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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倖存者4/父親文革時被批鬥下跪認錯 他被勞改住在鬼屋旁

發佈時間2026.11.22 17:2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6.11.22 17:20 臺北時間

1990年程曉農攝於東柏林。
文
學業中斷,只會讀書程曉農被迫到安徽省一處農村種田,前些年大飢荒,每戶人家幾乎都有人餓死,甚至傳出人吃人,有人餓死,其他人吃了屍體。程曉農剛被下放到農村時,住的茅草屋隔壁被稱「鬼屋」,因為一戶人家包括老母親及三個兒子,八年前陸續在屋內餓死。
勞改的第一年,程曉農不善農務,收成差,完全吃不飽,最後只能端個碗,每日挨家挨戶「要飯」,看他可憐的村民們這家給幾口飯、那家給幾口飯,他才存活下來。她在農村勞改五年,五年後才因為一個機會,到鄉政府工作,脫離勞改生活。再幾年後,文革終於結束,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隔年程曉農以高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一路讀到研究所,終於扭轉命運,碩士還沒畢業,他就獲得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
他在人大常委會工作沒多久,就轉到體改所,當時的體改所的主任,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親自兼任。趙紫陽也是支持經濟改革的一派,然而後來趙紫陽升為中共總書記後,體改所的主任由保守派接手,經過幾番政治惡鬥,後來又逢六四天安門事件,趙紫陽反對鎮壓學生,自此被軟禁,直到過世。
程曉農則恰好在1988年底,國家派他去德國的「西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當時德國還分成東德、西德,一個柏林也分成兩半,西柏林自由,東柏林被稱「鐵幕」,連經濟程度都懸殊。程曉農為了省錢,選擇從中國一路搭火車到西柏林,搭了九天火車,換四次車。
1988年的聖誕節,那天他搭著火車經過波蘭,隔壁包廂坐著二位來自北韓的旅客,原來是北韓外貿部局長,帶著一位勤務兵。程曉農發現,這位北韓高官每餐都吃泡麵,那天聖誕節,程曉農決定邀請這位局長一起到火車上的餐車,吃聖誕餐。
二人聊天,北韓高官打開話夾子,說到即使自己在北韓已算是特權階層,出差也只能去中國、蘇聯(當時蘇聯尚未瓦解),且差旅費少到一餐只能吃一包泡麵。此外,北韓高官以英文說道,包廂內自己身邊的勤務兵,其實也是監視他的人。北韓高官對程曉農說,羨慕中國,程曉農聽了苦笑,說中國官場同樣黑暗。他在書中寫到:「只有在第三國,才有機會一吐為快,又不怕被人告密。」他總算是逃離了那個24小時被監控的國度。
記者問程曉農,當年離開中國後,有沒有哪一個瞬間,終於感受到自由的氣氛?他便這樣答:「就是那年的聖誕節,在火車上,那個北韓貿易部的局長。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所謂的自由。他跟我素不相識,他也把在他們國家時不敢講的話,全部講出來了。我們都知道,在那趟火車旅行中,唯一自由的場合就是那裡(餐車),沒有監視。」
他解釋,那輛火車也是中國的火車,「列車員是中國人,中國的列車員同時也負有監控乘客的任務,但我們倆是用英文講話,列車員懂一點俄文,但他不懂英文。」
自由的空氣,呼吸過便難再回頭。幾個月後,中國爆發學運,當時程曉農擔任訪問學者的期限快到了,他打電話回體改所,電話中,同事只說一句「堅守崗位」。程曉農聽懂了,沒回中國。果然,後來天安門事件爆發,體改所好幾個同事都被抓。程曉農後來才知道,那天他打電話回去時,體改所同事旁邊就站著好幾位監控人員。
監控、情報、間諜。程曉農被迫監控過別人,在北京工作期間也一直被監控著。記者問他對近期黃仁勳事件的看法,他說,目前美國司法部仍找不到證據可證明黃樂是間諜,若一直找不出證據,最多大概只能用「走私罪」起訴。
他說,中國訓練間諜有一套完整體系,「共軍是有專門的諜報學校的,像解放軍南京外語學院、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這些人是準備派往外國的,外文是第一要求,幫他們配的外文教師,都是以外文為母語的外國人,還會分美式英語、英式英語。所以如果是培訓準備派往美國長期潛伏的,這些人的英文好到跟美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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