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產前診斷進步，台灣顱顏孩子數目逐漸減少，連帶讓手術量跟著下降；偏偏要養成一名真正成熟、可以獨立執行複雜手術的顱顏外科醫師，可能得花上10年，甚至累積數百例手術經驗。病人愈來愈少、醫師需要的訓練卻如此漫長，這門高度仰賴雙手與經驗的「手工業」，會不會有一天面臨人才斷層？投入顱顏醫療逾40年的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顱顏中心主治醫師羅綸洲，卻給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我覺得還好，並不太擔心沒有人接班。」
羅綸洲醫師受訪時坦言，少子化與產前診斷的確會相對減少顱顏孩子的數目，但若單純看到「手術量下降」就認為顱顏外科正在式微，其實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甚至值得高興的原因——醫療技術真的進步了。羅綸洲舉例，過去腭裂孩子接受腭裂手術後，若說話仍有鼻漏氣等問題，可能還需要再接受語言相關手術。使用舊技術時，這個比例約為36%；但隨著新技術發展，目前已從36%降至約9%，且需要再接受治療的孩子，多數也是相對輕微的個案。
羅綸洲回憶，約40年前自己剛開始投入腭裂手術時，約有56%的孩子在上小學前，還得再接受一次鼻子、嘴唇的修補手術；但現在，這個機率已降至幾乎為零。也就是說，現在的孩子接受早期治療後，成長過程中已不必像過去一樣反覆進出手術房，可以一路等到成年，再視自己對外觀的需求，決定是否接受唇鼻相關美容或調整。羅綸洲直言：「所以現在我們手術量減少，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我們的技術進步。」
換句話說，手術變少，不全然代表病人變少，而是有些孩子已經不用再挨那麼多刀，接受一次手術就能獲得比過去更好的治療效果，也不必在成長過程中一次次進出手術房。對孩子而言，少一次手術，就少一次疼痛與恢復期；對父母來說，也少了一次守在手術室外等待的煎熬。
羅綸洲說，醫療團隊持續整理、分析過去病例，檢討哪些地方還能改善，目的就是不能讓一套技術、一個想法「一路做下去，毫無改變」。當治療效果越來越好，後續需要接受調整、整形或重建手術的機率自然降低，「這不只是減少病人的負擔、家屬的負擔，也減少社會的負擔。」
不過，醫療進步與患者數下降的另一面，確實也帶來新的難題——下一代醫師，要去哪裡累積足夠的手術經驗？
羅綸洲直言，顱顏外科不是看幾台手術就能上場的專業。「顱顏手術的確是一個手工業。」從縫合、骨頭排列到骨頭固定，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長時間磨練。他認為，以唇裂、腭裂手術為例，至少都得累積約100例，才可能慢慢成為一名成熟、穩定、能夠獨立執行手術的醫師。
「我常跟年輕的醫師講說，你要熬十年。」但100例也只是其中一個階段，羅綸洲語重心長地補充道：「100例有100例的技術，300例、500例又有不同的技術，每做一例，你就會進步一點。」
當真實病例逐漸減少，傳統「手把手」的臨床教育也必須跟著改變。羅綸洲拿出團隊目前使用的唇裂、腭裂仿真模型，大小甚至比照嬰兒實際口腔，醫師可以像真正開刀一樣切開組織、左右縫合，甚至練習肌肉縫合。
除了模型訓練，還有手術影片、會議、病例討論及學術訓練等不同方式，補足臨床病例數下降後的教育需求。但羅綸洲強調，不管訓練方式怎麼改變，「精緻、安全、有效果」仍是最重要的原則，醫師養成絕對不能因為病例減少而馬虎。
有趣的是，儘管外界可能擔心顱顏外科乏人問津，羅綸洲卻透露，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長庚整形外科分為不同領域，而顱顏因為涉及先天異常、病例變化大、手術困難度高，更需要醫師不斷提出新的想法與創新技術，反而相當受到年輕醫師歡迎。羅綸洲表示，申請整形外科訓練的競爭相當激烈，而顱顏領域仍有許多年輕醫師有興趣投入。
至於不少人擔心醫美市場磁吸人才，讓辛苦培養多年的整形外科醫師最後全數轉往醫美，羅綸洲的答案也沒有想像中二分。
「你可以做一半一半，我也是做一半一半。」羅綸洲坦言，現在要100%只做顱顏並不容易，一方面顱顏病例減少，另一方面收入也相對有限。特別是一些從其他國家來台學習的醫師，回國後若完全只做顱顏醫療，可能連維持家庭所需收入都有困難。
與其要求一名醫師只能在「顱顏」與「醫美」之間二選一，羅綸洲反而鼓勵他們找到可以長久維持的方式。
「你做醫美有比較好的收入，你做顱顏可以得到你心裡想要做、喜歡的工作，同時你也可以從這邊得到滿足，你幫助了人家。」在他看來，兩者並不相違背。
更讓他不擔心傳承的原因，是目前長庚顱顏外科已有約11、12位主治醫師。團隊每週固定共同開會、討論病例及檢討治療成果，下一代的手術結果，他也都看在眼裡，「其實讓我擔心的真的不多。」
既有技術有人接了，下一步真正要問的反而是：下一代能不能超越上一代？
「一個重點就是追求新知。」羅綸洲說，過去團隊發展3D立體醫學影像、3D列印，如今AI與機器學習也逐漸進入顱顏治療領域，甚至已開始嘗試運用在骨骼位置的規劃；此外，組織工程、AR、VR乃至機器人，都可能成為下一代醫師面對的新工具。即使他認為機器無法完全取代顱顏外科這雙高度依賴經驗的手，但科技可以讓這雙手更精準，減少錯誤判斷、改善治療成果。
台灣的顱顏醫療，也早已不只是把自己的病人照顧好。羅綸洲表示，目前就有十多名外籍醫師在長庚顱顏外科學習。一名來自瓜地馬拉的醫師甚至告訴他，早在來台前一、兩年，就已開始關注長庚團隊、參與線上會議，甚至購買他撰寫的教科書，將其中的方法應用在自己的腭裂患者身上。
「其實我們的影響，我們不知道，可是他們（外籍醫師）來了，他們會告訴我。」這樣的技術輸出，也延伸到海外義診。不同於傳統義診團隊飛到當地、完成手術後離開，羅綸洲說，他們更著重的是「教育」與「訓練當地醫師」。
羅綸洲解釋道，一般病例盡量讓當地醫療團隊自己處理，碰到真正困難的個案，台灣醫師再和他們一起合作、解決問題。因為真正能留下來的，從來不是台灣醫師在當地多開了幾台刀，而是當台灣團隊離開後，當地醫師自己還能繼續開刀、繼續救人。
而下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已經寫在2033年。羅綸洲表示，世界腭裂相關國際大會每4年舉辦一次，是該領域重要的大型國際會議。台灣過去約30年間曾兩度爭取主辦權，卻都沒有成功；直到最近一次競爭，最終由台灣與美國角逐，台灣取得約81%的選票，終於成功取得2033年主辦權。
他特別強調：「主辦權是台灣。」長庚團隊是代表台灣去爭取，而這項成果，也象徵國際對台灣顱顏醫療的肯定。到了2033年，羅綸洲已經78歲，談到「那一天」，他笑說，自己當然非常期待，也希望屆時還能回來參加。不過他很清楚，那時候真正站在舞台中央的人，應該已經不再是自己，「那時候的主角應該是盧亭辰醫師跟周邦昀醫師，當然我們還有林政輝醫師。」
從需要「熬十年」才能練成的手工技術，到模型、3D、AI；從台灣醫師飛出去替患者開刀，到外國醫師主動來台灣學習；從已故的羅慧夫醫師到陳昱瑞醫師、羅綸洲醫師，再走向下一代，顱顏外科面對的確實是一個病人變少、醫療快速改變的時代。
但至少對羅綸洲而言，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還有沒有人願意接」，而是接過這把手術刀的人，能不能繼續往前走，走得比上一代更遠。或許到了2033年，當世界各地的顱顏醫療專家齊聚台灣，當年跟在前輩身後學習的年輕醫師，也已經成為站在台上、把台灣經驗分享給世界的人，而「那一刻」，或許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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