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時30分開始，一路做到下午1時30分，整整6個小時，只為了一名病人。這是普瑞默生物科技放射藥物技術長張智偉博士過去在台北榮總製作18F-BPA放射藥物時的日常，繁複的製程讓他一天可能只能服務一名病人，做久了、累了，他也曾懷疑：「我們做這個，到底對病人有沒有用？」直到腫瘤科醫師告訴他，一名原本連走路都有困難、只能坐輪椅的孩子，接受治療後已經可以在操場上奔跑，他聽完只說了一句：「好，那這樣就好。」這個答案，讓他繼續在放射藥物領域走下去。數十年後，已經60多歲的他甚至提早離開穩定的台北榮總，跟著普瑞默共同創辦人黃雅瑤博士投入新創、重新來過。問他為什麼願意在這個年紀再拚一次？他只淡淡回答四個字：「志同道合。」因為做藥大半輩子，他比誰都清楚，一支藥「做得出來」和「能夠穩定送到病人手上」，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張智偉畢業於化學系，進入清大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才真正跨進放射領域，那是一個即使到了現在，在台灣仍相對小眾的專業。後來他進入台北榮總，一路投入放射藥物研究與製作，除了服務臨床，也協助大量動物研究。待得夠久、做過的藥夠多，他反而愈來愈清楚看見一個現實：醫院裡可以有很好的研究、有厲害的技術，也可以把一支藥成功做出來，但研究成果能不能真正跨過一道道門檻走進臨床？即使進入臨床後，又能不能長期、穩定地讓病人使用？答案往往沒有想像中簡單。
其中，最讓張智偉難忘的就是硼中子捕獲治療，也就是BNCT相關經驗。BNCT並不是每一名腦瘤或頭頸癌患者都適合，因此在進行相關治療前，需要經過評估，而18F-BPA就是當時團隊用於相關評估的重要放射藥物之一。張智偉回憶，早期18F-BPA主要還停留在動物研究，約自2008年前後陸續製作供研究使用，到了2012年左右，北榮、清大及腫瘤醫療團隊展開合作，相關技術逐漸走進臨床。最初一年可能只有十幾名病人，後來需求愈來愈多，一年達到200多人，一做，就是將近10年。
「不是每一個腦瘤、頭頸癌病人都適合。」張智偉解釋，即便罹患相同疾病，不同患者對藥物的攝取與腫瘤特性仍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必須先透過18F-BPA PET檢查進行評估，才能知道後續是否適合進一步治療。隨著相關醫療逐漸受到關注，甚至開始有國外患者專程搭飛機來台，提前一個星期抵達，只為完成檢查與後續安排。每當遇到這樣的病人，張智偉坦言，團隊的壓力反而更大，「每次遇到國外來的病人，我們都很緊張。」因為對方不是從隔壁縣市過來，而是搭了飛機、安排住宿，甚至把希望放在這一趟跨海而來的行程上，「我們很怕藥物失敗。」
但這支已經做了近10年、需求甚至增加到一年200多人的藥，最後仍在2021年前後停止製作。不是因為沒有人需要，也不是因為團隊不會做，而是原本的製造環境無法符合後續所要求的GMP規範。談起這件事，張智偉沒有責怪法規，相反地，他強調，真正要進到人體、給病人使用的藥，本來就應該在更乾淨、符合規範的環境中製造，「這對病患來講當然是一個保障嘛！」就像食品的中央廚房都必須符合衛生規範，真正要進入人體的藥品，更沒有降低標準的理由。
但對一名做了數十年放射藥物的人來說，另一個問題卻一直留在張智偉心裡：當一支已經有臨床需求、病人也確實需要的藥，因為製造環境與制度門檻停下來之後，接下來誰來做？「以前我在北榮，其實也做蠻多藥的。」張智偉說，不只是臨床使用，還包括大量研究用藥，但很多研究做完後，究竟什麼時候可以真正走到臨床，沒有人知道；即使已經進入臨床，也可能受到設備、法規、資源與製造量能限制。一支藥「做得出來」，終究不代表病人就能一直「用得到」。
這個問號，也在多年後把他從熟悉的醫院體制帶進了一家新創公司。普瑞默生物科技共同創辦人黃雅瑤博士回憶，張智偉可能是最早知道她準備離開台大醫院的人之一，當時他甚至特地傳訊息問她：「聽說你要離職了？」大概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沒想到黃雅瑤真的走了，還決定自己蓋一座放射藥廠。接著，換張智偉開始思考：自己要不要也走？
那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台北榮總是大型教學醫院，有成熟的體制、穩定的工作，也有多年累積下來的研究設備與資源；相較之下，新創公司幾乎什麼都得從頭開始。張智偉坦言，自己確實想了很久，也四處打聽，但最後讓他決定提早退休、跟著黃雅瑤一起走的，仍是那些做了大半輩子的藥，以及多年來反覆看見的問題。問他為什麼願意離開安穩環境，在60多歲的年紀重新來過？他的答案沒有豪言壯語，只有簡單四個字：「志同道合。」
如果有自己的GMP藥廠、有迴旋加速器，也有能力把過去只能少量製造的藥逐漸規模化，是不是就不必永遠停留在「一天只能服務一名病人」？張智偉說，過去製作18F-BPA時，「以前我們一天只服務一個病人，從早上7點半做到下午1點半。」整整6個小時，只為一人份藥物。如今若能建立完整製造設備與自動化系統，同樣一項技術，就有機會服務更多病人，這也是從醫院研究端走到產業端後，他最希望突破的限制之一。
黃雅瑤形容，放射藥物如果真的要走向規模化，「一定要自動化」。因為放射藥物除了要求無菌、品質與製程穩定，工作人員還必須考量輻射暴露，過去仰賴人力一支一支製作，不只產量有限，也不利於長期擴大；若能透過自動化設備，在具有屏蔽保護的環境中完成製程，不僅有機會增加產能、提升製程一致性，也能降低工作人員在製造過程中的暴露。
而這件事對台灣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就是放射藥物的供應鏈。與一般藥品不同，放射性核種有半衰期，從生產完成的那一刻開始，活度就在持續衰減，因此不像一般藥品，可以大量進口後放在倉庫裡好幾個月。對放射藥物來說，「時間」本身就是成本，尤其治療型放射藥物所需的部分核種，目前仍高度仰賴海外供應，航班延誤、物流異常、國際局勢甚至供應商排程，都可能牽動後續醫療安排。因此，團隊下一步不只想做診斷，也開始布局治療型放射藥物，希望逐步建立台灣自己的製造與供應能力。
黃雅瑤透露，甚至已經有醫院主動問他們：「你們都有診斷了，有沒有治療？」這句話，其實和張智偉做了數十年醫療後學到的道理一模一樣——找到癌症，從來不是終點。「你告訴病人，你是肺癌、你是乳癌，so what？」張智偉說，診斷出疾病後，真正重要的是下一步怎麼辦，「你還是要把他cure（治療）好，讓他變成健康的人，這個才是醫療最終的目的嘛。」
目前團隊也朝「診療一體化」方向發展。簡單來說，放射藥物可以利用特定分子尋找腫瘤相關標的，若搭配診斷型核種，就能透過影像設備收集訊號，協助醫師找出病灶；若搭配治療型核種，則有機會把放射能量帶到特定目標。不過黃雅瑤和張智偉都強調，放射藥物並不是治療癌症的「萬靈丹」，不同癌症有不同的生物特性，放射藥物也有其適用範圍，實際治療仍可能必須搭配手術、傳統放療、化療或標靶等不同方式。「絕對沒有一種治療療法可以cover everything，不可能。」黃雅瑤說。
從BNCT相關18F-BPA一路做到今天，張智偉已經在放射藥物領域走了數十年。60多歲，明明可以繼續留在熟悉、穩定的醫院體制，甚至準備退休，為什麼還要重新來過？答案或許始終都在當年那名孩子身上。
那時的張智偉做累了，也曾沮喪、懷疑，一天花6個小時，只為一名病人製作一支藥，到底值不值得？直到醫師告訴他，那名原本連走路都有困難、只能坐在輪椅上的孩子，接受治療後已經可以在操場上跑，他聽完沒有說太多，只回了一句：「好，那這樣就好。」一句話，讓張智偉又繼續做了下去。
多年後，他從醫院走進藥廠，想完成的其實還是同一件事，只是這一次，他希望把原本「一天一個人」的可能，變成更多人。因為對一個做藥數十年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一支藥有多難做、技術有多厲害，而是當它終於被做出來之後，有沒有辦法跨過研究、法規、製造與供應的一道道門檻，最後真正走到需要它的病人手上。
或許這也是張智偉到了60多歲，仍願意離開安穩環境、重新再拚一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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