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屋裡,除了沙漏,還有2個鐘、4支錶,急欲捕捉流逝的時間,像只過一種人生太吃虧。台北出生長大的她,14歲到美國留學,雖然經歷「大家講的話我都聽不懂,總是在圖書館不斷重寫作業」的階段,也曾因沉迷電玩,期中考才去上第一堂課,被哥倫比亞大學退學,轉進社區大學,才開始了「不社交」的苦讀日子,最後念到羅格斯大學心理學博士。
在西點軍校教書時,她在課堂上教一群18歲的學生寫遺書。彼時美伊戰爭還在打,她眼見學生成為屍體回來,心想:「值得嗎?他當初遺書寫什麼?死的那一刻,後悔嗎?」
那些問句,就像她熱愛的拼圖。她曾被家人稱為「拼圖大王」,能拼萬片的作品,問她為什麼熱愛?她說小時候看見東西壞了,總是拆,鐘錶、收音機、烤箱,都拆過,非探個究竟不可,「拆開就知道哪裡壞了,我只是沒有零件去修。」拼圖則是零件都在那了。她說:「我覺得我的工作就像拼圖,你就是要把所有的拼圖都拿到,才能拼成。」
陳永儀(右2)和西點軍校的學生合照。(陳永儀提供) 那過程也像她有過的鎖匠身分。她說,開鎖最簡單的方式,是把鎖弄壞,還可以再賣一個鎖。但人心無法換新,她的求學之路,於是很像一個「收集零件」的過程。她說心理系從來不是第一志願,只是成績不夠她當醫師或工程師,才「選了一個我可以念,又不討厭的東西。」把想修理的身體和程式,換成人心。
我問她,在美國若受了苦,會跟家人說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都會講。我不會藏著。」但問她講了什麼?她說的卻是:「青少年第一次離家,打電話給父母,腦中會有一個神經傳導物質,催產素會產生出來,它會讓我們有被愛和穩定的感覺。但傳簡訊就沒有喔。」話題一路延伸到嬰兒學語,在口罩時代,是否會受影響?「這些影響都是10年在計算的…」疫情未退,她已經在想後疫情時代的研究。
思考如此跳躍,又做過那麼多事,是否有點過動?我們側訪陳媽媽,她形容陳永儀:「好聽是活潑,難聽是搗蛋。陳永儀3歲時,我帶她去美國玩,在飛機上還要用粗的紅毛線綁住她,像牽狗一樣。」母女二人在美國逛百貨公司,陳媽媽只是分心看了一眼衣服,陳永儀就不見了。「我嚇死了,叫她的名字,找到時,問她幹嘛!她就笑一下…」
我想起去旁聽她視訊授課時,她身著素T、牛仔褲、球鞋,看上去確實就像個好動的年輕人,舉止也像個好動的年輕人,不斷晃動,意識到自己止不住的腳步,也是笑著對學生說:「抱歉,我實在無法單純靜止著講課。」
她的屋裡放著3個行李箱,又說:「我台北和台中的家,也都有。」是人生充滿變動的佐證。她當過YouTuber,在三級警戒期間拍影片教大家面對壓力;在台灣教書,生活太規律,她又跑去開Uber,「讓乘客決定我要去哪裡。」她載過第三者,也載過不識她是教授的輔大學生,對她說:「你們當服務業的真辛苦,不像我們在學校。」這些浮生相遇,鍛鍊著她的觀察力。我們第三次碰面,她一眼發現我換了眼鏡,如此小的細節…她說:「不知道吔,我就是會馬上發現。」好像不懂這些天賦從何而來。
陳永儀當過1年多的Uber司機。她說自己喜歡開車,也能做簡單的維修。 但總是萬事俱備了。10年前,她在美國達到一種「完全體」狀態,「各方面…終於可以過想要的生活了。想做的事可以做了,證照拿到了,可以開診所了。結婚了,新的家都有了…」她卻忽然決定放下美國的一切,回到台灣。
為了什麼,決定斷捨離?「因為朋友的爸媽開始出狀況…我看過很多無常…我真的不覺得很多事情是(應)該的。」理性的決定,讓她一邊打包一邊哭。回國第三年,母親罹患腦瘤,手術前需要剃髮,陳媽媽有點抗拒,結果陳永儀直接坐上理髮椅,剃了光頭。陳媽媽說:「她非常貼心。開腦是很危險的,我不知道,都是她在跟醫生談。我後來聽她姊姊講,我一進開刀房,她就嚎啕大哭,她說媽媽笑笑的進去,可是出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陳永儀(右)為緩解母親(左)開腦手術需剃髮的焦慮,也剃光頭髮。(陳永儀提供) 陳姊也說:「她其實很愛哭。是很感性的人。」給了我們始終缺少的一塊拼圖。初訪過後,我想問的那件事,是2年前父親的亡逝。整個過程,陳永儀都還記得,「某天,他說頭昏,我幫他量血壓,讓他吃藥,但晚上11點了,血壓還是降不下來,我就開車送他去醫院。」醫生初判是心臟問題,陳永儀詢問是否能做腦部核磁共振?照腦部斷層?一照果然是腦部血管阻塞,陳永儀還想,抓到問題了,接下來應該容易得多。
父母退休後,定居台中,初訪這天,陳永儀因防疫需求,只在大樓的戶外陽台脫罩拍照。(賴一銀攝) 她曾因工作和陌生人談拔管,談急救,專業分析利弊得失、機率與數字。訪談中,她和我們聊起在美國執業,如何與病患交心,有些過程也像鬥智,摸黑前進,走入對方心裡打結的暗巷,給予照明,同時小心黑洞引力。曾有病患告訴她,解決痛苦的方式是,「拿一把槍,在先生面前把小孩殺了,讓他感受我的痛苦。」怎麼辦?她說:「skill-set(綜合技能)當然很重要,但性格也很重要,如果你很容易被拖下去…(就不行)。」她的理性腦,就在這一次次的懸崖邊和高牆下,完成了重訓。
她最後耐心地請對方多講一些,「可不可以把你不願意講的事情,也拿出來給我看看。」她說,那就是索取拼圖的過程。
為了索取拼圖,我回頭問她,最後走進那個開刀房,向外科醫生報告惡耗了嗎?「我等他開完刀才說。」做了什麼準備呢?有SOP嗎?她說:「人不是機器。」但她有準則,單刀直入地說,然後閉嘴,「觀察對方的反應。你的肢體,你的表情,你要讓他知道你願意聆聽…」應對進退,她心中自有尺規,是專業的展現。
然而告別至親,無法專業。那時她才發現,自己不是關懷師、急救員或臨床心理師,只是一個女兒了。陳永儀說:「我不是貼心的女兒,也會和父親拌嘴,我不是父親的小棉襖那種女兒。」住院後,她對父親說:「你這個腦阻塞叫作腦中風,很嚴重你知不知道,他看著我說:『Take it easy !』」她還回嘴:「你不要在那邊高談闊論!」
結果幾小時後,父親大腦就被新發現的動脈瘤破裂後流出的血所充滿,馬上動手術,「開刀到一半,他們找陳鎮威(陳永儀父親)的家屬時,我的腳都走不過去,我發現我站不起來,沒有那個勇氣跟力氣走過去。我知道那個刀應該沒那麼快完成…」
曾在開刀房外耐心等手術結束的關懷師,身為女兒時,連步伐都邁不出去。和我們分享教導西點軍校生寫遺書時,她說:「引導18歲的人寫遺書,是很不真實的。但你上過一次戰場就知道了。」而今她也面對了自己的戰場。
手術順利完成,但父親也從此離不開呼吸器了。二人有好好的告別嗎?陳永儀想不出來。最後的機會,是妳載他到急診室那天嗎?只是你們也沒意識到,「對…」她說。
大學畢業時,陳永儀(右)在洛杉磯和父親(左)合照。(陳永儀提供) 告別猝不及防,父親半年後離世。父親是機師,當年陳永儀去美國,搭的就是父親開的飛機。我問她:父親對她來說,是岸一般的存在嗎?是帶她飛翔的人嗎?她只說:「這不是1、2句話就講得清楚或完整的,可能就別提?」但父親確實曾是她人生的導航。手術進行到一半,醫生說:手術有3個可能,成功、死在手術台上,或醒不過來。陳永儀用父親的角度思考,只要不是植物人,就是好結果,決定賭那三分之二的機率。
2年前,她受公視《誰來晚餐》節目的邀請,錄影當天,父親在加護病房,她猶豫著該不該去,最後說:「我爸如果知道,一定還是會講,該做什麼做什麼,所以還是去了。我回台灣,就是想多一點時間和爸媽相處,這一點我做到了,沒有遺憾。」
而那不正是我們訪綱原先的設定嗎?大疫之下,我們如何抵禦遺憾的可能?心理學家對這疫情,有什麼想法?教過那麼多人書寫遺書,心理學家也寫遺書嗎?
她再度以問題回答問題,說:「我們現在坐在這邊,你想一下你在意的人,在什麼地方?不管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你的孩子,他有在你的視線之內嗎?如果他沒有在你的視線之內,你就沒辦法告訴我他現在好不好,你也沒辦法很確切的告訴我,他是否活著。」
這2年,父後的700多日,也是疫中的700多日,她學會一件事,對我說:「抓住現在這一刻,只是1分鐘的事。我花1分鐘,思考對我人生重要的事。父母,家人,我愛的,我在意的,他們現在都在哪裡?他們在人生的什麼位置?我的工作我滿不滿意?我把它想過一遍後,做一個截圖,我就經歷了它,擁有了它。」語氣仍是理性的,但遲疑了一下…
而後補充,像多給了我一塊拼圖:「我可以跟你打包票,這一刻不會永遠不變。但對我來講,停下腳步經歷了它,這一刻,就屬於了我,別人也搶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