不辯的政治代價不能不評估。辯論未必能影響選情，卻是民主政治對候選人的洗禮，問題是透過怎樣的形式可以篩析出候選人的本質？
辯論規則由被檢驗的候選人和搶收視的媒體坐下來談，公民從出題者退回觀眾席。2004年那20道題目裡，司法改革、性別平等、原住民政策都能登上總統辯論；地方縣市首長選舉的辯論台上，照理說是最應該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論述上，而非「如果我落選，國家就要滅亡了」這樣的危言聳聽。
此次因為洋流外溢的緣故，有人說媒體幾乎只剩下台北市選情，雖有些誇大，卻也不太離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堅持走公共政策論述的路，卻能引起大眾關注，是歷次選舉以來罕見的情況，或許就算是一對一廝殺的肉搏戰，政策內容第一次有機會成為辯論的主軸，則雖然學者與公民在辯論會場上逐漸退出，但牛肉在哪裡？不應該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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