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我記得：十一個平凡人的太陽花運動
陳虹瑾、李振豪、陳昌遠
曾芷筠、蔣宜婷、陳珮瑜
- 陳虹瑾、李振豪、陳昌遠、曾芷筠、蔣宜婷、陳珮瑜
- 張乾琦/馬格蘭通訊社
- 杭大鵬、王漢順、鄒保祥
- 杭大鵬、余志偉、高偉格
- 馬立群
- 曾立宇
- 李文瀚、張容瑄
- 陳虹瑾、李又如、王薏晴
- 王錦華、簡信昌
歷史留言素材取自 318 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public.318.io），若您為留言作者，歡迎至該網站指認作品。
發布時間 2024.03.18 06:00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 2024.03.18 12:55臺北時間
2014 年，三一八運動（又稱太陽花學運、占領國會事件）爆發，擋下兩岸服貿協議，翻轉台灣本土政治社會格局、促成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公民不服從」精神的展現，也替 2014 香港雨傘運動、2019 香港反送中運動、2022 中國白紙運動等大型社會運動創造動能、打開各種可能性。
這群「不服從的公民」曾被簡化為「暴民」，他們大多沒有光環、不曾握有麥克風，10 年來，卻在地方創生、親職教育、社會企業、香港與中國民主化等議題領域持續努力。當熱血退場，學運領袖走下神壇，他們以不同形式出關播種，成為台灣民主發展裡長流的細水。
我們訪談共 11 名台、港、中三地直接或間接的三一八學運參與者，從平凡人視角出發，記錄10 年來的記憶——
他們曾是送太陽花到立法院的花店老闆，是帶著運動創傷到偏鄉開巴士的公車司機，是背著嬰兒守在行政院外的媽媽，也是帶孩子們在立法院外搭帳篷的媽媽們，是以原住民身份投入立委選舉的布農族青年，是因不敢隨示威者衝行政院而自責 10 年的女孩，是回地方深耕民主、開放政府的社運參與者，是衝完行政院，放棄出國、用 PPT 和爸媽溝通自己有意從政的新科議員，是恐懼被警察抓捕、遭遣返回香港、卻堅持參與社運的港生，也是透過網路偷看立法院現場直播的中國高中女生。興許，他們也是曾經的你。
〈鏡人物〉與 READr 合作，透過互動網頁，重現 10 年前的三一八運動現場。同時，READr 以「318、太陽花、大腸花、反服貿、三一八、佔領國會、佔領立法院、向日葵運動」作為關鍵字，蒐集近 20 萬篇 Facebook 相關文章，從歷年熱議關鍵字的變化，觀察 10 年來台灣輿論熱點的變與不變。我們亦重現三一八運動現場加油打氣的便利貼，也邀請你加入留言，分享你的三一八記憶，與我們一起寫下平凡人的真實歷史。
現在，我們邀你一起回到立法院、青島東路、濟南路、行政院等四個記憶地點，回顧三一八運動的十年一刻。（往下滑看更多人物故事、資料分析。）
記憶地點：青島東路
他無心送的太陽花竟變學運名字
在太陽花學運的維基百科上有這麼一段敘述：「三月十八日晚間，由於永和花店老闆林哲偉（編按：應為林哲瑋）贈送向日葵到立法院議場，隨後占領人士便不經意地把向日葵插在議場的講台上…透過眾多傳播媒體流傳後，造成群眾送來更多的向日葵…傳播媒體因此逐漸以『太陽花學運』稱呼這次占領行動。」
送花支持 意外成象徵
雖然名字被打錯了，10 年前的新聞仍留下林哲瑋 29 歲時受訪的身影。畫面裡，他像失眠多日，帶著略顯濃重的黑眼圈，一臉疲憊，說話聲音也有點氣虛。我們後來才知道，他那時經營花店剛滿 4 年，兒子約 2 歲，成家、立業之餘還要支援學運，怎能不累？
10 年過去，他不一樣了，臉變得削瘦，徹底脫去稚氣，也精神了。時移事往，很多事都不是當年期望的模樣，只有林哲瑋仍開著花店，10 年如一日。他回憶那天，在臉書上看到有人要去立法院抗議，想著自己能做什麼表達支持？身為花店經營者，送花最簡單，因為剛創業不久，也沒什麼錢，就訂了 2 箱便宜又符合精神象徵的太陽花，請爸爸開車幫忙送過去。
他在晚上 7 點左右趕到現場，人比想像中多，「我走不進去，因為太多人了…我就一直喊：『有物資要進去！』但根本動彈不得。我連箱子都沒有開，就請他們傳進去，結果他們直接把花送到（立法院）裡面去…」問他得知學運以他送的花命名時的感想，他笑出來：「我嚇死了！」
林哲瑋不是那種浸泡在政治中長大的人，但台灣本就是政治島國，相關話題從未遠離他們家飯桌。林爸是深綠計程車司機，林媽是深藍公務員，林哲瑋還記得，家裡每逢選舉必吵，「爸爸很激動，好像有訴求必須被滿足、被聽到，所以總是很大聲…一講到國民黨怎樣怎樣，就開始爆；可是我媽就是覺得，一切安定、保守，不要有什麼爭執，在人家粉飾好的太平裡過生活就好了。他們追求的東西不大一樣，那我也會想，到底我要偏哪一邊呢？」
梨價大跌 敲反思警鐘
真正的啟蒙，來自外婆家在梨山上種的水梨，幼時他看長輩農忙，知曉農民辛苦：「每一個果子，即便只有一個小小的洞，已經不能賣了，但也不會丟掉，就削掉（損傷處）自己吃。你知道那些農產品都是花了很大力氣去照顧和維護。」
2010 年，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降低或減免雙方貨物流通關稅，農業部官網仍留著當年的新聞稿：「日後台灣水果將以安全、優質、免關稅之優勢，提升國產水果競爭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2011 年全台梨價大跌，農民血本無歸，外婆家的梨園開始在閒置地轉型種茶葉。林哲瑋心中出現疑問：「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你們支持的政黨做出的決定，其實對你們的生計，是比較不利的？」疑問累積到服貿時終於爆發，這次他加入了飯桌戰局：「人民可以違逆政府的決定嗎？他們的觀念是不行。我就覺得，投票不就是為了要政府通過對我們真正有幫助的方案嗎？後來變成這樣，你反而指責學生不對？」
此次受訪，他坦言曾和父母討論，他們的想法是：「確定嗎？我們做生意的，往來對象很多是深藍的…」我們一度以為學運花店會為生意帶來正面宣傳，殊不知當年狀況完全相反，「被 cancel（取消）掉滿多家（生意）。」有問為什麼？「不可能問，因為那個時間點太集中了。就是事情發生、新聞出來沒多久，就有人突然說，上次跟你談的那個事情，後來我們公司有其他想法，所以先暫停。一個，你可能會覺得他們真的有其他考量，二個三個四個五個，不大對吧？」
當年賣太陽花給他的廠商，也曾明言表示要支持學生，僅收成本價，但當林哲瑋說想寫一篇文章表達感謝時，收到的回覆卻是：「不要。他們堅決地說，不可以寫他們的名字。」
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運，最終帶來的只是生意上的損失。他至今不確定自己擋下了什麼？阻止了什麼？只有一路挫敗。5 年多前婚姻平權公投是第一次失落，「那時公投我還幫我媽做小抄，教她按照順序投，結果後來投出來，真的是…原來我們以為的同溫層比我們想的薄很多。」
差不多也是那時候，外婆家的梨園在經歷幾次小範圍試種後，第一次迎來大規模改作，砍了一批樹。他大受打擊，好像關於童年的什麼再也回不來了。「梨樹枝在花藝工作裡，是非常重要的資產，所以我們想盡可能留下。我在新店的倉庫裡，就裝了一個小山的梨樹枝，都是我們在山上砍下來的。那是我外公以前去日本找來的品種，接枝養了幾 10 年，才長成那個樣子，直接化為烏有，真的是捨不得…」
堅守信念 10 年如一日
外公外婆身為果農的勤懇，一直影響著他對待花草水木的心思，他知道每一朵花都得來不易，「怎麼可能讓它就開 2 小時，立刻進垃圾袋？」他開始和婚宴的新人洽談，是不是能在宴會結束後把花收集起來，捐給孤兒院和老人院？或把花放在店門口讓民眾自由拿取，「願意的話就捐錢（買花），我們每 2 個月把捐款湊成整數，再捐出去。」他這樣做，已經 10 年了。
就像 10 年前的太陽花精神一樣。林哲瑋說：「如果說太陽花（學運）帶給我什麼啟示，我覺得就是，不管力量有多微小，也可能會醞釀成一個大的力量。就像我無心插柳送的花，變成學運的名字。」
今年總統大選前 2 天，他在社群發文：「前幾天回家吃飯時，我媽突然緊張兮兮地把我拎到一旁，問我總統要投誰；說我爸看新聞說現在很多年輕人看抖音、支持親中政客，所以很怕我會投錯人（父親不敢直接來問我，才派我媽來探口風）。我回說：『他（林父）是不是忘記當年有幫我開貨車載向日葵到立法院前面發，才有後來太陽花的事情啊？現在花很貴，我可沒打算再來一次太陽花運動喔！』」
但他最後仍開車載著一束太陽花，隨我們重返青島東路拍照。拍攝結束後，將一束 10 枝的太陽花轉送給我，花遞過來，好像遞來一把火。我問，太陽花的花語是什麼？他說：「其中一個是希望。」
兩名港生：台灣學生保護了我們
「到現場有什麼用？可能沒屁用。」「想衝，卻總問自己憑什麼？我又不是台灣人。」2014 年 3 月 19 日清晨，港生 Candy 滿心糾結，跳上新竹客運首班車，從清大直奔立法院。
32 歲的 Candy 與我們重返三一八運動現場，她滑開臉書，翻找 10 年前的貼文，有青島東路現場照，也有服貿爭議懶人包。她蹙起眉，「我當年寫臉書，怎麼這麼中二？」此刻她身旁坐著 35 歲的香港友人Franki，二人在台灣熟識，一聊才發現當年都在學運現場，且都加入後勤工作小組，頻繁進出的工作地點，就是徐州路上的台大社科院舊校區。
無痕參與 烙愧疚傷疤
Candy 在香港讀完高中，隻身來台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儘管香港當時蘊積不少社運量能，但 Candy 對故鄉社運並不熟悉。台灣爆發三一八，是她首度參與大型社運。
「同學告訴我：『妳是香港人，別去現場。』到了三二四，要衝行政院時，很多人說：『妳是香港人，不要進去行政院。』」當時 22 歲的 Candy 陷入拉扯，「大家阻止我，但我不想什麼都不做。我需要拿捏：怎樣的風險，是我可以承受的？」
Candy 在街頭蹲三天，回清大洗一次澡，又回立法院。她發現，比起站在台前拿麥克風，自己更擅長行政後勤；學長帶她進台大社科院階梯教室，與各校十多名學生協作，「我一直做圖發文，幾點幾分，請大家在哪裡集合，類似『動員文』。」
現場數台電視輪播，每人埋頭筆電，階梯教室沒有窗戶，她不知破曉日落，只知累了躺下，醒了工作。該小組很謹慎，人員進出須配戴識別證、核對名冊，唯獨她例外，「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能留刑事紀錄。所以，所有工作名冊、識別證，都沒我名字。」
「我是三一八運動隱形的參與者。我很愧疚。我是小編，後來發文動員大家衝行政院，大家被打了，我卻在階梯教室，後續也無法和任何行動者討論。」占領行政院行動在鎮壓、清場下落幕，「社科院派」立刻解散，Candy 帶著難以名狀的罪疚，無人訴說。她曾耳聞有心理諮商團體願與學生聊聊，尷尬的是，她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名單，成了被遺落的人。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邊緣、沒有被看見。可是有時候，只是很想做一些事、說一些話，讓自己也貢獻什麼。想衝的心情，比拉住自己的動力還要強。」太陽花落幕不久，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許多Candy熟識的港生，機票一買衝回香港；她沒衝，留在台灣。
「即使我飛回香港睡街頭，也就是空拍機下萬人裡一個黑點。我一直想：我個人如何發揮最大效果？」有了三一八經驗，她學會盤點自身能力，寫信給教授，向老師們「借課 10 分鐘」。此後二週，她帶著自己做的 PPT 穿梭教室間：「大家好，我是香港學生，請借我 10 分鐘，讓我講一下香港發生什麼事。」每遇哽咽，話語停頓幾秒，台下學生總會等她，聽她說完。
這是 Candy 首次「國際倡議」經驗。後來，她看到清大學生發文，表示因她分享，更理解港人立場，「我覺得…我好像有做對選擇？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嘗試讓自己功能最大化。」
「三一八留給我很多困惑。我加入一個團隊，在緊急凌亂之下被解散，我又忽然被剝離了。當時（社科院派）到底為什麼解散？我有沒有貢獻過一點什麼？」但困惑未必全是壞的，「如果有什麼影響到我，可能是之後參加社運時，若我有量能，會去關注更邊緣的人。」
比起 Candy 的運動傷害，Franki 的三一八記憶不那麼痛苦—彼時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此前，他參加過樂生反迫遷，和警方有對峙經驗。學運期間，他進出社科院，協調物資場地，占領行政院行動中，他加入「衝組」，翻過行政院圍牆。
「參與樂生的時候，台灣人也保護我。警察登記姓名，學生就拖住警察，叫我快走。」許多年後 Franki 發現，這種保護並非「叫你不要參加社運」，而是「幫你降低傷害」。占領行政院現場，他聽著何韻詩〈光明會〉爬過圍牆，然後警察來了，眾人要他快倒下，趁亂以救護車掩護他出去，「台灣學生都知道，只要我被抓，政府有權遣返我。」
關注人權 在台撐香港
學運隔年，Franki 返回香港，試過前往其他國家工作。他最大的創傷發生於 2019 年，香港反送中；其後他輾轉各地，2022 年起落腳台灣，任職 NGO。2023 年，他以香港監獄書信往來為題，創作劇本〈寄：〉，獲台北文學獎。
他們的離合聚散，都在台灣。Candy 目前亦在台灣任職 NGO，關注香港人權，她有時會想起三一八期間，某天清晨，青島東路人們睡成一片，樹上布條印著「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很安全」，她見警察在發呆，趕緊拍照，傳給在香港的媽媽，假裝一切平安。
「身為香港人，有很多不得不考慮的風險，需要隱身、妥協、不能用本名和大家說話，呈現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公共參與樣貌。為什麼很多人匿名，還要受訪？就是希望有些故事被知道、不要落掉那些在陰影裡的人。」心中軟肋是家人，談到雙親，她眼角潮濕，「我爸媽一直不知道，三一八運動裡，我待過一個社科院裡的小組。」
「我在三一八做的事，和現在工作很像…爸媽還是不曉得，這些年我在台灣做什麼？」春日的社科院忽然颳風，吹亂她包上布條，「我一直帶著這個，」她攤開皺舊布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這條皺布，她也許更想攤開給父母看。
記憶地點：立法院
離開社運，到偏鄉開幸福巴士
採訪這天，31 歲的李嶽，早上先到新竹峨眉教老人家彈樂器唱歌，下午回苗栗南庄開幸福巴士，載一位獨居的客家老奶奶回山上的家。偏鄉客運因營運不佳，行經路線縮減，許多地方交通需要替代方案。公路總局的幸福巴士政策，讓偏鄉部落的長者，可以透過預約的方式搭乘，外出看醫生、買生活用品後要回家，不致於無車可搭。
投入社運 抗爭衝前線
李嶽是國科會偏鄉交通平權調查小組專員。他每天早上 6 點開始接電話，幫地方居民預約，有司機請假還需幫忙開車。目前他正在對峨眉鄉進行調查，規劃幸福巴士的行經路線，但要經營並不容易，得找車、找營運的啟動資金。車需要人捐，而啟動資金需要 100 多萬元。
李嶽曾經翻過立法院的圍牆 2 次。第一次是在太陽花前一年的 7 月，立法院開服貿公聽會，反服貿團體在大門口抗議，呼口號講訴求，就衝了。當時他閃過警察，迅速翻過圍牆一躍而下，「結果沒有人跟上，也沒有警察要理我。」遇到這種情況，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默默從側門離開。回到正門，「又翻一次，哈哈哈哈！」第二次，一翻過圍牆他就往立法院裡頭衝，「哇，一坨耶，大概有 10 個警察，我往他們身上衝，當然就被押起來了，警察說：『好了啦，不要進來啦，來這邊沒有用啦！』」
隔年，太陽花學運發生。當晚反服貿團體先在立法院旁抗議，後來翻圍牆占領了立法院。但李嶽那天不在，「我那天落跑，沒去，那時也沒人想過真的能衝進去。」當晚他收到消息，馬上搭晚間 11 點的末班客運從新竹前往台北支援，跟眾人一起進行組織分工，他當場控，試著把人群留在立法院周圍，讓警察無法清場，緊繃狀態下連續 3 天沒睡。
太陽花學運那年他大三，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他高中在圖書館讀了馬克思與共產黨宣言，深感震撼，因此決定大學要主修社會學。他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大一開始參加抗爭，苗栗大埔案、華光社區、反媒體壟斷、反漲學費、士林王家、國台辦來台，無役不與。
當社運學生，特別激烈的，就屬擋拆遷的場子。「真的是最硬的，大家想辦法拖延警察排除的速度，在室內用鐵鍊把自己跟樓梯綁起來，或是在很狹小的地方躺下，警察很難抬啊，火氣很大，記者又拍不到，就對你動手動腳。」有次他惹惱搬他的警察，「直接膝蓋下來頂我的肚子。」他形容那過程往往是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狀態，提起有一次抗爭過後，早上 10 點他一個人走在街上：「陽光普照，大家過自己的生活、走路、做生意，很奇幻的感覺，你明明經歷生死交關的事情，但是你走出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太陽花學運待在議場的那段日子，李嶽說印象深刻的回憶不多，他翻臉書找當時發的文章，一些事情說得瑣碎。深刻的，反而是屬於社運學生才有的感觸。「那幾年跑社運都有很孤單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邊緣、很少數，大家會說你很棒、加油，可是他們一樣過他們的。到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原來社會運動有這麼多人支持，這麼多人想參與這些議題，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
學運組織 宛如打選戰
自學運開始時就待在議場，以為他會講得熱血激昂，但沒有，李嶽憨厚的笑容中帶點寂寥。3 月 30 日大遊行之後，他覺得無事可做，便離開台北回到學校，投入其他事務。雖然他很靠近決策圈，每天參與會議，但對他來說，太陽花學運並非他所熟悉的社會運動，感覺身處其中的自己，成了社會學所形容的、制度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組織很大、分工很明確，它更像在打一場選戰，我後來做政治工作後才意識到，那（太陽花學運）其實是一個競選總部，甚至是比競選總部更大的組織規模和運作方式。」
李嶽說，那種無事可做的感覺，對他影響很大。「做社會運動、做議題，落地這件事情很重要。」大學期間成天跑社運場子，時間久了，他對光是嘴巴講理論感到厭倦，於是畢業當兵，退伍以後，他先當了四年的新竹市議員助理，後來想做些過渡期的工作，女友到新竹峨眉鄉做地方創生，他便跟著去，在鄰近的苗栗縣南庄鄉做交通平權的專案人員，就這麼待到現在。
他說所謂的落地，就是人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耕耘。「以前搞運動，到處參加議題講座，到處跑，幫人家寫新聞稿什麼的，可是很空虛。我聽了很多很重要的議題，我知道什麼東西是正確的，什麼東西是該關心的，可是沒有做事。我現在做的工作，接觸到真的人，雖然事情很小，可是很扎實。」
十年後，我們像家人一樣生活
西門町漢口街窄巷內透露昏黃光線的老屋，是 Savungaz Valincinan 以布農族語「家」為名創辦的空間「Lumaq 露瑪恪」，一樓是咖啡店和選物店，二樓則是她和幾個原民夥伴居住辦公的地方。採訪這天，有人正睡醒下樓盥洗，有人在電腦前辦公，四處堆滿選舉宣傳刊物，「我沒有錢另外租房子，唯一領薪水的員工還得跟我一起睡，好可憐喔，兼員工宿舍，」Savungaz 與身旁好友兼員工 Yuli Ciwas 相視，爆出迴盪不已的震耳笑聲。
追尋認同 在街頭相遇
10 年前，當時 27 歲的 Savungaz 與 23 歲的 Yuli 是一起占領立法院的成員。Savungaz 與社運夥伴陳為廷等人帶頭衝進立法院那刻，Yuli 才知道當晚真正的意圖，跟著進入議場。占領的 585 個小時間，兩人的任務便已不同，Savungaz 接下一樓議場入口、二樓窗戶梯子旁把關人員進出的維安工作，幾乎寸步不離；而 Yuli 則是到場外與原青夥伴會合，當年參與抗爭的原住民青年多聚集在忠孝東路和林森北路路口麥當勞旁、被稱作「原青民主小公園」的鋪石子空地上，舉辦論壇和討論會。
Savungaz 從小在台北長大，父親是外省二代，母親則是來自南投縣曲冰部落的布農族人；李垣臻成長於高雄、外婆是石門水庫淹沒區奎輝部落的泰雅族人，兩人因關心原民議題結識，卻在三一八運動之後開展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退場後，Yuli 發現自己已經懷孕一陣子，因為未婚、獨自扶養孩子，回老家工作，從此退出台北社運活動。而 Savungaz 則在考慮許久後進入民進黨黨部，投入更狹義的政治領域。
Savungaz 探尋原住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一向與參與社運息息相關。就讀成大航太工程系時，她便跟同學組原民社團，四處聲援原住民抗爭如反東海岸開發、知本反遷葬，及士林王家、苗栗大埔張藥房的反迫遷運動；2012 年，她深入參與台東反美麗灣運動，在環評現場與警察衝突，除了留下大片瘀青抓痕、被控告妨害公務的紀錄，也更深知對抗體制的艱難，「三一八是規模最大的，讓大家聚集、長時間一起工作，是我們成長過程重要的事件。每段經歷都是養分，三一八也不例外，它沒有那麼特殊、沒那麼決定性，卻帶給我們很多影響。」
學運後，她與原青夥伴辦共識營、自主組成部落宣講，讓族人了解服貿影響；期間她也從漢名改為布農族名，繼承外婆的名字 Savungaz，是與部落重新連結，也解開母系家庭血緣的祕密，一步步找回布農族「交換婚」制度底下的親族、尋回曾以高砂義勇隊身分參與二戰的部落祖先名字，「抗爭中很多事是有背景的，要知道為『誰』爭取，以前那一群『誰』對我來講很模糊，但現在都是有臉孔的，越來越明確。」
那 2 年她也在民進黨輔選，走訪全台原民部落，參與地方組織工作，即使隨著民進黨執政，離開民進黨，「這些經驗使我更認清現實、更有政治判斷，」但也因此更希望能真正擁有資源跟能力改變部落現狀。
理想「打折」 卻找回夥伴
2023 年 4 月，Savungaz 宣布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山地原住民立委。沒錢沒政黨奧援，也沒有團隊，她想起 9 年前一起在議場衝撞的好友 Yuli，「我幾乎是哭著跟她說：『我一直都很希望妳回來工作，我很需要你，』她看我們持續在做這些事，其實也很想參與。」當時 Yuli 的孩子九歲了，心願是在考卷跟聯絡簿上單寫族名，「我告訴他，我跟乾媽（Savungaz）蒐集很多族人想做的事，姓名的權利就是其中一個，他就說他也要投票，」Yuli 回憶道，與孩子溝通後，她便決定從高雄北上幫助 Savungaz。
選舉期間，Savungaz 最核心的團隊就是 Yuli 和男友，3 人時常一天開 10 幾小時的車，像打游擊戰，有活動就參加、有人需要幫忙就過去，因為獨立參選，連要跑完所有部落、拜訪選民都困難，「一開始真的埋著頭瞎跑，後來處理很多個案，原保地繼承、家族問題，一次次直接拜訪族人，我本身也有抗爭體質，行程會碰到有人打電話來問：『你有沒有要過來，我們九點要抗議，』 這些參與讓我撈到非常多支持。」
最後 Savungaz 雖然落選，但仍拿下 6840 票，讓不少人感到意外，「選得很辛苦，但因為無黨參選，更開放認識各地的族人，陪伴族人度過問題，每一票都踏實，關係建立更深刻，」她坦承地說，「去年對我來講是很瘋狂、毫無懸念的一年，但現在其實很迷茫不安，開店有固定開銷，還要找出存活到下次選舉的方式，我最怕就是養不起 Yuli，讓她失望回高雄。」
有時，Savungaz 會想起三一八結束後，常與社運夥伴在街頭相遇，坐在路邊談理想，「我那時候就想要做這個空間，是很美好藍圖，培訓工作室、辦公室，然後有一間店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開民宿接待我們的青年，」她頓了一下後說，「現在這是一個打折版的嘛，我們不賺錢，也不是合法民宿不能收費，但我們已經在這裡辦了很多場活動，在這開會，各地的青年夥伴北上工作，可以在這休息聚集，就是這空間最大的意義 ，可是這個意義沒有產值，也沒有辦法量化，這個月可能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二訪時我們回到「民主小公園」拍照，她展示和原民夥伴參加這屆共生音樂節的合照，Yuli 的兒子身在其中，並準備轉學來台北、與她們同住。當晚她也成功募到咖啡店的資金和房租。10 年這一刻，理想有些打折，但兩個女人重聚、打造的空間，是她們的家，也是繼續實現美好藍圖的地方。
中生：去平行時空看太陽花
同一場景，可能有無數視角與記憶版本。三一八記憶以不同形式存在；中國女生小羽（化名，26 歲） 10 年前透過網路「誤闖」立院議場， 10 年後的她首度來到台灣，仍記得那個「不在場的現場」。
祕播影片 埋自由種子
2014 年 3 月，16 歲的小羽就讀中國某省會的重點高中。一日午休，歷史老師要全班拉上窗簾、把燈全關了，播放三一八學運影片。她至今想不透：老師如何得到那些影像？「印象很深，視頻（影片）裡學生們非常激動，占領立法院。從那畫面看來…所有人都上街了。」「老師說：『你們自己看看台灣年輕人都在幹嘛？然後你們在幹嘛？』」
「我們要考高考（聯考）呀！」小羽向同學抱怨：「我們也想上街，但有這種條件嗎？老師不該把這說成是我們的錯，好像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夠清醒、不夠嚮往自由。」「我們每天被困在教室裡，手機都不能碰、不能翻牆出去看新聞。然後，你反而怪罪學生，說我們像傻子？」
午休結束，小羽回到升學正軌。「我當時很討厭這老師，覺得他廢話很多。」印象裡，老師上課常陰陽怪氣影射時政，還戲稱毛澤東是「太祖」。當時習近平剛上台，尚未獨攬大權，她高中班會主題是「習大大萌萌噠（很可愛）」，「大家對習近平印象特別好，覺得他帶來希望…」對照今昔，她失聲大笑：「現在想起來，好想吐。」
談起高中同溫層，小羽有些尷尬，「當時大家都從現實角度去理解社會運動，沒有真正思考：這意味什麼？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為何上街？」同年，香港傘運爆發，「我們不從政治角度去理解。有同學打算去香港玩，他們最在意的是…出去玩，會不會有危險？」
我們向她確認，老師曾說明太陽花運動脈絡嗎？她搖頭，「理解這些事，都很碎片化。大家把『反服貿』單純理解為『反共產黨』，有些人會理解成『國外在鬧事』。」為了核對記憶，小羽詢問高中同學小傅（化名，25 歲）。我們聯繫留學歐洲的小傅，他確實記得這場「放映」，畢業後，他亦得知歷史老師曾因課堂言論，被家長舉報。
與太陽花學運本身無關，高中畢業前，小羽和學長閒聊，學長試探：「妳知不知道天安門『那個事』？」小羽懵然。學長說：「妳不知道？死了好多人啊。」
「當年，我沒有正常渠道去知道歷史。」她不知六四、不知學生為何抗議、不知坦克會輾過人。她考入明星大學，獲機會出國，接觸「牆外」媒體。2017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過世，她卻不知劉曉波是誰。「我上網查，愈查愈多，發現原來我這麼無知。我大哭一場，哭得特別難受。」
劉曉波的死，燃起小羽對所處世界的好奇。她惡補台港近代史，某些時刻，會想起那位討厭的歷史老師—畢業後，她也耳聞老師被舉報、調職，也許，不只一人舉報他，「我開始理解，老師當年為什麼把教室弄暗？為什麼要偷播太陽花視頻？那些陰陽怪氣、那些調侃，可能來自他的壓抑。他可能想透過太陽花運動，啟發我們一些東西…可是當時，他無法實現。」
歷史老師的下落，再無人知曉。但小羽清楚知道一件事：「那個午休，老師把窗簾拉緊，卻從此替我打開一扇窗口。」
走出牆外 援白紙運動
那扇窗通往世界。2024 年，小羽初次踏上台灣，觀摩總統大選。她做足了功課、報名講座，去現場看開票。當監票人員開始唱票，她很激動，「這是公開實踐民主，而且這是用中文說的！海峽對面的中文世界，對我來說，就像平行時空。」
小羽大學畢業後，曾前往北京一所非營利組織實習，只是該組織最後被迫關門。二○二二年底中國爆發白紙運動，她在日本加入聲援行列，負責社群營運、策劃沙龍。當中國留學生們站上東京街頭聲援白紙運動，她蒙面舉牌，站在人群中。
這是她首度參與社運，面對內部矛盾場景，卻頗有既視感，「我看到社運的複雜性。太陽花學運、雨傘運動，內部都有矛盾；白紙運動後，我也看到類似的矛盾。」「遊行，會給人一股熱血感，大家常被簡單情緒支撐—反共產黨。但人們其實沒仔細思考：我們該為社會做些什麼？」
「10 年前，一個中國的老師，很祕密地帶學生看這麼敏感的太陽花影片，現在想起來，很不可思議。 10 年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這很重要。」她無法找到歷史老師，但開始思索更重要的事—例如透過民間串聯，不同國家的青年可建立共同問題意識和目標，「性別議題對我啟發最大，而且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新潮流，也是目前大家共同可以發聲的議題。也許，我們敵我意識不必那麼強？我們可以多看到彼此的連結點，可能是反抗傳統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或反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壓迫。現在，我更在意這些。」
記憶地點：濟南路
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張淑惠拿著一疊泛黃的自製繪本，跟我們講解服貿：從前從前，各村落居民以物易物，後來出現貨幣，大家都換到自己想要的物質，生活變得更好了。可是，有一天，金礦國的商人帶著滿滿的金子，想跟村民交易。村民們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贊成者認為貨出去可以發大財，反對者認為金礦國一直想併吞我們，這背後一定有陰謀。繪本最後，各方吵了起來，怎樣的交易才是好交易？沒有明確結局，張淑惠補充：「它其實是在說協議要對等，每個人要思考，自己做決定。」
親子共學 街頭變教室
她帶我們來到濟南路群賢樓前， 10 年前，二百多個家庭帶著小孩來此搭帳篷，埋鍋造飯，輪番守夜，她比劃著：「這裡有個烹飪區，這裡有個繪本遊戲區，小朋友就在馬路上踢足球，上廁所就去濟南教會。」她說，最多曾有約二十頂帳篷，並排到濟南路中央，延伸近中山南路，帳篷上貼著對待小孩的原則：不打不罵，不威脅利誘恐嚇。她解釋：「很多人送糖果給小朋友，純送沒關係，但我們希望不要用糖果吸引小孩，大人都會這樣玩孩子嘛！不過這邊的人都對小孩非常友善。」
10 年前，張淑惠是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她擔憂馬英九政府的傾中政策與不平等服貿協議，3 月 18 日晚上，她看到學者靜坐抗議，九點與先生、七歲的兒子到場聲援。接著，先生跟著群眾翻牆進入立法院，她帶著兒子在馬路上留守一夜，「我跟先生本來是教育改革夥伴，有了孩子之後成立親子共學，我們很希望帶動有孩子的家庭繼續關心社會。」
她記得那晚：「我跟另一個家庭留在那邊，幸好我們經常露營，有幾張露營椅，小孩睡在野餐墊，因為很靠近水溝蓋，腳上都是蚊子叮。」怎麼跟小孩解釋現況？「有一件事情要被政府決定，可是沒有經過商量討論，這是不民主、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表達抗議，要經過討論、取得共識。因為我們從小不打不罵，不管要帶他去哪裡，都要經過商量討論，小孩非常有感。」
兒子席地睡在野餐墊上的照片在臉書上被大量轉發，鼓動更多家庭帶著小孩來到現場。親子共學認為教育並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生活中，幾天之內，抗爭演變成在議場外保護學生的長期抗戰，口號是「學生不退，親子不退」，街頭民主教室順勢形成，學者短講、群眾對話、講故事…街頭成了大型自學進修社群。
「國家讓這麼年輕的孩子翻牆進議場，我們是更大的成年人，不好只交給他們去承擔，（當時）有這樣的心情。」整整 20 多天，她頂多偶爾回家洗澡休息，其餘時間全都在街上。「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來清場？那個恐懼一直在。一定要守住這裡，白天人很多，晚上人一少就感到緊張，尤其害怕警察使用暴力。」街頭上，小孩與警察盾牌形成鮮明對比，「小孩也會問，警察不是保護我們的嗎？」
做足功課 倡理性討論
恐懼的最高點是行政院衝突，她擔心接下來會暴力驅離濟南路，「一直在想怎麼保護小孩，但這時候，小孩反而是安定的力量，他就是吃、睡、遊戲，過他的日常。」我們與張淑惠如今 17 歲的兒子聊了聊，他記得在街頭玩得很開心，就像一場遊行或露營，長大後知道是太陽花，覺得「很酷，原來我在歷史現場，有出到一份力。」
尊重兒童需要學習。張淑惠舉例：「那時候街頭有香腸攤，只要排隊就可以免費拿到一根，有一度阿伯說：『小孩半根。』我們就跟他討論說小孩也是一個人，也要一根，阿伯猶豫一下就答應了。阿伯可以溝通，但當時馬英九政府沒辦法溝通啊！」
運動退場後，張淑惠持續關切核能、兒童遊戲權等議題，並希望培養與不同意見者深入對話的能力，邀請審議式民主倡議者呂家華來親子共學團分享，「家華介紹審議式民主的程序，帶大家實作、討論，還有事前的資料準備。這打破我的想像，不是一群人意見交流就叫作多元，還要提供相關資訊。還沒有做任何審議討論之前，大家會依照自己的經驗、直覺做決定，但當我們得到更多資訊，有時間充分思考，有憑有據討論之後，才能夠做一個相對理性、並且盡可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決定。」
她和一群家長們開始土法煉民主，例如：大家想要更理想的公園遊戲環境、更活潑的公共空間，就讀資料和國外案例、相關法律，找法令制定者溝通，挑戰官僚系統。2019 年，共學團創立政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2018、2022 年她二次參選市議員，社群內部討論各種議題，都會先閱讀相關資料再討論意見，她笑著總結：「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回想 10 年前露宿街頭那 20 多個夜晚，她每天都懷疑真能擋下服貿協議嗎？她記得撤離那天好開心，終於可以回家睡覺，「努力是值得的，我在那邊睡 20 多天，真的有守住。」
走出運動傷害，重新成為台南人
我們隨嚴婉玲來到濟南路上的群賢樓外，她走到康園餐廳旁的側門時說：「當時我們就是從這裡翻牆進去，我心想會被警察驅趕，還跑去廁所躲起來，躲了十分鐘，發現沒人追我，就自己默默走出來…。」
三一八學運是由一場「意外」揭開序幕。
易進難退 學運留傷害
2013 年，她 36 歲，正在政治大學就讀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社運圈與學界已開始討論服貿協議可能對台灣造成的衝擊。「我們論述服貿對各行各業帶來的問題，但都激不起太多討論，一直沒辦法捲動群眾的熱情。」
但意外發生了。隔年 3 月 18 日那天晚上濟南路集會，嚴婉玲傍晚才聽說學生打算翻牆：「陳為廷鬼鬼祟祟跑來跟我說：『欸，阿姊，我們等一下要找一些人，從康園旁邊的圍牆翻進去』，我就說：『喔，好。』」她回憶，所有人都認為翻牆進去，接著被警察抬出來，整個抗議行動就告一段落，沒想到衝進議場，舉起準備好的布條，卻不見警力驅離。
行動引發巨大迴響。接下來幾天，議場內外不同群體彼此角力，嚴婉玲因曾參與 2008 年野草莓學運，與學運、社運的人都相熟，成為 NGO 組織和學生間的意見協調者。
她坦承，當時的溝通經常是無效的，「例如三二三衝行政院，很大一部分是溝通不順暢引起的，大家嚇到了，引發了更多的彼此猜忌。」三二四後，決策圈形成，決定在 3 月 30 日舉辦大型遊行集會，目的是凝聚人心，告訴外界：我們沒有被行政院流血事件擊垮。遊行後，決策圈準備在 4 月 11 日退場，但雜音不斷。
「學生與 NGO 滿明顯有不同的情緒，NGO 們一直在問：『我們的階段性目標是什麼？怎麼退場？』但很多學生不想退，或說不想自己走出去，用那樣的形式退場。」「那時候我們也在關注民調，支持度開始往下降，立委也在討論去中山樓開會，那我們占領議場就毫無意義。很多人批評決策圈太小，或是一般人的意見沒有被納進來，但老實說，不論野草莓、或者香港（占領中環）的情況都告訴你，如果沒有大台，事情可能會用更零碎的方式結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人了。」
她在運動後經歷「公民組合」分裂、擔任社會民主黨創黨秘書長，2016 年選舉後感到疲憊不堪。「我意識到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學運青年只要進到政黨，很快就變成派系的棋子，彼此之間沒辦法串連。」她坦言有運動傷害，「比如紀錄片或口述書籍，我會迴避去看那些細節。時不時有人問我三一八促成什麼改變？我只能說它確實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經驗和政治歷程，但我不想價值性地評論這場運動。」她沒被警察爆打，反而有種倖存者的愧疚，「真的有很多人是受害者，他們可能誤信三一八改變了什麼，也有人非常眷戀那個時期，覺得自己衝進議場拯救這個國家，對我來說他們都是這場運動的某種受害者。」
耕耘地方 民主更深化
2016 年農曆春節，她回到台南老家，在小年夜遇上地震與維冠大樓倒塌，看到一群熱心自發付出的年輕人，發現地方青年不分黨派、彼此串連是可能的，她決定返鄉。同年，她創立社團法人台南新芽協會，8 年來，常態性地監督台南市議會，也關心地方議題。「10 年前我在這裡的時候，每天好像在談論國家大事，但完全不了解地方政治怎麼運作，地方議員的名字我連五個人都叫不出來。回到地方，你才會拉出那個距離感。」
嚴婉玲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姊姊，母親說生她是為了幫忙照顧姊姊，她抗拒被安排的命運，拚命逃離母親的控制。反而是回鄉後，她扛起照顧母親和姊姊的責任，母親也成為新芽協會的捐款人，支持她為地方做好事。她解釋，新芽是監督市政府的地方團體，需要時和性別、文化資產、環保等倡議團體並肩作戰，「例如能源轉型，我們把全國性議題轉換到在地，關注市議會怎麼討論淨零條例，把質詢內容轉成摘要上網，是很磚頭式的功夫。」也嘗試帶小學生進議會看議員質詢，共同討論心得。
去年底，嚴婉玲主編的《台灣地方政治讀本》探討地方派系勢力分佈和歷史成因、農會選舉與樁腳的綿密運籌，對於眼光總是看向立法院、博愛特區的多數人而言，終於對地方政治有了具體的概念，目前正在規劃第二本。「我們談地方政治，都太容易流於八卦，或是很社會事的黑金、買票，可是地方政治不會只有這部份。有年輕人跑來跟我說，他們本來不了解地方政治，但是透過這本書，開始意識到那不是進不去的異世界。」今年，她計劃導入 AI，讓 chatGPT 成為能回答議會質詢與法條內容的地方政治小型資料庫，「我們今年想把這套做起來，只要台南做起來，全台灣的地方議會都可以用。」
「除了參選和成為樁腳，有沒有不一樣的路徑參與地方政治？中央的倡議者沒有感受過地方，很難談地方要怎麼改變，如果 10 年前我們好像守住了一道防線，下一步民主要深化的場域，我覺得就是地方。」學運像大浪打來，浪退後還是得回到日常，把民主往地方深化聽起來很理想，究竟是一條孤獨路，問她何時感到深刻被觸動？「我覺得我重新成為一個台南人。」
記憶地點：行政院
十年後才能說的羞恥
「左轉有書」書店牆壁上，用粉筆畫了太陽花學運時學生占領議場的場景，下方寫了一個提問：「 10 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麼？」34 歲的朱剛勇（本名朱冠蓁）回憶，那天她朋友衝進議場，手機沒電了，她送行動電源過去，之後每天晚上下班後就到物資站當志工，「就只是個路人。」
人生百味 扶持無家者
朱剛勇是「人生百味」共同發起人、《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太陽花學運那年成立的人生百味，至今 10 年了，該組織提供無家者相關資源，例如台北車站附近的據點「重修舊好」，讓無家者得以短暫休息、用餐、洗澡；專案計畫「人生萬事屋」 則組織無家者為清潔工作隊，到獨居長者、障礙者或弱勢家庭的家中幫忙清理打掃。除此之外，無家者沒有正式工作，往往沒年終、沒尾牙，人生百味也每年舉辦街頭尾牙，慰勞無家者一年來的辛苦。
人生百味成立的緣由，來自於學運時許多食物進入物資站卻放到過期，朱剛勇感到可惜，曾將一箱發不完的包子送到龍山寺給街友。「那時我連哪裡有街友都不知道，上網搜尋跳出台北車站、龍山寺，才知道那裡有這麼多街友。」她也從那時開始關心無家者、貧窮相關議題。
小學時她都跟男同學混在一起，因此被取了「剛勇」這個綽號。由於不滿臉書實名制，常使用這個名字，時間久了，也就被人稱為「阿勇」。她是高雄人，大學讀高師大設計系，喜歡閱讀社會議題書籍，畢業後到台北做韓國娛樂的行銷設計工作，卻沒有太大興趣；因為關注公平貿易議題，轉往非營利組織「公平貿易協會」任職，她關心社會議題，曾參加反核、洪仲丘遊行。
朱剛勇印象最深的是 3 月 23 日，學生攻占行政院那天。她回憶，當天吃晚飯時收到訊息，立刻衝到行政院前，那時警察已開始集結，周圍有人一邊喊衝，一邊看著她，但她無法動作，就愣在那裡。「原本想像自己會一路很順地衝進去…那個不敢再靠近的恐懼感很大。」
轉化內疚 擁抱無力感
她說，當時內心有強烈的拉扯。一方面覺得，自己經歷了各種思辨，這一刻來到現場，可以成為一個挺身對抗制度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又想著種種不衝的理由，「我明天要上班、我在 NGO 工作、我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等等，可是自己知道，那些理由都是為了不要過去。」
「我那時候人在那裡，但我走了。」書店裡，朱剛勇細細剖析，她說當時心裡「有一種很巨大的、複雜的無力感」，也有自責跟內疚的心情。「而且還伴隨著一種…」她想了一下，神情有點難過，「一種羞恥嗎？後來看到有些朋友提到那天被打、被拖走，我其實那天在現場，但沒有進去。我覺得心靈的那股羞恥感，一直到 10 年之後，到現在才有辦法說出來。」
她說太陽花學運對她最大的影響，並非只是拿一箱發不出去的包子給街友，進而成立非營利組織，而是看到那個不勇敢的自己。「所以我後來更能夠去體諒人無法做某些事情。那個心靈狀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次體驗。」她學會體貼，體貼他人的無力，也體貼自己的無力。這也讓她能更能貼近無家者、貧窮者的處境。「那個不勇敢、不光榮的，甚至是被貼上汙名的狀態，讓人特別想要、特別希望被社會所理解跟講述。」
她至今不曾和衝進行政院的朋友們講起這段過去，一方面還在思考該怎麼說，另一方面也缺乏開口的契機。朱剛勇說，那天離開時，身邊另一個也不敢衝的朋友對她說：「沒關係，我們回去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回家後，她一邊看警察鎮壓的影片，一邊爆哭。
「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這句話對後來的我，一直是很重要的提醒。」她笑說那陣子，工作特別奮力，奮力到老闆都疑惑，不知她為何有這樣的轉變。「好像很拚命地想要證明自己，那天沒有去，確實還有其他事情在做吧。」
刪掉臉友，然後花十年加回他們
諶淑婷與一雙兒女並行，來到行政院北平東路後門。2014 年 3 月 23 日夜間，示威者衝入行政院，她懷抱襁褓嬰兒，來回踱步於此，等待在行政院內拍攝的丈夫黃世澤。 10 年過去，嬰兒已成小五生。
「爸爸有被打嗎？」大兒子澄澄好奇。
「爸爸沒有被打。」諶淑婷答。
「為什麼爸爸沒有被打？」澄澄追問。
「可能他比較幸運吧。」
立場對峙 放棄舊時友
諶淑婷有兩個臉書帳號，舊的那個，2014 年春天起再也沒有更新。三一八學運爆發後，她一直以為，社群媒體友人立場雖不同，至少還可對話，「可是，到了占領行政院，很多人留言：『要衝行政院，本來就會被打；那些暴民自己討打，還造成社會混亂。』我心想：『你們在說什麼？不管任何人在台灣，都不應該被警察打。這是國家暴力。』」
3 月 23日當夜，攝影記者黃世澤決定進入行政院拍攝，諶淑婷因而跳上老公的摩托車，抱著嬰兒在行政院圍牆外等待。她沒料到手機訊號就此不通，見水砲車、警備車、救護車一輛輛開進行政院，大批警力封鎖入口，她一直聽到警棍敲擊聲。警方後來開放院內學生外出就醫，黃世澤趁亂離場，夫妻在北平東路重逢，諶淑婷第一句話問：「你有沒有受傷？」黃世澤身上沒傷，但見到學生被打，情緒激動。往事歷歷，當諶淑婷嘗試回憶更多細節，澄澄問：「媽媽，妳本來是不是以為，爸爸死了？」
彼時諶淑婷為了育兒，剛離開服務 7 年的新聞圈。她目睹媒體圈撕裂，有人同情學生，有人厭惡學運。身為新手媽媽，她覺得某些論調很刺眼：「同學裡，我滿早生小孩，可能因為這樣，想到小孩未來要面對的社會，危機感很重。」「我轉很多文章，大家直接在留言區吵起來。我很清楚，我們以後無法再深入討論彼此價值觀了。」澄澄插嘴：「為什麼吵起來？」諶淑婷平靜答：「因為觀念不同。」
「只要沒辦法溝通的人，我最後都懶得溝通...」她疲憊無力，開始刪臉友；先刪同學，然後刪家人親戚，最後刪不完，乾脆重開帳號，自我介紹寫明支持學運社運、反核立場，新帳號臉友不到百人，「過去的生活圈，我就不要了...」割捨是因創傷太深，她曾使用舊帳號回訊息，臉書回顧跳出三一八舊文，於是陷入痛苦迴圈。她因此廢棄舊帳號，許多舊時朋友，也就直接不聯絡了。
創傷反應 遺忘三一八
年復一年，諶淑婷意外發現，運動傷害之外，有什麼慢慢發酵。例如她哥哥任職國營企業，對政治從不表態，三一八學運後期，卻自發穿黑衣，靜坐立法院人群裡。又過了幾年，她哥哥主動拿反核連署書回家，請家人簽署。
「我發現大家的觀念會轉變，我也會轉變。」2014 年，她參與成立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至今也 10 年了。「我漸漸發現，要推進一件事，力道要拿捏－－你一直罵，別人聽不進去；可是，如果你站對方立場思考，嘗試推進一件事，對方也許願意站在你身邊。」做生育改革，她也曾被罵，但她開始找機會，與不同立場者對話。近年，她臉書加回老友，「過去理念不合的朋友，幾年沒聯絡，突然見面會尷尬，但我慢慢把朋友撿回來。」
接受訪談前夕，諶淑婷重新爬了 10 年前發文，「我發現，那年發言都非常尖銳、說話很刺。」母職讓她自省、調整，「因為育兒，我想和更多人溝通。我希望我孩子是可溝通的、善良的人。」她近期才找出 10 年前的影音、網路報導素材，為孩子解釋服貿協議、三一八運動發生原委、落幕過程，澄澄看了照片，驚訝問：「為什麼那些打人的警察，臉都這麼明顯，後來（國家）卻抓不到打人的人？」諶淑婷不知如何解釋，只能向孩子說，是的，國家並不一定值得你相信，當年打人的警察，目前無人被咎責。
拍攝空檔，她在行政院後門對兒女進行公民教育，解釋立法院、行政院職權、象徵意義皆不同。她嘀咕，已和孩子們說過好幾次二二八故事，也解釋過白色恐怖，卻從沒說過太陽花學運，難道是出版市場上太陽花學運文本太少？又或者，她完全忘了占領行政院事件？
諶淑婷的六歲女兒燦燦問：「媽媽，那妳怎麼現在才記起來？」
「對呀，記者阿姨問我，我才想起來這些事喔，」她摟摟女兒，「也許，這也是一種創傷反應喔，但媽媽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些改變。」
衝完行政院，棄出國決定參政
李宗霖還記得行政院清場那天，警察變成機器的眼神。消息出來時他正在吃飯，決定趕去支援，搭計程車，「司機還不算我們錢，叫我們要加油。」晚上 7 點多，開始有人和警方起衝突，他出面阻止，努力維持「非暴力抗爭」的秩序，「然後警察就開始清場。他們變成機器。」
決心改變 參選市議員
變成機器，是什麼狀況？是真的從他們眼神或裝備，看出他們變成機器，而不是一個人在面對另一個人了？李宗霖說：「完全是啊。他在意的是效率，有沒有辦法準時把你們清完。所以他們就是把你拖啊、在地上揍啊打啊，對你飆國罵啊，把你清走。」
凌晨一點，撐不住了，「我那時穿了 3 件衣服，都破了，所以你知道那個力道其實是滿大的。」他退回立法院附近的醫護站做處置，到醫院驗傷，早上 6 點多才回過神來：「靠么！這個國家怎麼會變這樣？」
外傷容易處理，內傷麻煩。李宗霖坦言清楚自己在學運中的位置，就是一個人頭，哪怕時代造浪，也自知只是小小的浪花。不過面對「國家怎麼會這樣」的疑問，他終究無法不去想，說：「從小念書，在體制內長大，我（那時才）開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麼？我一路看書，聽人講，找答案。」
花了半年時間消化，得出的解答是參政。2018 年，他決定參選台南市議員，走上更艱難的革命之路。父母都是魚販，苦幹養活一家子，對孩子的期望無非是好好念書、工作。有天，爸爸忽然找他吃飯，出言相勸：「不要涉入政治，你沒有要出去留學也沒關係，就好好考個建築師…」
為了說服父母，李宗霖做了 PPT 簡報，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參選。如今他已找不到簡報檔，但依稀記得最明確的思路是，太陽花運動不就是年輕人想要出來改變點什麼嗎？「當然改變也可以從其他地方開始，可是政治明明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動能，卻也是最大的黑洞。很多政治人物很糟糕，你不想被這些人統治，就自己出來選，對吧？」
也許是簡報真打動了父母，李宗霖最後借到二十萬元作為競選經費，加上政黨支持，總共花了 150 萬元。他笑出來：「大家聽到的回饋都是『你怎麼這麼便宜！』你知道有些國民黨的人，（參選）都是 1000（萬元）在撒的。」
台版長征 見民主遺痕
那年他 30 歲，無政治背景，卻能選到只差五百票就當選。他不諱言「太陽花」是個 Bonus，甚至超脫了政黨色彩，可以得到大多數年輕人支持。那也是一群「沒有錢」的人，而他和那些人太像了，畢業後服役、工作，走進 22K 政策發展出來的絕望職場，漸漸活成同世代共苦的鬱悶模樣，「當時（流行的）書籍就是崩世代啊、反貧困啊…」
走上街頭的也多是這些人。李宗霖回想從電腦裡看到有人衝進議場抗爭的那天，他人在成大圖書館，為出國留學做準備。那時他 26 歲，在建築業界領低薪當營繕專員，工作內容包山包海。那是教授介紹的工作，但得知低薪狀況，教授自己都覺得抱歉。出國留學看似是突圍的唯一路徑。
直到另一條路出現。3 月 19 日，他搭第一班高鐵從台南到台北，再轉進青島東路。那時他沒有想到，此行一待就是一個月，接著影響了未來 10 年的人生規劃。
2015 年，他加入基進黨成為志工；2016 年為了輔選，開啟一趟效法切．格瓦拉的旅行。切．格瓦拉當年在長征中一路向北，親見了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李宗霖則是從美麗島出發，一路經過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嘉義二二八紀念碑、苗栗大埔的張藥房，最後到台北的鄭南榕紀念館，那是他自己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2022 年他再次參選，順利當選台南市第 10 選區議員。採訪這天，他騎著老舊的摩托車現身，車上還貼著校園停車證貼紙和台獨貼紙，都斑駁了。他帶領我們穿過成大校園，人好多，「因為今天有稀有的寶可夢，還有同志遊行。」年輕的人們和我們擦肩而過，我問他，怎麼看待現在的年輕人？李宗霖說：「我覺得我老了，我才 36 歲，已經沒辦法跟 20 幾歲的人聊天…」他談起過往到校園演講，自我介紹還可以用太陽花簡單定錨， 10 年過去，沒辦法了，「他們那時候都還只是小學生而已…」僅僅 10 年前的歷史，被翻頁了。
再回首 10 年前的那一晚，和他一起守在青島東路的朋友們，「都回去做建築了，只剩下我還在做政治工作。」那是距他已遠的平凡上班族生活，他也曾想過當年若沒有北上，若沒有被警察打傷，若沒有騎摩托車去旅行，若沒有看見那些在民主路上灑過熱血的前輩身影…人生沒有如果，李宗霖說：「是這些事情，促成了現在的我。」
太陽花十年：輿論如何評價？
2014 年 3 月 23 日，學生佔領立法院已經第五天，仍等不到總統馬英九回應其訴求。26 歲的魏揚在忠孝東路快步行走，沿路滿滿人群和他一同湧向座落在中山北路口、彼時遭拒馬和蛇籠層層環繞的行政院。
人潮最後塞滿院前廣場，魏揚用手機拍下席地而坐的抗議群眾，並在臉書上呼籲更多人到場支援。他當時無法預料，台北地檢署隔年會以這張照片為理由，起訴他煽惑眾人犯罪。官司纏訟整整 9 年，歷經一審無罪、二審有罪、三審公訴不受理，檢察總長仍提起非常上訴，直到去年 11 月，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魏揚與三一八相關的司法案件才落幕。
9 年的時光，魏揚從第一線的社運衝組，轉往非政府組織研究環境永續，期間曾為前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輔選、在社會民主黨擔任政策部專員，也去過前民進黨立委姚文智的辦公室實習。在三一八屆滿 10 年的此刻，36 歲的他以奇幻文學作品《魔戒》裡受各方勢力爭奪的「至尊魔戒」，來形容三一八如今對社會的意義。
「所有人都在搶奪三一八運動的詮釋權，就像各路人馬爭奪魔戒一樣。從這次選舉就可以發現，像林飛帆、曾柏瑜、吳崢再三強調運動抗中保台的面向，批評國民黨、民眾黨將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柯文哲則著重在人民過得很苦的論述。但說到底這些都只是片面的詮釋，大家各取所需。」
魏揚進一步解釋，學運發生前，包含關廠工人案、反媒體壟斷、反大埔強拆等社會事件風起雲湧，「三一八運動剛好提供民怨一個爆發的出口，這也是為什麼（當年）立法院周邊其實同時討論非常多的議題，有反服貿、反黑箱，甚至賤民解放區也喊出反自由貿易、反美國帝國主義，這些都是運動的一部分。現在有人指責對方扭曲運動的訴求，但當時真的什麼訴求都有。」
正如魏揚所說，不只當年的訴求多元，這 10 年來三一八也以不同的方式被社會提起。
READr 以新聞媒體、臉書輿論作為分析素材（詳見文末研究方法），發現媒體在 COVID-19 全台大流行前，三一八仍維持一定程度的媒體曝光熱度，高峰多落在運動週年、國內外重大政事變化；疫情之後，三一八一度消失在輿論舞台，直到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再談服貿議題。
而臉書與三一八運動的相關討論早年以抗爭活動較多，如割闌尾計畫、反課綱微調運動、反年金改革等，由於三一八運動是近年最大型的公民運動，公民參與、抗爭時都會有人提及；近年則以三一八運動相關的官司進度為主，或是當年「社運明星」的動向與爭議，例如林飛帆接任民進黨副秘書長、賴品妤加入民進黨參選立委、黃國昌改投奔台灣民眾黨。
從歷年熱議關鍵字的變化，我們同時觀察到民眾關注議題的變與不變：
太陽花運動也為政治帶來新氣象，許多運動參與者素人參政，這些人的動向後來也是提到「三一八運動」時常討論的內容。只是對魏揚而言，政治參與不若想像中美好。
他的第一次幻滅在 2016 年。對魏揚而言，第一次理想的幻滅在 2016 年總統暨立委選舉，當時他在新竹市為邱顯智輔選立委，競爭者除了國民黨的鄭正鈐，還有民進黨的柯建銘。為了打造理想政治，魏揚和夥伴主打改變國會黨團密室協商的陋習，沒想到在學運期間大力聲援的民進黨和柯文哲，仍選擇支持柯建銘。
魏揚苦笑，民進黨支持者對於其提出的國會問題，多半訕笑他們不懂政治現實，或批評「你們就選不上，為什麼還來分泛綠陣營的票，根本背骨仔。」過去期待在三一八運動後，進到民進黨的夥伴能促成黨內的世代改革，進而跟剛崛起的第三勢力有跨黨派合作，卻沒有料到小黨如時代力量和民進黨的矛盾會如此劇烈，最終壓縮到第三勢力的成長空間。
三一八影響未成年者也想參與社會改革
2015 年網友關注的社會事件中，「反課綱微調運動」最常和三一八一起討論。這場運動起始於學者不滿教育部打算調整高中課綱的部分用字，在台中一中社團「蘋果樹公社」在校高喊抗議口號後，各地學校陸續響應，上千學生走上街頭，過程更一度佔領教育部，並發生運動成員自殺身亡的憾事。
蕭竹均當時就讀彰化高中，受到三一八運動的影響，熱衷討論公共議題，時常和台中一中學生往來，也是策劃「蘋果樹公社」抗議活動的主要成員。他認為，過去台灣社會多認為高中生不適合參與社會運動，頂多像台北建中、台中一中等第一志願名校有挑戰服儀規範的校內抗議活動，但三一八不僅使得高中生開始關注社會，也讓大眾更能接受未成年人參與社會抗爭。
不過因為運動的規模太大，又有非常多曾參與三一八運動的人士提供建議，蕭竹均坦言，光是爭辯抗爭模式和照顧參與者的身心健康，就讓核心成員彼此心生矛盾；在和政府激烈的肉搏戰後，他隔年當選教育部課審會的學生代表，得以參與審議新課綱，一做就是四年。
當不再需要激昂地發表訴求，只需坐在會議桌上和其他的審查委員溝通討論，就能達到目標，蕭竹均感受到強烈的矛盾，包含喜悅的成就感及自我懷疑，「以前犧牲這麼多人事物想要達成的事情，在課審會我可能花三分鐘解釋給其他委員聽，獲得認同，大家舉手贊成後課綱就改掉了；每次只要提案通過，我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發起反課綱運動是必要的嗎？」
罷免計畫承接三一八動能
而「割闌尾計畫」是扣除三一八週年之外，歷年相關討論聲量最高的社會事件。Marie 和依莎都在學運爆發時加入「小蜜蜂戰鬥隊」，他們一開始穿梭在所居住社區的街坊巷弄，發送反服貿、貨貿、自經區等內容的傳單、籌辦讀書會，或在街頭演講，希望讓更多人關注國家政策。
幾乎是同時間，割闌尾計畫團隊在網路發起投票，由網友票選出港湖區立委蔡正元、板橋區立委林鴻池和淡水區立委吳育昇作為罷免對象。許多南港、內湖區小蜜蜂戰鬥隊的成員，重心漸漸移向支援罷免計畫。
「三一八運動退場後，我們這些關心公共事務的人一直想說還可以做些什麼，割闌尾計畫的目的是割除不適任的民意代表，正好扣連到（三一八）不適任立委意圖強渡關山服貿協議，才會引發抗爭，我們應該拿回公民的權力，把他們淘汰掉。」依莎解釋，當時蔡正元的爭議最多，割闌尾團隊評估成案的機會很高，因此他原本參與的小蜜蜂團體轉投入港湖區罷免案。
而原本就是南港小蜜蜂成員的 Marie，除了蒐集連署書，也同步倡議選罷法修法，想改變過去門檻極高的罷免制度；他們甚至挑戰「罷免期間不得宣傳」的法規，設立罷免總部，並介紹台灣罷免史。
最終因投票率未達港湖區總選舉人數 50%，蔡正元罷免案宣告失敗，但依莎認為，此案已讓大眾深刻理解，罷免是處理代議政治失靈的工具，也是公民本就具備的權力，再加上 2016 年選罷法修法成功，大幅降低提案與通過門檻，對他來說努力是有成果的。
但罷免案未過關，Marie 感受到強烈的失望，「當時我的感覺是，我們這麼努力，怎麼那麼多選民不出來投票？」他笑說，戮力投入罷免的多少是不願三一八運動積累的動能消散，然而他也坦承，罷免雖然能在短時間匯聚巨大能量，但也對社會造成很大的撕裂。在罷免案後，他就不太參與社會運動了。
而另一個成果、選罷法修正後上路至今，6 年多成案了 18 個罷免案，也讓 Marie 開始思索「報復性罷免」的可能性，「像國昌老師原本呼籲完全拿掉罷免門檻，2017 年底反而被門檻救了，他本人應該也想不到吧？」
從街頭回巢，轉而專注自身，Marie 不諱言在這 10 年間，他的政黨選擇改變很大。在此之前，他參與社會運動時並不喜歡民進黨，也深信公民應有藍綠兩黨以外的選擇，但他十分震撼於 2018 年政見親中的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公投結果更是與自己的選擇幾乎完全相反。
「如果說三一八運動讓我看見公民意識萌芽、覺得行動就可以改變陳痾已久的政治，那九合一大選和公投就是讓我看清過往忽視的、在蓬勃社運能量下沒有被看見的，台灣政治現實。」Marie 回憶，當年他打電話給住在高雄的爸爸，試圖說服他棄韓投陳，沒想到兩個小時的政策比對分析，卻換來爸爸回應：「韓國瑜就是比陳其邁有遠見，你戶籍都遷到台北了，不要再干涉高雄人的選擇。」
像是從一場大夢中驚醒，Marie 發現在他最關注的國家安全議題上，他還是得支持有足夠實力的政黨。所以即使不完全認同民進黨的所有政策，他在投票時還是會選擇民進黨。
10 年來政治進展是否在走回頭路？
有趣的是，魏揚和蕭竹均也不約而同提到了 2018 年地方大選與四大公投案，讓當年因為三一八運動看見曙光的人有很大幻滅。
「2018 年韓國瑜只靠強調恐懼就當選市長，都不用推什麼政見，徹底改變台灣選舉模式。」蕭竹均認為，韓國瑜的手法影響民進黨的選戰策略，2020 年蔡英文競選強打「抗中保台」，就獲得史上最高票；不過在之後的 2022 地方大選和 2024 立委選舉結果，便印證地方政治和總統大選完全不一樣，以抗中親美為訴求尋求中間選民支持，從結果來看是失敗的。
魏揚也認為，2016 年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合作破局後，泛綠支持者動輒發動輿論攻擊，到處出征贊同時代力量理念的民眾，這個情況在 2018 年地方大選結束後更加嚴重。從資料上看來，近年媒體報導三一八週年的負面評價內容，也比學運剛結束時還要高。
另外資料顯示近幾年三一八和社運相關的輿論數量減少，魏揚分析，民進黨出身社會運動，自然十分了解如何和倡議團體交涉，倡議團體也總能找到溝通的管道；但好壞總是一體兩面，民進黨也很懂得怎麼樣不聽你說話。他以囤房稅為例，原本民進黨認同的方案是從調整稅制出發，但最後的版本仍是以補貼的角度處理，在政策轉變的過程中，倡議團體的話語權就變少了。
而像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作為三一八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至今未完成立法。魏揚說明，2019 年民進黨決定不立新法，修改既有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 5-3 條，明定以後兩岸政治性談判、簽署協議等，比照修憲門檻等 10 項監督程序，雖然遭部分公民團體批評，但後續不了了之。
「我絕對不會說，給民進黨執政不如給國民黨執政，只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民間團體需要進化。」魏揚說三一八運動後，優秀人才大多進入體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社運動能萎縮，民間團體找不到一個足以和民進黨討價還價的籌碼。如果今天有足夠強大的民間團體，甚至是能夠反映民間團體價值的第三勢力政黨，那就算讓民進黨長期執政，他也樂見其成。
但當年藉著三一八動能參政的第三勢力，在甫結束的大選幾乎煙消雲散。民進黨立委范雲坦言，台灣現有的選舉制度非常不利於小黨發展，區域立委如果沒有跟大黨合作幾乎是不可能，所以小黨只有從政黨票尋求國會席次。就他的經驗，在社民黨的五年多時光打過兩次選戰，結果都不盡如意。在當今台灣因對岸的侵擾出現嚴重的民主危機，范雲思考自己的位置能在哪裡，最後做出選擇，「畢竟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
但范雲並不認為社運動能消散，他過去曾任野百合學運總指揮、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社會民主黨召集人，倡議和政黨運作經驗豐富。他認為當台灣社會沒有一個巨大危機促使彼此聚合時，社運工作者只是回歸到原本的路線。例如說去年 6 月爆發的 Metoo 運動，他就看到非常多太陽花時代的身影居中倡議，這也是三一八運動的具體成果。
從野百合回望太陽花的時代意義
公民運動的激情轉變成的動能是否注定無法持續？回到更早之前，1990 年 3 月野百合學運同樣由學生發起，上千名大學生集結在自由廣場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
野百合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前民進黨青年發展部及文宣部主任周奕成認為，三一八運動雖然喚醒民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對兩岸關係的警戒，但並未解決憲政問題，例如野百合運動促成六次修憲，但三一八運動議題設限在反服貿、反黑箱程序，並沒有達成不可逆轉的改革，例如推動選制的改變。
他進一步說明，理想上台灣應該要有除了民進黨外的本土政黨，既認同台灣自主，又能顧到不同族群的需求；然而，現今選制不利小黨生存，而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又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待。
周奕成表示，野百合運動要求改革民主制度，全球也走向一個相對開放的階段，彷彿只要突破威權，生活就會愈來愈好；然而 2010 年代社會運動目標多元，社運工作者對理想政治的想像也相異，加上詭譎的世界局勢，他坦言，這一代的社會運動參與者面臨更艱辛的挑戰。
而范雲對是否達成改革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相較於野百合運動時期，學運的核心人物最多就是進入民進黨擔任幕僚型職務，三一八運動號召更多年輕人進入各縣市議會和立法院，讓台灣的政治加速年輕化，也加速各政黨的新陳代謝。
台灣社會如何重現太陽花精神？
回顧三一八運動十年，蕭竹均開玩笑說：「該爛掉的爛掉、該解散的解散、該退輔會的退輔會、該民進黨的民進黨。」他覺得學運的生命週期已盡，後續能量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算執政黨推動的政策美中不足，某種程度上也是當初學運核心成員進入體制，緩慢推動改變的結果，「重要的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跟道路在哪個地方。」
回望自己政治價值觀的轉變，Marie 分享今年代表民進黨參選新竹市區域立委林志潔曾說過的比喻：「放諸全世界，台灣的性別法律其實走得非常前面，但像他 8、90 歲的爸爸就不可能接受一套如此前衛的法律。改變沒有那麼快，我們要怎麼樣讓作為民主主體的身體能跟上大腦，需要時間。」他認為，這 10 年台灣漸漸拋開過往「苦大仇深」的形象，成為自信、獨特的國家，或許就是一個個 60 分的政策逐步改進、堆疊上去的。
至於魏揚，他說雖然志向並未因三一八運動有所改變，但當下的確認為它應該會帶來一些不可逆且正面的影響，例如本土進步勢力會成長茁壯、公民社會會愈發蓬勃有力、國民黨會逐步消亡；然而如今看來，藍綠白三方勢力僵持，而民眾討論公共議題的空間卻愈來愈狹窄。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重新召喚三一八精神的話，我想至少先讓公民團體和小黨有空間可以談合作、談多元價值，不然很難說我們復刻了什麼。」魏揚說。
報導資料分析方法：
我們以「318、太陽花、大腸花、反服貿、三一八、佔領國會、佔領立法院、向日葵運動」作為關鍵字，透過 Crowdtangle 蒐集 Facebook 的相關文章，時間區間為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蒐集到 193594 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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