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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相人間】撐起傘不放手 香港人的民主追求
發佈時間2019.09.23 18: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31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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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雨傘運動」，79天後以失敗收場。傘後這些年，社運低迷、「占中九子」全部被判有罪，示威者今年在反《逃犯條例》修訂、後續的逆權運動裡捲土重來，不斷修正策略。6月9日百萬人上街以來，抗爭已經超過百日。
港人如水，卻也不得不如水。他們拾起傘運的遺產與教訓，和理非、勇武派示威者逐漸拓寬對運動的想像，更持續探討暴力的定義、邊界和必要性。在法治受到挑戰、警民暴力持續升高、政治與言論自由日漸緊縮的今天，他們還在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雨傘運動之後第5年，雨傘、催淚彈又成為香港街頭即景，港人沒有放棄在煙霧中抱緊自由。
2014年9月26日，香港「雙學三子」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率領群眾衝進公民廣場，2天後，醞釀多時、為爭取真普選的「占領中環」運動爆發，警方以催淚彈展開驅散行動，示威者以傘擋催淚瓦斯的畫面，讓這場行動亦被稱為「雨傘運動」或「雨傘革命」。是年12月15日，歷時79天的運動，在前線示威者共識不足、警方強勢清場之下，最終以失敗收場。
所謂「雙普選」，指的是香港特首與所有立法會議員都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這雖是《基本法》中的最終目標，但附帶諸多條件。例如，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其中香港特首選舉方法為：提名委員會人數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特首參選人須獲得半數委員提名；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名候選人等。《基本法》並未闡明「提名委員會」含義，港人憂心恐遭親北京的建制派控制。
有老少有百業 大家都來了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於2013年在專欄提出「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占領中環」，當時他主張以非暴力抗命方式違法占領中環，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要求北京和港府落實真普選。積極參與這場運動的「占中三子」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牧師朱耀明，以及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浩銘、李永達等9人，今年被以「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判決有罪。
鄧小平「馬照跑，舞照跳」言猶在耳，如今北京早收回2007年承諾的「2017年香港特首可實行普選，立法會議員可由普選產生」時間表，中國幾乎把維穩模式搬到香港。5年來，傘運人士遭打壓，高壓手段包含DQ（撤銷資格）泛民議員、審判占中九子、拘捕、騷擾。港人沒忘記傘後的低迷，戴耀廷回憶：「這幾年大家過得很辛苦，遊行都沒有人來。」陳淑莊也說：「投入傘運的人覺得運動失敗，所以離開政治場域。」她又說：「但是這次，我相信他們回來了。」
今年6月以來，反《逃犯條例》運動帶動民情升級，香港社運逐漸走出傘運後的低潮。夏天以來，上街人數一再刷新，中學、大專院校、各工作界別自發動員，數萬、數十萬、100萬到200萬人民上街，數字超出所有組織的預期。事實上，傘運是不少香港青年的政治啟蒙—正如戴耀廷所言：「論（傘運）訴求制度改革，我們是失敗的；但論喚醒大眾對民主的追求，其實非常成功。」「22歲的黃之鋒現在可能都是『老人家』了。因為，現在很多十多歲就出來（街頭）了。」
不割蓆不堵灰 靠群眾智慧
彷彿是傘運失敗留下的遺產，港人不斷修正抗爭策略，「不割蓆（切割）、不堵灰（指證罪魁禍首）」，不只是口號，而是原則。
不過5年前，主張「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者和勇武派人士，尚無法理解彼此的分歧和差異，互相指責。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回憶，傘運時，包含他在內的勇武派人士想升級運動，「我們想進攻、想要衝，但和理非對別人說：『他們是鬼啊！他們不是我們的人，他們都在破壞。』到魚蛋革命的時候，還是被和理非切割，說我們是『鬼』。」
「現在如果有人犯錯，我們不切割，而是改善。原因就是不分化。中共的手段就是恐嚇、分化、謠言，如果有第一次切割，就有第二次，再切幾次，就被切碎了。」陳浩天說：「群眾智慧驅動所有東西。很多外媒問我運動下一步會如何？我真的不知道，但群眾知道。他們犯錯、學習、有自我修正能力，而且馬上改。」例如，《環球時報》記者8月14日在機場因被質疑拍攝人群，遭到示威者綑綁，引發譴責，示威者道歉；8月18日，1名說普通話的男子被指拍攝抗爭者臉部，群眾反而爭相與他合照、高呼「福建獨立、平反六四」，感謝他「聲援運動」。
5年後，不同立場的人士彼此理解，遊行現場還常見「和、勇」合作。不少當年主張和理非的年輕抗爭者，現在主動「補位」上前線，成為勇武派。「其實勇武本來就是和理非啊！」陳浩天強調：「我們是走完整個和理非的過程，發現都沒用，才走下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運動中被喊得最響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被控在旺角騷亂參與暴動罪和襲警罪、遭判處6年徒刑的梁天琦，於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的競選口號。他曾提及為對抗「邪惡的政府」，需「動用一切手段」對抗鎮壓；如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廣泛接納、理解為港人爭取自由的運動精神。
無大台無組織 徹底faceless
都說港人如水，卻也不得不如水。
「誰當大台（指領導人），誰就坐牢，這是很關鍵的原因。」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回憶，今年6月9日，百萬港人上街時，「最專業的戴耀廷、本土派的梁天琦、左翼社民連的黃浩銘，還有我，都在坐牢。」
「無大台、自發性，這其實是一種很無奈的舉動。為什麼無大台？為什麼沒有人『出來扛』？因為雨傘經驗就是告訴香港人：『出來當大台，你要付代價，而且還是刑事的代價。』就連在台上做司儀，都得坐牢。」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回憶，傘運時她是默默在台下參與的一分子，2014年9月28日一早，只是要送音響進入和平集會場地，就被拘捕。她舉例，邵家臻、陳淑莊當年都只是在台上主持，「他們只是在上面說話啊，哪有什麼煽動不煽動？」
寒蟬效應發酵，傘運紀錄片《傘上：遍地開花》成了占中九子審判時的呈堂證供；逆權運動裡，人人戴著口罩、徹底「faceless」，勇武派彼此提醒「包住耳朵」，只因被拍攝者的「耳朵弧度特徵」，如今常被法院作為裁定暴動罪的依據。「無組織化、無大台化，是被迫的反應。」鄒幸彤強調：「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不會讓人連上街都要蒙面、搞到『大家不識大家』。」
據《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近日民調，69.4％受訪者認同「和平非暴力」原則。但當被問到「大型示威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激烈行動是否可理解？」55.7％表同意或非常同意，26.9％不同意。
5年前，傘運核心價值還是愛與和平；而今，「暴力的邊界」正在被廣泛討論—砸毀地鐵，是暴力嗎？朝警察扔磚頭，算不算暴力？
「『為何這是暴力？』『暴力是不是一定是錯的？』這2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思考，尤其是香港這種還沒有民主的地方，更需要去思考。」當年提出「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概念的戴耀廷在獄中反覆辯證，有了不同以往的結論：「一個社會情況比較複雜時，在特定處境下使用暴力是不是一定是錯？社會需要普遍的討論，才能做最後決定。」
長年研究法律的戴耀廷說：「從法律上，無論你怎麼定義暴力，違反法規，自然要受到懲處。但什麼是暴力？這不單是法律定義問題。」「以前大家對定義暴力比較簡單—破壞一些物件、傷害人的生命，一定就是暴力。但到了現在，例如7月1日抗爭者衝進立法會，他們是破壞了玻璃、針對政治意義明顯的東西做了一些破壞。但這是暴力嗎？」
「年輕人比我們想像力更高，刺激我們去想這個問題。」戴耀廷同時研究神學，他舉例，神學家Stephen Charles Mott談基督教如何使用暴力：「若你見到一人正在對另一人使用暴力，會威脅生命，你唯一可阻止這事發生的方式，就是使用某程度的暴力。所以，某些處境下，暴力是需要的。」「暴力，只是物理學上的暴力嗎？在香港，我們看到制度上的暴力。制度暴力對人的傷害是非常厲害的。它對人的傷害未必讓你流血，但它會傷害你的尊嚴。」
幫自己幫世界 香港在途中
「觸發香港人恐懼的，是自由的喪失。」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稱反修例運動與其後續為「自由之夏」，他觀察港人至少在三個層面體現自由—其一，捍衛自身自由；其二，追求想要的自由；其三，在參與過程中打破既有框架、感受參與「光復香港」的自由。
「『自由之夏』也打破了雨傘的框框。」他觀察，港人向來守法，這次社運中群眾對警察的反抗，就是一種突破。例如，警察行為背後，隱含對每個人自由的約束，「香港人走出去抗爭時，本身就在經歷一種自由。那些約束、政治權威都被打破。」
周保松指出，香港歷史上從未見過港人如此團結、命運與共的時刻。面對持續延燒的運動，他不悲觀，「無論以什麼形式結束，香港不會完蛋。很多人說這是香港『最後一戰』，我不認為。我覺得香港現在正在做的，一定會對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影響。所有的抗爭，必然對中共造成衝擊。」「香港fighting，不只是針對條例的fighting。如果中共是影響世界格局（當然也包括台灣）的一股力量，在這意義上，香港不但是幫自己，還有幫整個世界，正在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