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歐洲要向台灣學社會韌性？」
在柏林訪問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亞洲計畫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時，這句話讓我們有些意外。
Lipke說，他有研究歐洲安全政策的同事，一直希望觀察台灣與南韓，了解這兩個長期面對軍事威脅的社會，如何為可能發生的衝突做準備。原因在於歐洲也開始為可能與俄羅斯發生的對抗做準備，但Lipke坦言：「在社會層面，我們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我們告訴他，住在台灣的人未必會有同樣感受。
台灣有防空警報、有演習，也談了幾年民防與全社會防衛韌性，但大部分人的日子仍然照常。中國軍機、軍艦活動可以天天出現在新聞裡，便利商店依舊24小時營業，捷運照常行駛，網路和電力也沒有因為台海緊張而停止。
Lipke聽完之後，反而提起南韓。「如果你在衝突狀態下生活了60年，它就會變成你的正常生活。」
《台灣怎麼撐》第五篇從這場有些錯位的對話出發。歐洲看台灣，看到的是一個長期面對中國威脅、已經開始建立民防制度的社會；生活在台灣的人，看到的卻是一個戰爭威脅始終存在、日常生活又幾乎沒有改變的地方。
歐洲為什麼會想看台灣？
俄烏戰爭之後，歐洲安全政策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轉變。過去談國防，焦點主要放在軍隊、武器與北約。現在愈來愈多討論往一般人的生活延伸。
如果停電怎麼辦？通訊中斷怎麼辦？供應鏈停擺之後，家庭有沒有基本物資？警報響起來，民眾知不知道哪裡安全？
Lipke談到歐洲社會目前的狀態時相當悲觀。他認為，如果現在真的發生戰爭，許多歐洲民眾其實沒有準備，因為大家很難想像戰爭真正進入生活後會是什麼樣子，也沒有接受足夠的相關資訊。
部分北歐國家已經向民眾發放危機準備手冊，德國則開始重新討論兵役與軍事人力。但一般人的準備程度仍然有限。
這也讓台灣進入一些歐洲安全研究者的視線。
台灣每年都有防空演習，也有防空避難設施，近年又把民防、關鍵基礎設施、醫療、通訊與物資供應納入全社會防衛韌性的討論。
從歐洲看過來，這些事情已經比德國熟悉很多。德國獨立記者Leonardo Pape說：「台灣在這方面一定比歐洲走得更前面，至少跟德國比是這樣。」
德國人連防空洞在哪裡都不知道？
Pape自己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我們問他，如果現在有飛彈打到德國，他知不知道住家附近哪裡可以避難？他說，自己不知道社區附近哪裡有防空洞，也不認為德國現在有一套完整、一般人熟悉的防空避難系統性知識。可能有一些設施，但民眾未必知道。
這個回答放在德國其實有些矛盾。德國在二戰期間遭到大規模轟炸，照理說應該有非常深的戰爭記憶。但Pape認為，戰後德國很長一段時間並不希望讓人民覺得「戰爭又快要來了」，政府即使有準備，也不會長期把社會放在備戰氣氛裡。
「它會有一些準備措施，但不是那麼強，也不會一直宣傳『我們在準備戰爭』。」
台灣的情況剛好相反。中國軍事壓力一直都在，防空演習也不陌生，至少每年會有一次。所以當歐洲研究者開始尋找「一個民主社會如何長期面對軍事威脅」的案例，台灣自然很容易被看到。
問題只在於，台灣人真的每天都覺得自己生活在軍事威脅之下嗎？
住久了，它就變成正常生活
Lipke從南韓看到的經驗，剛好可以解釋這個落差。南韓面對北韓軍事威脅已經超過半世紀。首爾距離南北韓邊界並不遠，北韓飛彈試射、核武與軍事威脅也長期存在。照理來說，這樣的社會應該具有非常高的危機意識。
但Lipke說，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如果你在衝突狀態下生活了60年，它就會變成你的正常生活。」長期威脅並不會讓人「自動變得更有韌性」。「你只是把它內化了，它會變得有點抽象。」
這可能也是台灣很熟悉的心理狀態。中國軍機活動增加，可以成為當天新聞。
解放軍軍演，也可能讓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但一般人隔天還是要上班、接小孩、繳房貸、吃飯。如果沒有飛彈真的落下來，軍事威脅很容易停留在新聞畫面和政治討論裡。
它存在，但不一定每天影響生活。這也是台灣和烏克蘭、以色列最大的差異之一。前者長期面對可能發生的戰爭，後者已經知道戰爭真正進入日常後是什麼樣子。
「台灣比德國前面」到底代表什麼？
Pape認為台灣民防比德國走得前面，這個判斷並沒有錯。至少台灣有固定防空演習，有民眾熟悉的警報，也開始進行情境更複雜的韌性演練。但這個比較很容易產生另一個誤解。
比德國走得前面，不等於台灣已經準備完成。因為德國目前的起點本來就很低。Pape說，德國至今沒有全國性的大型民防演習，連兵役改革都採取相對保守的方式。政府希望增加軍事人力，卻沒有直接恢復全面強制役，因為很清楚社會可能反彈。
這種矛盾，他認為台灣也有。政府希望人民增加準備，卻不可能每天告訴大家戰爭就要發生。說得太輕，民眾不會改變生活習慣；說得太重，又容易被解讀成製造恐慌。
台灣和德國都在找這個界線，只是兩邊的位置不同。德國還在讓民眾重新接受「戰爭可能影響自己」。台灣則已經接受這件事很多年，只是接受久了之後，威脅也可能變得沒有那麼具體。
政府往前走 社會感受還沒跟上
宋高祖在另一場訪談裡，從歐洲回到台灣，也談到同樣的落差。他說，歐洲現在開始增兵、加強緊急防護，也透過手冊提醒人民準備飲用水與存糧。
我們問他，歐洲人民有沒有跟上政府的思維。他回答：「當然沒有啊。」因為大部分人的生活還沒有進入「現在真的快要打仗」的狀態。
宋高祖也提醒：「演習跟作戰畢竟不一樣。」
演習可以知道警報有沒有響、部門有沒有回報、指揮系統能不能運作。卻很難知道戰爭真的發生之後，人會怎麼反應。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台灣和歐洲彼此看對方時，會出現不同答案。
歐洲看到台灣有演習、有防空設施、有長期威脅，所以認為台灣有經驗。台灣人自己看到的是，這些制度很多還沒有真正碰過戰爭。兩個判斷其實可以同時成立。
台灣的特殊之處 是戰爭威脅下仍然很正常
這趟在歐洲談民防，最有意思的也許就是這個反差。台灣長期面對的軍事風險，確實比多數西歐國家直接。但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每天充滿戰爭氣氛的地方。
正常生活本身當然是一件好事。一個社會不可能因為戰爭「可能發生」，就永遠活在戰時狀態。Lipke從南韓的經驗分析，當威脅長期存在，人的心理會找到一種和它共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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