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的編輯生涯中, 最後10年周易正都在腦瘤的威脅中且戰且走, 因應病情,調整出版方向。和第一次不同,這一次,周易正感到死亡接近。當時陪他去醫院動手術的前妻賴奕璇就說:「隨手術時間逼近,確實感到他比較容易悲傷,容易想起過世的朋友和貓。那次癒後的狀況預測,也比較不樂觀。」
一場病生了10年,多數時候,他自己面對。追究過原因嗎?鮮少談及家人的他說:「我國中畢業就離家,一個人在外地求學,很早就獨立了。」為什麼?他笑說是「過長的反叛期」。在桃園出生長大,周易正是家中么子,上有一兄一姊,父親是地方特派記者,母親是家管,其實也就是尋常家庭,「但我們家的溝通不是很順暢,彼此間很疏離,大家都不習慣把事情講太白。但一般人可能就讓自己適應了,我卻選擇逃離。身體感覺到了,就成為病症表現出來。」
五專時期的周易正。當年他讀電機系,許多同學後來都進了台積電。(周易正提供)回顧病前人生,他過得自在,幾乎是太自在了。五專讀電機系,某天發現畢業了就是去做馬達或發電機,「決定轉學念中文……其實就是很想念大學,什麼系無所謂。」畢業後直升清大社人所,遇到帶他入行的陳傳興老師,他以「繼續進修」的心態邊做邊學習,22年間,沒想過最大難關會是罹癌。
麻醉了,睡著,又醒來。他有理性的一面,唯一信仰的神是醫生,「但台灣的醫療就是,幫你把該割除的割除,就沒了。」為了身體健康,術後他戒醣戒澱粉,嚴格生酮,過午不食,到了不留餘地的程度,1年半瘦了20公斤。那精神完全綜合了他做書的2項原則:一是「要做就做到徹底,不要做中間值。」二是不帶點惡趣味不滿足。
罹癌了,周易正所展現的最強大力量,在於能輕巧地談論疾病。採訪過程,他情緒一直維持得很好,傷心的事,笑笑地講,幾乎不溢出任何多餘的反應。隔桌對座,感覺像隔一座山,所有可能的脆弱和哀傷都難以觸及,我幾乎要感覺在閱讀一本空有結果卻沒有過程的勵志書籍。到底是怎麼做到的?他說:「我一直都有這2面,極其黑暗,跟極其諷刺自己的能力。」其實也就是在自己的身上開地獄哏玩笑。
歷劫歸來,周易正視為重生。生日若以開刀成功那天來算,「從獅子座變成射手座。」一個編輯死了,又復活,星座和心境都不同了,也開始以「腦殘」為主題,書寫大量網誌,有誠實到頭的素描:「我是周易正,我有腦癌第三期已經11個月又9天了。」也有不甚正經的自嘲:「開刀前醫生說反應會變慢,我一直擔心會跟家裡老電腦一樣慢,現在發現真的有變慢。」
也曾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老人最悲傷之處,是這個城市充滿著讓你感傷的地方,這個街角、那個街角;離去的朋友,分開的情人的陰影無所不在,而且隨著年紀增長與日俱增。」
我問他,一年半前腦癌復發開刀,最大的牽掛是什麼?他說:「我想一下喔…」整整想了51秒,才說:「我主動把那牽掛都切掉了。」這一次,他連後事都交代了,說海葬。一個編輯處理稿子,力求齊整,他處理人生,只求簡潔。生病後他做的事,其實就是一直丟,丟掉一切身外之物。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也刻意讓當時的員工都離開,「那時候大家都太親了。他們都看過我癲癇發作的樣子,他們不會主動離開的。我覺得他們也許本來就有各自的發展,但知道我的狀況後也不敢離職了。」這不是變相逼員工走人嗎?他說,只是去發現他們是否有其他機會或者夢想,鼓勵他們完成,不是強迫離職。
如控制狂想掌握一切的人,在朋友面前卻還是一派輕鬆。多年好友陳琡芬說:「復發前,他談起腦瘤,語氣都像在講昨天感冒,今天肚子痛。」洪範書店主編葉雲平則說:「他把要去開刀,說得很像明天要去花蓮玩。」我和賴奕璇分享這些話,她則表示理解,說:「他一直都比較壓抑,而且已經要面對自己的身體了,如果還要處理別人的憂慮,會增加他的負擔。」
二度開刀後,周易正自承一年前已申請瑞士的安樂死服務,拿到一張小卡,一度收在皮夾如保命符隨身攜帶。他說:「因為我知道再復發,就是四期,沒法治療了。你可以再開刀,但我不想再開。」語氣裡有種繳械感,連生活也交出去,如今縮短為3個月一次回診。會緊張害怕嗎?他像是反射動作問我現在幾月?「我現在就是都在等3個月。我每次都想說,接近那3個月的時候,接下來的事說不定都不用想了,就放手。」
採訪結束,我們到附近走逛,牯嶺街周邊老房子,沿圍牆走如巡禮。像他說的,開刀前做了很多小旅行,重走一遍去過的地方。採訪到第3次了,我始終在等他透露軟弱的一面,他也終於說,去了一趟京都,到「釘拔地藏廟」去。廟裡充滿鉗子和釘子,他向神明祈求:「拔去我腦中的瘤吧!」說自己沒有信仰的人,在疾病面前,終究坦承了脆弱。
京都的釘拔地藏廟。前年開刀前,周易正舊地重遊,特別選了這個地方,祈福手術順利。(周易正提供)如今,他一個人,和2隻貓同居,自己下廚,樂在其中。我想起他說的,進出版界前,因替代役做過社工,負責台北中山區的獨居老人家訪。「我要去找到那些失蹤名單,跑各式各樣的地方。那時候中山區有各式各樣的大廈,都是天井型的,從外面看都不錯,但你走進去,真的就像《重慶森林》,除了那上面照進來的光,其他都是黑的。」他自己貢獻了這麼一個寂寞的場景,我也就直接問了:現在獨居,會想到那時候嗎?
「從來沒有耶。」你一個人在家裡會不會擔心癲癇發作?「不會耶。」你下班後回家的生活?看書?早早睡覺?「對啊。」你會不會時常意識到,腦裡還有個東西,可能正在生長?他說:「會。」問到沒東西問了,我說,你希望自己的生活痕跡抹除到二個箱子裝完,裡面裝的是什麼?
家人嗎?父母都走了,哥哥人間蒸發,姊姊另有家庭,桃園的老家房子也賣了,最後連他負責保管的神主牌,也丟了。他說小時候的回憶都沒了,我們看著他在電腦裡找到幾張家人合照,他說:「竟然沒有印象。」彷彿隨著腦瘤割除的,還有整個童年回憶。
書嗎?他搬過幾次家,每次搬就丟幾箱。也丟掉了「最想大口吃飯,懷念一個便當吃完的感覺」,丟掉「能到處去旅行的渴望」,丟掉「過於沉重的人際關係」。2個箱子最後剩下的,竟然是生活必需品,牙刷、餐具、保險單之類,把生命降低為生存,隨時能走,才能好好活著。
周易正(後排中)家族合照。父母過世後,他表示已無老家可回。(周易正提供)日子清寡至此,空出來的位置,放了什麼?他想起父親過世前,曾被詐騙集團騙走許多錢,「一堆支票、本票,都要不回來了。」以前的他不理解父親為何被騙,自己病後就懂了,是一種「被需要」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詐騙集團可能編了各種藉口向父親借錢,讓父親感覺被需要,不像我們只想幫他、把他當病人看。」病後,他曾想過:自己之所以生病,是不是與家庭疏離的結果?終於理解了父親,也算是「回家」的一小步了。
那麼出版這件事,在病後,對你個人或社會的意義是什麼?他說:「我覺得它在我生病前後,有很大的改變。生病前我對於能夠存留下來的東西還非常有感覺,所以對於一個一個東西能夠用手拿到,還是覺得很重要。但生病後,我比較傾向於活在當下。我今天有做出一件事情來,我覺得很棒,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沒有那麼在意。」
周易正帶我們在公司附近走逛,熟門熟路。病後他嚴格控管進食,每日散步,最晚不超過12點睡,過著非常自律的生活。我聽著,感覺他也在說一個自己的故事,10年來死而復生的故事,畢竟不留痕跡,就不用增加箱子的重量。
最近2年,他轉而關心地方創生,「這跟年紀是相關的。年紀愈大到最後就是老和死亡,這裡面,新的居住模式要不要出現?新的工作模式要不要出現?老年人怎麼樣好好地離開這個世界?」一連拋出的許多問題,在編輯眼中,都是對死亡的凝視,最後都可能變成一本書,或者一點體悟,輕輕地,放在箱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