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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坎城直擊】女性與政治是今年得獎關鍵字？
發佈時間2018.05.21 19:3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27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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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翁煌德
本屆坎城影展開幕當天的評審團記者會上，有名記者明顯地朝著男性評審問了一題：「為何電影仍然重要？」此時，作為本屆評審團主席的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語帶諷刺地看向另外兩位女性評審克莉絲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和蕾雅瑟杜（Léa Seydoux）說道：「所以，女演員們，不要回答，因為你們不懂得怎麼回答喔！」
與動輒上千人直選的奧斯卡獎不同，坎城影展是由9位評審團成員組成，決定頒獎方向的主席人選向來至關重要。但回顧坎城影展歷史，淪為虛位的主席也不少，最知名的案例莫過於法國女星伊莎貝艾珍妮（Isabelle Adjani），她在1997年擔任主席時遭到架空，因為沒能力保任何一個她屬意的得主而出面叫屈。
在聲名狼藉的製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涉嫌以權勢性侵女演員的事件爆發之後，坎城影展這次的選擇更顯意義深遠。他們找上了曾在奧斯卡獎典禮呼籲業界關注女性電影工者處境的影后凱特布蘭琪出任。不過，當被問到這次的評獎是否會以女性導演作品為優先時，她聰明地撇開性別導向的討論。
事實上，本屆21部入選主競賽的作品之中，女性導演之作僅佔有3部。坎城總監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強調影展從不因為導演的性別而有任何不同待遇。這個說法顯然不甚可信。似乎是為了要展現影展方的為難，坎城刻意選了法國女導演伊娃于頌（Eva Husson）的《Girls of the Sun》，並在82位女性電影人踏上紅毯爭取平權之夜放映，這反而讓大家知道一旦女導演因「保障名額」入選，或許是一種揠苗助長──本片被評為今屆坎城最差。
《Girls of the Sun》講述了庫德族女子軍團奮起奪回家園的故事，訴諸口號式的女權情節是主要，技術層面或敘事流暢度全成了次要。不過該片的失敗在另外兩部女性導演的作品登場後有了轉機，來自義大利的艾莉絲羅爾瓦雀（Alice Rohrwacher）執導的《幸福的拉札羅》（Happy as Lazzaro）描述了年輕農民拉札羅一路跨越封建與現代社會的魔幻故事，風格完美承繼了她的前作《蜂蜜之夏》（The Wonders ,2014），在自然主義基調下夾帶著一點奇幻況味。
另一部由納丁拉巴奇（Nadine Labaki）執導的《我想有個家》（Capharnaüm）特別討喜（友人戲稱這叫「犯規」），主角是一名看似稚氣的小男童，但他在開篇便發出驚人之語，控訴父母不該將他生下來。隨後，跟著導演的步調，觀者得以一路審視黎巴嫩社會體系之下的病灶。
這也是繼今年入圍奧斯卡的《你只欠我一個道歉》（The Insult）之後，世人再次在黎巴嫩電影中覺察新移民問題等社會矛盾。只是該片在敘事上明顯通俗，與其他影片並置略顯突兀，但這依然無礙使它成為明年奧斯卡外語片的熱門角逐者。
自從《幸福的拉札羅》首映後，整個坎城皆瀰漫著「今屆女性當道，羅爾瓦雀勢必突圍」之說。要知道，坎城創立70年來，僅有珍康萍（Jane Campion）一位女性導演榮膺金棕櫚獎，而且她當年還是與《霸王別姬》共享，算是拿了半座獎。
不過，最終事與願違，由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拿下金棕櫚。但上述兩位女性導演都成功獲獎，羅爾瓦雀摘下編劇大獎，拉巴奇榮獲評審團獎。撇開性別論述，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賽果。
顯然，落入以創作者的性別為標準來討論電影的成就高低，時常是可笑的，況且也不見得每一位女性導演都將鏡頭對準女性，反而眾多男性導演對女性的刻畫反而更為有力且深刻。今年的代表作無非是賈樟柯的《江湖兒女》和賽吉德沃茲佛（Sergey Dvortsevoy）的《小傢伙》（My Little One）。
《江湖兒女》一樣由賈樟柯之妻趙濤主演，這是「趙濤宇宙」的集大成之作。電影中的主人翁巧巧為捍衛愛人斌哥而入監5年，出獄後人事全非，她所在的「江湖」宛如一個已然消逝的概念。至少曾經跟她大談江湖的人，心中早已無江湖。
在坎城放映的字幕翻譯上，「江湖」僅顯示英文“Jiang Hu”，直接將這個字彙丟給外國人意會。除了在江湖的大架構之下，這也是一個中國女性17年下來的生命旅程，對比窩囊廢般的男性角色，她展現了更豐沛的生命力，從俠義之氣到對情愛的倔強與渴望，趙濤詮釋出的層次感相當到位。最終雖然錯失坎城影后，但今年金馬獎在望。
至於《小傢伙》一片則是講述哈薩克移工在莫斯科一日之內的險象環生。本片的第一場戲在醫院，剛剛產下一子的主人翁艾卡走進廁所，撬開窗戶逃出，此舉只是為了回到工作崗位上。她所蒙受的經濟壓力多麼嚴峻，編導在開篇不用台詞表達，光是幾場戲就讓角色的困境展露無遺。
本片是哈薩克導演德沃茲佛繼廣受好評的《圖班嫁給我》（Tulpan ,2008）之後，闊別10年再次推出的新作，帶有高度寫實性的手持運鏡與人道關懷，令人不禁連結到羅馬尼亞新浪潮的生猛活力。而致使該片的魅力得以充分展現的，莫過於與她二度合作的女主角薩瑪葉斯利亞莫娃（Samal Yeslyamova）。能禁得起導演一再的特寫考驗，無疑是她最終突圍拿下坎城影后的關鍵因素。
另一部以女性觀點為主軸的《睡著也好醒來也罷》（Asako I ＆ II），由去年在台北電影節掀起一陣炫風的濱口竜介執導，有別於《親密》（2012）和《Happy Hour》（2015）那般動輒4小時以上的作品，本片只有2個小時，故事講述了繁複的人性，概念有趣，但在坎城卻迎來了兩極評價。由唐田英里佳飾演的朝子在被男友甩了之後，多年後在某次送咖啡時以為再次與他相遇，但很快就意識到對方只是長相與前男友一模一樣。
究竟是愛對方的內在，還是長相？乍看以為看點是兩個長相一樣但性格不同的男子，但其實繞一圈回來，發現原來真正的焦點是一個軀體中的兩個朝子。飾演朝子的唐田英里佳才演出第3部長片，演技仍嫌不足，但濱口竜介顯然深知唐田英里佳對表演力度的拿捏與不穩定性，其實可以轉化成她面對兩難（兩男）的游移不決。這樣的演員調度，反而韻味十足。
但《睡著也好醒來也罷》的神采與《Happy Hour》差距甚遠，映後引來了華文媒體的一陣鄙夷。這不是本屆坎城影展最受質疑的作品，第一部被認為名不符實的作品既在意料之內，也出乎意料。之所以是意料之內，乃是因為該片是往往流於空洞的開幕片；意料之外，則是因為導演是兩屆摘下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的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
作為當今影壇最受寵的伊朗導演，法哈蒂在《Everybody Knows》集結了演技派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和潘妮洛普克魯茲（Penélope Cruz），是他首部執導的西班牙語電影。描述一場失蹤案迫使劇中人檢視彼此的關係和處境，家庭倫理本該是法哈蒂的擅場，但離開了熟悉的伊朗土壤，無論是他的首部的法語作品《咎愛》（The Past ,2013）還是本片，都明顯有些水土不服。
有評論者指出《Everybody Knows》的缺點在於太過於戲劇化（更有甚者，說是狗血），但回顧法哈蒂過往的重要作品，其實都是一部比一部更令人驚異的通俗劇。然而，其過去經典作品如《死期預告》（The Beautiful City ,2004），都是奠基在對伊朗文化細膩的環視，就算狗血，一樣引人入勝。
另一位入選坎城的伊朗導演是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雖然他的拍攝背景落在伊朗，卻不是出於自願。曾多次透過創作批判伊朗時局的潘納希在2011年遭到國家軟禁，被允許四處移動，但不許出境，甚至被要求20年不得在境內製作電影。但他仍然不願放棄創作，以自身處境為形式，創作了《這不是電影》（This Is Not a Film ,2011）、《好戲不散場》（Closed Curtain ,2013）和《計程人生》（Taxi ,2015）等片，全都用最低成本方式以密閉空間為主要拍攝地。
與《計程人生》一樣，這次的《Three Faces》一樣以一台車出發。故事講述一名女子寄來的自殺宣告影片，迫使女演員帶著導演好友（由潘納希主演）踏上旅途，試圖獲悉女子的下落。紀實性的拍攝手法，由導演親自下鄉體會民情，讓觀者很難不聯想到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生生長流》（The Earth Moved We Didn't ,1991）。
但劇中人的叨叨絮絮不僅令人難以入戲，也無法說服觀眾這個情節是實在發生的。女性的發聲是本片的要點，但對問題思索的層次既無法超越自己，也無法超越前人，有控而無訴。凱特布蘭琪為首的評審團最後竟授予其一座最佳編劇獎，固然有很多解讀空間，反而是該片劇本禁不起解讀。
談到政治迫害，在本屆大受矚目的《夏》（Summer），該片導演奇里歐塞雷布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與賈法潘納希是本屆唯二因政治因素不得參與盛會的導演。塞雷布瑞尼科夫在2017年8月被依盜竊公款等名義遭到俄國當局逮捕，面臨十年刑期，軟禁至今。
當時，塞雷布瑞尼科夫正在製作叛逃西方的蘇聯舞蹈家魯道夫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為主題的芭蕾舞劇，並大膽納入不見容於俄國社會的同性戀情節。一再挑釁政府創作尺度的他，終究遭到普丁當局拔除。然而，在失去自由之前完成拍攝的《夏》，其實並未如想像中有著明確的反政府訊息，更像是借古諷今。
《夏》以俄國家喻戶曉的韓裔歌手維克多崔（Viktor Tsoi）為軸，闡述過往年輕人的反建制精神如何造就一波轟動全蘇聯的搖滾炫風。電影以黑白與彩色的反差呈現一次次探出鐵幕的片刻，佐以動畫與非寫實的想像畫面凸顯音樂人內在的反叛精神，這是本屆坎城影展首部獲得滿堂喝彩的正式競賽片。
同樣以鐵幕時期為創作背景的，還有波蘭導演帕貝爾帕夫利柯夫斯基（Paweł Pawlikowski）的《沒有煙硝的愛情》（Cold War）。帕夫利柯夫斯基因《依達的抉擇》（Ida ,2013）的成功一下被拱上雲端，而這次談論的格局更弘大，劇情描述了一名音樂家與女演員在冷戰底下的熱戀。時代很大程度左右了他們的戀情，若說《依達的抉擇》鏡頭大量的留白是留給神的空間，那這回的留白給的是時勢。
然而在影展期間，帕夫利柯夫斯基的一波指控將《沒有煙硝的愛情》上升到了政治性層面的議論。他公開表示自己的作品已被波蘭當局列為黑名單，未來將失去放映作品的機會，對政府所為不假辭色。以藝術殿堂自居的坎城向來同時也是政治批判的舞台，坎城最終給了帕夫利柯夫斯基一座最佳導演獎，筆者認為評審團的決定與上述事件或許無直接相關，但帕夫利柯夫斯基提出控訴的時機顯然並非巧合。
如果上述作品對母國政治的批判還太隱晦，那史派克李（Spike Lee）的《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無疑就是另一個極端。該片以真人真事改編，講述種族衝突激化下的1970年代，一名黑人警察在電話裡冒充白人至上主義者混入3K黨，再由猶太裔的白人同事冒充自己去接頭的離奇故事。
充斥荒誕設計卻又令人正襟危坐，往往是史派克李喜劇的獨門特色。在2000年的《王牌電視秀》（Bamboozled）中，史派克李讓白人製作人發起了一齣由黑人主演的「黑臉秀」節目，極其跳釁的設定與這回的《黑色黨徒》有些近似。不過「非黑即白」的社會觀察視角既是他為人推崇，也為人詬病之處。早在1980年代末史派克．李執導的獨立電影就全由黑人擔綱主演，具有先鋒意義。近年種族平等問題成為好萊塢顯學，已榮獲奧斯卡榮譽獎的史派克李反而才開始得到獲得主流接納的機會。
不過方才提到推崇與詬病，在《黑色黨徒》中的呈現便十足展現了他可能遭逢的兩極評價。第一顆鏡頭就帶到被譽為影史經典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中的邦聯旗特寫，又穿插了3K黨信徒觀賞《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的片段。片末更直接放置了2017年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集會紀錄片段，並擺上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縱容種族主義的證據。如此激烈的表態，在筆者觀影的場次立刻贏得全場熱烈掌聲，觀眾當下的反應有多少是出自於對電影的認可？又有多少是出自對其政治價值的讚許呢？
以探討黑人民權議題聞名的美國名導艾娃杜佛娜（Ava DuVernay）在列的評審團，將影展第二大獎評審團大獎頒給《黑色黨徒》（杜佛娜曾公開向史派克李致敬，稱其為美國非裔電影的先鋒）。在當下美國時局，史派克李的獲獎更顯意義非凡，落在評審團大獎也免除了「喧賓奪主」的爭議，畢竟整體更值得獲獎的絕非本片，一般認為李滄東的《燃燒烈愛》（Burning）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