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徵信社」，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抓姦、跟蹤、黑衣人，還是電影裡躲在車上偷拍的私家偵探？現任台灣偵探職業總會理事長、立達徵信社創辦人謝智博，從事相關產業近20年，他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坦言，目前接獲最多的案件確實仍是「外遇調查」，但真正讓他入行後大感意外的，反而是「恐怖情人」，「數量多到超出我的想像。」此外，隨著時代改變，詐騙、尋人、家暴蒐證、商業調查等，也逐漸成為現代徵信業接觸的範圍。
不過，這個看似什麼都能查的行業，究竟可以查到哪裡？哪些手段合法，哪些早已踩進法律紅線？謝智博受訪時也不避諱談及徵信產業最敏感的一面，坦言實務調查與現行法規之間確實存在高度張力，甚至部分調查方式「明顯一定是違法的」。也正因如此，他認為與其讓一個長年存在的產業繼續遊走在模糊地帶，不如正視它、管理它，從產業分類、專業訓練、證照制度到更進一步的「偵探專法」，都應該建立明確規範，因為真正需要被回答的，不只是「查不查得到」，還有「能不能這樣查」。
「最多還是以外遇為主。」談起現在接獲的案件類型，謝智博沒有給出太令人意外的答案，婚姻與外遇調查至今仍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但當記者問起，有沒有哪一類案件，是他入行以前根本沒想到竟然會這麼多？他幾乎沒有猶豫就回答：「恐怖情人。」
謝智博說，實際接觸後才發現，遭前夫、前妻、前男友或前女友糾纏的人遠比外界想像得多，而所謂「恐怖情人」也不只是暴力毆打。有些人用情緒勒索控制對方，有些以簡訊、電話不斷威脅騷擾，也有人掌握私密影像、生活資訊，甚至把騷擾延伸到被害人的工作與日常生活。
謝智博舉例，過去曾接觸一名女子，根據其說法，對方分手後持續遭前男友以簡訊恐嚇，甚至有人假冒女子名義在網路上散布帶有性暗示的訊息，沒想到真的有陌生男子信以為真，跑到女子工作的店內對她做出騷擾行為；此外，還出現惡意訂購外送或商品，再要求女子付款等情形。「我們覺得很扯對不對？但是竟然很多人相信了。」這些事情單獨看來或許只是一次簡訊、一筆訂單或一則網路留言，但當它日復一日發生，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成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精神折磨。
也因為接觸過不少類似案件，謝智博認為，「恐怖情人」不能只用一句「分手就好了」理解，每個案件背後的威脅程度、掌握資訊與雙方關係都不一樣，需要的處理方式自然也不同。除了感情糾紛外，近年詐騙案件同樣逐漸進入民間調查產業，包括假交友、投資詐騙等，都有人上門求助；對他而言，這也意味著今日的徵信業，早已不是外界印象中只有「抓姦」兩個字可以概括。
不過，在形形色色的委託裡，謝智博說，自己最喜歡的其實不是抓姦，而是「尋人」。「我超愛尋人啊！」說起尋人，他的語氣明顯多了幾分興奮，不過他也特別強調，債務型尋人通常會盡可能排除，真正讓他著迷的，是那些因為戰亂、時代、家庭變故或各種人生際遇而失散多年的人。因為有時候找到一個人，找回來的不只是一個名字或地址，而是一段被時間中斷了幾十年的人生。
其中一趟遠赴泰國的尋人之旅，謝智博至今記得相當清楚。據他回憶，2009年時，一名曾任情報工作的張姓老先生找上門，希望他協助尋找昔日同袍吳純斌留在泰國的家人。按照張姓老先生當時的說法，吳純斌過去曾執行情報任務，出發前曾將家人安置在泰國曼谷附近，並請好友若自己沒有回來，務必幫忙照顧他們；後來吳純斌未能返台，這份承諾也成了老人家掛念數十年的心事。
但幾十年過去，能留下來的線索少得可憐。謝智博說，自己拿到的只有幾個疑似地址的中文字、幾張2吋黑白照片，以及幾個家人的名字，張姓老先生甚至曾在泰國當地中文報紙刊登多年尋人啟事，始終沒有結果。謝智博接下委託後，循著有限的線索飛往泰國，推敲地點可能位在曼谷北方的素攀府，於是一個市場、一個市場地找，「我把那邊每一個市場都走遍了」，結果仍一無所獲。
當時的謝智博經濟並不寬裕，老人家能提供的費用也有限，他回憶，為了省錢，晚上甚至不敢住旅館，只能睡網咖，衣服洗完擰乾，靠著泰國乾熱的天氣晾乾繼續穿。有一天找人找得口乾舌燥，身上剩下的錢又不敢亂花，他看到街邊一家掛著中文招牌的金飾店，只好硬著頭皮走進去討杯水喝。店家聽出他的口音，得知他從台灣來泰國尋人後，不只再倒了一杯水給他，還隨口提醒：「要不要去中山會館問問看？」
就是這一句話，讓原本幾乎斷掉的線索重新接了起來。謝智博循著店家指引，沿著石頭路走了約五、六分鐘，遠遠就看到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他走進會館，先向幾名正在泡茶聊天的男子說明來意，語言不完全相通，就靠著比手畫腳、寫字溝通，後來有人帶著他沿旋轉樓梯走上塔樓，樓上坐著幾名正在打牌的老人家。
當他再次說出尋找的名字，其中一名老人家聽見「吳松勳」三個字時，突然有了反應。「我其實都快跪下來了，因為我已經尋找了一個多月，我找不到。」謝智博回憶，老人家隨即翻找電話簿、請人打電話聯絡，大約半個小時後，外頭傳來一陣老舊腳踏車鐵鏈轉動的聲音，一名老人騎著腳踏車緩緩抵達，走進來後告訴他：「我就是吳松勳。」
跨越數十年的名字，終於在異鄉對上了人。謝智博後來跟著吳松勳回家，得知部分家人早已離世，但對方交給了他一張吳純斌年輕時的2吋黑白照片。照片裡的男子留著平頭，年紀約25歲上下，和當時的謝智博差不多大。那是一張在吳純斌出任務前寄往泰國、歷經數十年仍被保存下來的照片，謝智博拿到後不敢放進行李，而是一路貼身收在胸前帶回台灣。
「我覺得這張照片非常燙、非常重。」回到桃園那天，謝智博記得外頭雷雨交加，原本一路省吃儉用的他顧不得再省錢，直接從機場搭計程車趕往張姓老先生位在桃園的住處。鐵捲門拉起後，兩人在餐桌旁坐下，他慎重地把那張黑白照片交到老人家手裡。老人沒有馬上說話，只是盯著照片看了很久，謝智博也不知道究竟過了3分鐘還是5分鐘，直到最後，老人家才緩緩說出一句：「這張照片很重要。」
那一刻也讓謝智博明白，所謂「尋人」，有時候找的根本不是一個還能不能見到的人，而是一個等待了幾十年的交代。謝智博轉述，後來在張姓老先生持續奔走下，吳純斌的相關身分及事蹟最終獲得政府認定，並有後續入祀忠烈祠、遺眷撫卹等結果。這段歷史細節仍有待相關資料進一步核實，但對謝智博而言，真正留在他心裡的，是老人家接過照片後久久沒有說話的那幾分鐘。「這些尋人的案件，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豐富了我的生命。」也正是這樣的時刻，讓他覺得這份工作除了「查到什麼」，還可以有別的意義。
然而，徵信業可以幫忙尋回失散數十年的人，另一面卻也可能因為「查得太深」，直接碰觸一個人的隱私與法律底線。這也是這個產業最難迴避的矛盾。
台灣目前並沒有一部專門規範民間偵探的法律，徵信從業人員在實務調查中，可能碰觸個人資料、隱私、妨害秘密等法律問題。面對記者直接詢問，實際執行案件時如何確保所有蒐證方式合法？謝智博的回答相當坦白，「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合法性。」他進一步解釋，合法與否當然會納入考量，但以實務工作而言，他會優先思考委託人的權益與案件目的；他也坦言，部分業界可能採取的秘密攝影、追蹤設備等調查方式，本身就可能存在明確法律問題，「這明顯一定是違法的。」
這番話也直接點出台灣徵信產業長久以來最具爭議的一面：即使目的是尋找真相、保護委託人或協助家屬，「目的正當」是否就能合理化違法蒐證？答案顯然不能只由業者自己決定。謝智博也坦言，從業過程確實可能面臨法律風險，尤其隨著個資、隱私與科技發展，相關法律見解不斷變化，從業人員更不能只知道「怎麼查」，還得知道司法實務的界線正在往哪裡移動。
有趣的是，這也是他現在積極推動「偵探產業制度化」的重要原因。謝智博坦言，在台灣，「徵信社」三個字長年背負著太多負面印象，一提到這個行業，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仍是黑道、恐嚇、抓姦、騙錢，甚至遊走法律邊緣，「徵信社上面貼的負面標籤太多了，撕不完。」相較之下，「偵探」兩個字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反而更容易聯想到柯南、金田一等作品裡的調查角色，有神秘感，也帶著一定程度的專業想像。
謝智博認為，現行「工商徵信」的產業分類早已無法完整涵蓋今日民間調查工作的樣貌，因此他希望第一步先讓產業有更明確的定位，有了清楚的商業分類後，才能進一步建立職業組織；第二步則是專業訓練與證照制度。他以部分海外國家為例，認為民間調查人員應該建立一定的資格與管理門檻，而不是任何人只要掛上「徵信」招牌，就能進入這個可能高度碰觸他人隱私的行業。
「你今天要當醫師，要念醫學院、受訓；律師要考國考、實習，但徵信這個行業沒有。」謝智博說，目前從業者背景五花八門，有退休警察，也有人過去從商、做會計或從事完全不同的職業，他並不認為偵探一定得是警察出身，甚至有時候更願意從一張「白紙」開始培養；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續學習法律、心理、人性、溝通與風險判斷。「你要常看新聞，但不是只看誰判幾年、誰無罪。」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理解一個判決為什麼這樣判，因為真正進入案件後，面對的從來不是教科書裡一模一樣的人。
而第三步，也是謝智博認為最終必須面對的，就是台灣是否需要一部真正的「偵探專法」。「當舖有當舖業法、律師有律師法、地政士有地政士法，但偵探這個行業一直存在，卻沒有被規範。」他認為，與其假裝民間調查產業不存在，不如正視它、把規則訂清楚，包括什麼人可以從事、哪些事情能調查、哪些手段絕對禁止，以及委託人與被調查者的權益如何保障，都應該有明確界線。
謝智博甚至期待，若有一天制度真正成熟，民間偵探或許能在尋人、民事調查、安保等部分領域，成為公部門之外的另一種協助力量，但他也不諱言，若談到真正的大型刑案，現階段台灣民間徵信業的能力仍遠遠不足。「我們沒有受過刑偵的專業訓練。」即使有從業人員自行接觸相關鑑識知識，也無法取代警方完整且系統性的刑事偵查訓練，若說民間偵探可以獨立偵辦重大刑案，他直言：「我相信國內沒有任何一個徵信業者有這個量能。」
從外遇、恐怖情人，到一張從泰國帶回、等待了數十年才重新回到故人手中的黑白照片，近20年的徵信工作讓謝智博看見的，其實不只是人們想藏起來的秘密，也包括許多想盡辦法都希望得到一個答案的人。但也正因這個行業有能力走進別人的婚姻、行蹤、過去甚至隱私，制度與界線才更加重要。
從「徵信社」走向「偵探」，真正需要改變的或許從來不只是名稱。謝智博說，他希望有一天，這個產業能透過制度與法律逐步走向「正當化、正常化、正向化」。但在那一天真正到來以前，民間偵探究竟可以查多深、做到哪裡？當一個人「尋找真相」的權利，碰上另一個人不願被窺探的隱私時，那條線又該畫在哪裡？這恐怕也是台灣如果真的要迎接「偵探產業」，最終不能只留給偵探自己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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