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鴻典／台北報導
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被控涉及京華城等案，北院將於26日宣判。柯文哲為參加兒子東京大學24日畢業典禮，日前委請律師聲請暫時解除23日至25日限制出境，相關討論不斷。學者李忠憲撰文指出，日本神戶市議員上畠寛弘大概只需要回一句話就夠了：在日本，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政治人物首先應該思考的，不是申請出國去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而是要用什麼方式，向社會謝罪。
柯文哲涉入京華城案，一審判決預計本月26日出爐；柯文哲9日委由律師遞狀聲請解除限制出境，理由是就讀日本東大的兒子柯傅堯24日畢業。日本神戶市議員上畠寛弘12日表態，柯文哲應該在台灣誠實面對司法審判，沒有必要來日本。不料此言一出遭到小草出征，許多小草狂喊「無罪推定」，對此，上畠寛弘15日再酸，將來若真的判決有罪，這些人又會開始說「不當判決」，一句話讓台灣網友笑翻大讚「真內行」。
李忠憲則是撰文寫下《當日本談責任，台灣談無罪推定》。柯文哲在宣判前申請前往日本參加活動，腳上還戴著電子追蹤器，我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其實很現實：他要怎麼通過機場安檢？日本議員公開表示不歡迎他來日本，民眾黨陳智菡則批評說，日本人不懂台灣法律，「無罪推定」。
這件事情其實很有意思。因為它碰觸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原則與政治責任。
李忠憲指出，「無罪推定」確實是一個法律原則。意思是，在法院判決確定之前，一個人在法律上被視為無罪。這個原則的目的，是限制國家權力，避免政府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處罰人民。
但法律原則從來沒有說：社會不能評論。沒有說：政治人物不需要承擔政治責任。更不用說日本人要不要讓什麼台灣人入境，根本是日本國家的權力。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一個政治人物如果捲入重大醜聞，即使還沒有判決，通常也會先辭職。
有些情況甚至更極端。李忠憲舉例，例如 2007 年，日本農林水產大臣Toshikatsu Matsuoka，因為政治資金醜聞，在國會質詢前夕於宿舍輕生。這不是因為日本沒有無罪推定。而是因為日本政治文化裡有另一個更強的概念：責任。
一個政治人物如果讓政府、政黨或社會陷入醜聞，即使法律上還沒有定罪，也會被認為應該承擔政治責任。
很多時候，這個責任的形式就是：辭職、退選、從政治舞台消失。這種文化背後其實帶著一種古老的精神。在日本歷史裡，武士如果犯下錯誤，會用切腹來承擔責任。現代政治人物當然不會真的切腹，但那種「必須為名譽負責」的文化記憶仍然存在。
相對來看，台灣的政治文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當政治人物捲入案件時，常見的劇本不是退場，而是：政治動員，司法案件很容易被轉化為政治迫害、司法追殺、體制打壓。
於是案件不但不會削弱支持度，反而可能強化支持者的認同。李忠憲說，兩種政治文化於是形成一個很戲劇性的對比：日本的政治戲劇通常是醜聞 、道歉 、辭職 、消失。台灣的政治戲劇常常變成醜聞 、反擊、動員、支持度可能還會上升。
所以當日本議員看到一個戴著電子追蹤器、正在接受司法審理的政治人物，還要來日本參加政治活動，他們會感到不可思議，這其實不是「不懂法律」。而是兩個社會對於政治人物的期待不同。
在某些社會裡，政治人物的角色比較像：權力的戰士。但在另一些社會裡，政治人物仍然被期待成為：名譽的承擔者。最後其實會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治人物到底是誰？很多時候，他們其實只是那個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子。
如果一個社會崇拜戰鬥，政治人物就會一直戰鬥。如果一個社會重視羞恥與責任，政治人物就會選擇退場。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許不是：誰比較懂法律。而是：我們希望政治人物成為什麼樣的人。
李忠憲認為，其實那位日本議員大概只需要回一句話就夠了：在日本，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政治人物首先應該思考的，不是申請出國去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而是要用什麼方式，向社會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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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原則。(三立新聞網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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