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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

民眾要求調整美沙冬給藥據點 學者籲停止污名化減害政策

發佈時間2026.10.12 15:5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6.10.12 16:01 臺北時間

學者與第一線工作者12日在沈伯洋競總共同舉行記者會,要求停止污名化減害政策。曾盈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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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委李彥秀日前在反毒活動上聲稱,社工以後會在社區發毒品、造成很大危害,讓北市選戰的毒品爭論再升溫,來自護理、精神醫學、社會工作、公共衛生、法律與科技社會研究等領域的學者與第一線工作者,今(12日)在沈伯洋競總共同舉行記者會,呼籲選舉不應犧牲弱勢者,要求停止污名化減害政策,守護公共衛生,與會者更示警,已有一線醫療人員反映,民眾希望調整美沙冬提供據點,感慨減害政策倒退20年,給藥據點再度成為嫌惡設施。
成功大學護理系特聘教授、愛滋病護理學會理事長柯乃熒指出,2005年台灣新增3378名愛滋感染者,其中72%、2425人為注射藥癮者;2003至2007年藥癮者愛滋疫情飆升時,一名感染者平均傳染28人;2005年法務部加強掃蕩後,疫情不跌反升,衝上單月新增250例的高峰,證明「只靠抓,壓不下來」。
柯乃熒進一步說,疾管署隨後推動清潔針具、美沙冬維持治療與擴大篩檢等減害措施,2005年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南縣四縣市試辦,2006年全面推廣後,傳染率下降96%以上,基本傳染數R0從28降至1.1。 二十年後,注射藥癮者占新增愛滋感染者的比例已降至1.7%。相關成本效益評估更顯示,2005至2020年間,針具交換與美沙冬投入210億元,估計節省4041億元愛滋醫療支出,並預防1萬3664人感染。
柯乃熒強調,這些數字背後不是抽象的「藥癮人口」,而是一個個可能重新工作、照顧家人、回到生活的人。她以自己長年參與減害工作的臨床經驗指出,美沙冬的目的是穩定患者,成為把人重新帶回醫療體系的機會,使他們有機會脫離找錢、找藥、用藥的循環。她曾看著一名患者第一次拿著自己工作賺來的一千元回家,對患者與家人而言,那代表的不只是金錢,而是「一個人終於回來了」。
她也提醒,減害不能只看到個別藥癮者,藥癮女性、孕婦與孩童往往是制度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少的減害,而是能夠把這群人與家庭一起接住的「更完整的減害」。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林彥鋒指出,從精神醫學與腦科學角度看待,成癮是一種涉及獎賞、動機與自我控制迴路的慢性腦部疾病。長期使用海洛因後,問題已不只是「想不想戒」,而是腦部與身體的生理平衡發生改變,利用美沙冬與丁基原啡因等維持治療,可以控制戒斷與渴求,降低復發與過量死亡風險,讓患者有餘裕接受心理治療、重新工作並修復家庭關係。
「成癮是病,不是意志薄弱;維持治療是在治病,不是在換毒。」林彥鋒表示,患者是否願意進入並持續接受治療,高度依賴對醫療制度的信任,包含擔憂個人資訊是否進入警政司法系統、是否遭警方盤查、家人或雇主是否得知,以及未來就醫是否受到歧視,因此,污名、隱私疑慮與阻嚇性語言都可能成為治療障礙,反毒政策真正應該追求的,不是更強烈的道德批判,而是讓感染、復發、過量與死亡真正下降。
長期投入愛滋與藥癮社區服務的露德協會副秘書長孫可書指出,從第一線社會工作經驗得知,藥癮從來不只是藥物問題,也常牽涉家庭、就業、債務、創傷、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藥物使用者可能就是每個人的孩子、伴侶、父母、朋友或同事,污名不會讓問題消失,只會讓人躲得更深、更不敢求助。
露德協會表示,社區減害提供的是清潔針具、維持治療、衛教、篩檢、心理社會支持與轉介,而不是「在社區發毒品」。真正完整的藥癮政策,應讓預防、執法、治療、減害與社區復元彼此銜接;「戒除」可以是目標,卻不應成為一個人獲得幫助的先決條件。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黃柏堯點出,公共衛生真正需要處理的,不是如何讓藥物使用者從公共空間「消失」,而是減少傷害,禁止、驅離與取締可能產生所謂的「氣球效應」,即讓藥物使用可能轉移至更隱密、更不安全、也更難介入的空間,因此政策成效不應只看查獲人數、取締次數,而是要著眼於感染、過量與死亡是否減少?需要幫助的人是否更願意接近醫療?
黃柏堯強調,藥物使用者並非沒有責任,但也不應因此失去被理解、尊重與接受照護的權利。好的毒品政策必須同時理解人的處境、使用藥物的原因,以及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可以真正降低傷害。
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俊儒則以刑事政策角度分析,毒品造成的傷害不只來自藥物本身,也可能來自刑罰、污名、失業與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的連鎖效果,減害並非否定刑事司法,而是在現行法律框架中,透過法律制度為醫療與社會支持「撐出空間」。
林俊儒也說,公共討論應思考如何完善制度,而不是以簡化的政治語言摧毀好不容易建立的法律與專業空間。台灣過去二十年的發展顯示,司法與減害並非必然對立。從警方執法指導原則、清潔針具的法律保障,到檢察機關推動緩起訴轉介戒癮治療,都是司法、醫療與公共衛生共同尋找降低傷害方法的成果,而這些制度是第一線社工、醫師、心理師、檢察官與矯正人員長年共同累積的成果。
成功大學教授、記者會主持人吳易叡表示,從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角度來看,若將減害政策重新框架為「社區放毒」,可能帶來四項長期制度性後果,包括污名化病患、形成政策寒蟬效應、降低服務可近性及侵蝕專業與制度信任,也正是此次記者會共同示警的重點。
吳易叡說明,當污名從藥癮者擴散到醫療院所與第一線工作者,行政機關開始因政治壓力重新評估據點,最需要服務的人也可能因距離、隱私與污名而延遲求助或中斷治療,原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復發、過量用藥甚至死亡風險,都可能因此增加。
吳易叡強調,更難修復的是社會信任,當經過長期實踐的減害政策被簡化成「鼓勵吸毒」,原本應該討論的治療效果、公共衛生證據、服務設計與病人權益,可能被政治攻防取代。政策的社會正當性可能在短時間內遭到破壞,但人與制度之間的信任,往往需要多年才能重新建立。
與會專家共同呼籲,毒品政策當然可以辯論,社區居民對安全與環境的疑慮也必須被認真回應;但公共政策的討論應回到科學證據、專業判斷、合理規劃與人的處境,而非透過污名與恐懼,把居民安全和弱勢者的健康權益塑造成只能二選一的對立。選舉會結束,但公共衛生必須繼續;政治可以討論,但不能讓需要幫助的人、第一線專業工作者,及台灣數十年累積的公共衛生信任一起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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