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徐淑卿專欄／衣著得體
發佈時間2026.10.23 09:0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6.10.23 09:00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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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尼亞·吳爾夫過了十年來最不快樂的一晚，這是1926年6月的末尾，原因是一頂帽子。那天原本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到了藝評家克萊夫·貝爾家裡，貝爾大喊，你戴的帽子真驚人，是在哪買的？她試圖轉移話題，卻無濟於事，吳爾夫說：「他們聯手把我撲倒，像對付一隻野兔，我從未感到如此屈辱。」
《白牙》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看了吳爾夫所有日記，對這段印象特別深刻。她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既能嚴肅認真，也能光彩照人嗎？〉，她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吳爾夫的帽子究竟糟在哪裡，但讓吳爾夫產生「衣著意識」（frock consciousness）困擾的，遠不止這頂帽子。
史密斯說：「可憐的維吉尼亞，一生都困在覺得自己穿得太隆重與穿得不夠正式兩極之間。無論出席上流社交派對，或在市政廳講授文學，她都同樣無所適從。」
史密斯對於這種「穿搭出糗後，一路向下盤旋的羞恥感」，頗有共鳴，因為她也曾焦慮「如何穿得像個作家」。她在波士頓教書時，如果希望學生接受她作為老師，穿著就不能離黑襯衫黑牛仔褲黑西裝外套太遠。但是到了紐約，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都會穿著幾乎透明的金屬光澤紗衣服，出現在迪斯可舞廳的城市，足以讓她盡情展現自我。因為，你不論穿什麼衣服走在曼哈頓街上，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
史密斯說，在曼哈頓幾乎人人都穿得像個角色。她也因此明白，在這樣的情境裡，作家或許還稍占優勢，畢竟塑造角色，正是她們的本行。不過回到英格蘭後，她又大致回到黑色，且出席任何場合都仔細看請帖上的服裝說明，以避免焦慮產生。
寫作《美國佬》的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寫過一篇關於服裝的文章〈聰明的女人，為什麼不能熱愛時尚？〉，這篇也提到她開始寫作時，經歷過嚴肅女作家應該如何穿著的苦惱。
在一場寫作工作坊中，她和其他尚未出版作品的寫作者坐在一起，一位授課作家翩然而過。她的同學說，看看那件洋裝，還有那個妝，你怎麼可能認真看待她？
於是阿迪契學到了關於西方文化的一課。「希望受到認真看待的女性，理應以一種刻意營造的，不在乎外表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嚴肅認真。尤其對嚴肅的女作家而言，最好根本不要穿得好看，如果穿得好看，那就最好假裝自己並沒有花多少心思。」
但是在阿迪契來自的奈及利亞，講究穿著，不僅關乎美學，或許還涉及道德。她說，中產階級的伊博族女性，會購置金飾與好鞋，尋找最好的裁縫，為自己與孩子做衣服。「她們談論儀容，幾乎是在談一種道德標準。偶爾有女性衣著不得體，或沒有好好塗乳液保養肌膚，便會受到非議，彷彿她的外表反映了品格上的缺失。」她曾任職奈及利亞大學行政主管的母親會說，這真是不像樣。
阿迪契在青少年時期，有時會展現自己的服裝創意，雖然她母親未必贊同，但可堪告慰的是可以看出阿迪契的用心。阿迪契說，在奈及利亞，重視外表而且讓人看出你有用心，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特質。
美國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向來以穿著講究著稱，他們家族來自義大利南部，到父親為止，至少有五代都是裁縫。對他來說，訂製手工精製服裝，既是拯救這瀕危產業，也是投自己所好。
他有篇文章寫到，義大利南部對服裝的重視，也已跨越階級。他說，二十世紀初的傍晚散步場景，也是當地裁縫相互競爭，各自展示製衣才華的機會。在當時義大利這個普遍貧困的地區，人們極其在意外表，盛裝打扮是提升個人公共形象的一種策略。請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製作衣服，就是讓人注意到自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何謂穿著得體，固然不同社會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比如阿迪契所寫奈及利亞與在西方社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差別。也有各自對美學的偏好，對是否合乎禮儀的審度，這其實更牽涉衣服展現的自我，如何被別人認同。吳爾夫的惶惑，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她所想像的自己，是否也是別人欣賞的自己。
不過，同樣需要受到評斷的也包括評價別人的人。這更像一個雙面刃，說者揮舞的不僅是某種社會標準，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識見。比如，當立法委員要求101董事長穿著跟她們一樣純樸時，她所顯露的問題就是莎娣·史密斯的疑問，光彩照人和嚴肅認真是抵觸而不能合而為一的嗎？
國際上女性政治人物講究穿著者比比皆是，服裝不但是禮儀也是在傳達各種訊息，比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許多場合的穿著，都是媒體解讀的線索。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熱愛服裝，她的母親本身就是裁縫，所以她對製作服裝的每個環節都很清楚，也曾親手為自己和小孩做衣服，經常閱讀時尚雜誌，也非常支持英國服裝週與服裝產業。
她說，遇到重要場合，如果對穿什麼衣服沒有頭緒時，她通常不會穿新衣服，而是會選擇一套熟悉，完全經典，而且總是很好看的衣服。
選擇熟悉的服裝，就是讓自己感覺安全，能夠放心投入角色的方法。
這也是服裝的另一層重要意義。除了關乎別人對自己的凝視，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我們想成為的人，讓我們進入一個「角色」，也活在逝者之中。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卡森（Anne Carson），就是鮮明的例子。
她高中時就非常喜歡王爾德，尤其喜歡他的穿著和談話方式，甚至和同學們裝扮成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她喜歡希臘文等古典文學，有著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古典文學是王爾德那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
她曾有一套王爾德裝，也曾在她演出的戲劇中穿過王爾德裝。
2000年《紐約時報雜誌》對安·卡森有篇專訪〈事物聚攏成形〉（Things Fall Together），文章一開始就說：「安·卡森是喜歡鑽進別人皮膚裡的詩人。」她潛入許多人的心智與身體中，最大膽的一次，是化身為凱薩琳·丹妮芙。
卡森看了她演的電影《夜夜夜賊》，片中飾演一位哲學教授，穿了件和卡森一樣的毛衣。於是卡森回家就想，成為凱薩琳是什麼感覺？而後她寫了一首散文詩〈反諷還不夠：論我作為凱薩琳·丹妮芙的人生〉。
「毛衣是關鍵」，卡森的說法是：「你透過一個人的毛衣，棲居在那個人之中。」關於毛衣還有另一個例子，她逝去父親的藍色毛衣，她冬天時還會穿著它，也在《紐約客》發表過一首詩〈父親的舊開襟藍色毛衣〉（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而她對跟母親一起上教堂的唯一美好記憶是，靠在母親身上，聞著她人造毛皮衣服的味道。
2004年《巴黎評論》有一篇對安·卡森的訪談，其中有個題目是請她談談自己「作為男同志的人生」，她的作品裡，如《紅的自傳》，主角不乏同性戀男孩。
她在這裡回顧了王爾德給予她的影響，雖然她不太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迷戀王爾德。但她確實覺得，那讓她接受了美學感受的教育，也讓她學會以某種反諷看待自己，許多男同志身上都有這種保護殼，好讓自己度過社交與私人生活，她發現這對自己也有用。
卡森曾說她希望能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人，但這未必可以理解為，她想成為一個男人。在這篇訪談裡，她說，自己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處於不同的性別位置，像是她整個三十多歲那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跟女性沒什麼關聯，但也不會確切的說，感覺自己是個男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中性的。她說，那種我們都想安歇其中的「漂浮性別」，並沒有一個詞可以稱呼。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無以名之的漂浮性別，卻是可以透過服裝展現多種變化。就像她藉由服裝，進入許多角色之中。
這與畫家歐姬芙或許有些類似。歐姬芙曾有一些穿著男性西裝拍攝的照片，在她去世後，博物館整理她的衣櫃，發現她曾向Knize訂製一些衣服。這個從維也納起家的著名手工訂製服裝店，主要都是做男性衣飾，經常以男裝入鏡的影星瑪琳·黛德麗也是他們的客戶，直到1990年代他們才推出全系列女裝。
這或許顯現歐姬芙穿著這些服裝有雌雄同體或不受性別規範的嘗試。不過也有人認為，歐姬芙喜歡這個品牌，未必是因為其中的性別意涵，而更在於契合她的服裝美學，她考慮更多的是這些衣物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
衣著是一種語言，關乎自己的表達，也是人對生命各種形式的探索，體現自己的美學與品味。雖然服裝的選擇要看場合，也要尊重主辦單位的要求，就像蔡康永在回覆某一陣營邀請時，提到會配合主人希望的服裝方向。但是，當我們對別人提出穿衣規範時，其實暴露更多的是，我們到底知道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