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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鏡到底／關於那些鬼魂告訴我的事 潘禮德
發佈時間2025.10.12 05: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5.10.12 05:29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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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禮德（Rithy Panh）是電影史上第1位拍攝1970年代赤柬大屠殺的柬埔寨導演，也是第1次採訪到加害者，且將加害者與受害者並置、對話的轉型正義展現，引發全球討論關注。
1975年赤柬掌權，那年他11歲，與父母、兄弟姊妹被迫下鄉勞改，家人在集中營裡先後死亡、失散，他以難民身分入籍法國。1990年，他決定回到柬埔寨，用電影為家人和受難者立碑、下葬，他常說那些鬼魂會來找他，對他說話。而今來台參訪國家人權博物館，他仍感受到那些亡魂在園區內走動，不曾散去。
61歲的柬埔寨導演潘禮德戴著黑色貝雷帽，蓄著銀灰長鬍鬚，在中正紀念堂的展覽廳裡走來走去。他好奇地觀賞蔣介石曾搭乘的汽車、筆挺的軍服、使用過的器皿，面帶微笑站在蔣介石的雕像前拍照。
亡魂仍在遊蕩 述說暴力和殺戮
這種觀光客般的舉動看似不奇怪，但若知道他是1970年代赤柬（又稱紅色高棉）大屠殺下的倖存者，這畫面便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了。前赤柬領導人波布掌權四年期間，將知識分子下放勞改，審訊、處決政治犯—約200萬人死亡，占柬國人口1/4，大量文物、古蹟被毀，是當代亞洲極為慘痛的人道悲劇。
潘禮德的新片《約見波布》（Meeting with Pol Pot），講3個西方記者在紅色高棉末期受邀進入柬埔寨，採訪這個與世隔絕、已封鎖國境、廢除貨幣長達3年的共產主義國度，以及領導人波布。但就如同今日的北韓，記者被嚴密監控，眼前所見的一切全是被精心安排好的官方表演，若想逃離或試圖探知真相，下場可能是被失蹤、監禁或死亡。此片為台灣國際人權電影節開幕片，不知主辦單位是否刻意將地點選在中正紀念堂，只見政治暴力與獨裁者紀念館並陳，讓人感覺錯亂又荒謬。據說，潘禮德已經很少為了電影宣傳，在全世界東奔西跑了，是因為影片在中正紀念堂放映，他覺得實在太有趣，才點頭答應。
前一天，潘禮德也參觀了國家人權博物館，了解台灣威權統治時期政治犯被關押、迫害的歷史，他說自己能感覺到那些亡魂還在園區中徘徊遊蕩。受訪時，他坐在VIP室裡民國風格的木雕方椅和緞面坐墊上，用英文說：「那些躺在地上的人影、籠子裡的身形好像還活靈活現。你會看到那不只是殺戮，還有一整套宣傳、控制人心、逼供與酷刑手法。當你把人帶上法庭時，好像看起來是公平審判對吧？但其實不是公平的，不是。」
失了根的孩子 拍片談轉型正義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林木材說，過往關於大屠殺的紀錄片，例如朗茲曼拍攝納粹集中營的《浩劫》（Shoah），多半圍繞倖存者說法，沒人拍攝加害者或探討邪惡的本質，潘禮德的《S21：赤柬殺人機器》（S21： 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是第1部拍攝加害者，且將加害者、受害者並置於畫面中的紀錄片，讓加害者回到原地，重演如何執行關押、殺戮等細節，並討論加害者為什麼會相信獨裁者的說法？此片成為潘禮德的代表作，引爆國際討論紀錄片倫理、正義等議題，甚至影響了後續講述印尼930大屠殺、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議題這麼嚴肅，其實潘禮德私底下超愛開玩笑，採訪時，他追問記者：「你看了幾部片？看完後睡得著嗎？你應該跟你老闆說，要他幫你加薪，因為你要寫我的電影！」一臉調皮又純真。
台灣製片王思靜說，潘禮德一輩子都奉獻在柬埔寨的轉型正義，「我認為他是全世界轉型正義做得最好的導演。」但柬埔寨當地人反而不那麼重視他，「有些人覺得他就是幸運活了下來，還逃到巴黎，受教育、念電影，說話帶著法語口音、穿著得體時髦，有點像台灣人笑ABC，他喜歡買漂亮的東西戴在身上，這也會被嘲笑，他就是一個失根的孩子。」
潘禮德1964年出生於柬埔寨首都金邊，父親是老師，曾任教育部官員，家中5個兄弟姊妹，他是最小的兒子。1975年，紅色高棉攻占金邊，200萬城市居民瞬間成為「資本主義的走狗」，他們被送到鄉下，進行所謂的「改造」，被抹去姓名，只剩編號，新人類必須拿起鋤頭為筆，以土地為紙，挖水庫、種稻米、產量倍增。這是一場大躍進！
他可以把悲傷的事情用最好笑的方式說。他說，那年他11歲，根本不知道波布是誰，只覺得去鄉下像是夏令營，充滿神奇與未知，「我把牛牽到森林裡吃草，我想：『啊！這就是農民的生活。』還想帶些紀念品回金邊呢！到了第二個月，我們被迫剪頭髮、把衣服染黑，食物愈來愈少…一切變得很困難，我才意識到不太對勁。」
父絕食兄失蹤 一家離散成永別
有一次，他下田工作時腳受了傷。「挖運河時被什麼東西砸到，本來只是個小傷，還是繼續工作。可是我們沒有食物吃，身體沒有抗體，傷口越來越大。我的媽媽很聰明，她把一些金子藏起來，不知道去哪裡換來了一些盤尼西林，她把藥磨成粉末，敷在我的傷口上，盤尼西林真的很強。」「母親告訴我，我必須每天站起來走路，訓練自己。」
饑荒不知何時緩慢包圍，等到死亡襲來，速度快得措手不及。共產黨要求產量翻倍再翻倍，但實際上食物愈來愈少，1天只有2勺米湯，他的父親憤而絕食，父親說：「我是一個人，我不會再吃動物飼料。」幼時的潘禮德無法理解這一切，父親死後，用鐵皮捲起來，草草埋葬。他酷愛西洋搖滾樂和吉他的大哥，則因這些「資產階級的品味」而最早失蹤，此後再無消息。
在集中營裡，全家人被迫分散不同陣地，潘禮德卻說這是好事。「如果待在一起，全家可能被一網打盡，分開反而比較容易生存，這是一種生存策略。」饑荒愈來愈嚴重，人們必須吃昆蟲、老鼠、蛇、樹根…，有次他偷偷捕了一條魚，打算拿去給母親吃，卻發現母親已經被送到醫院，因飢餓而過世。
他才明白自己成了孤兒。「最後1年在集中營裡，我會聽到母親的聲音，告訴我：『站起來，訓練自己走路。』」那股聲音支持他逃出集中營，逃往泰柬邊境的難民營，再逃到法國。直到現在，他腳上的傷還是留有後遺症，仍然會感到疼痛，不能跑跳。
剛到法國時，潘禮德有整整3年的時間無法講柬語，他聽過太多恐懼吶喊，喊了太多政治口號，唱了太多洗腦歌曲，語言的殺傷力在心裡生了根。兄弟姊妹呢？「有1個姊姊還活著，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後來才知道已經死了。」
他透過雕木頭、畫畫重建自己，他說自己很幸運，得到很多眷顧。「我在法國的學校學法文，因為我不太會說話，所以我畫很多畫。老師會教我一些繪畫技巧，有一天，老師給了我一台攝影機，就這樣開始拍電影。」
很長一段時間，他拒絕面對過去，「剛逃離戰爭時，你只想活下來，所以拚命掙扎，賺錢、讀書，不知道什麼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當你好一點了，有了收入，才開始思考：我的父母在哪？我的家人呢？這時候，創傷才會浮現，過去會回來，惡夢也就開始了。」
在他的夢裡，家人每晚造訪，集中營裡那些皮膚浮腫、肚子鼓脹，飢餓到只能半夜嚼鹽巴的喀喀聲會在他耳邊響起，他一開始抗拒，漸漸接受，跟亡者互動。「我在這裡，是因為那些過世的人幫助我走到這裡。」
鬼魂和創傷成為他創作的動力，首部紀錄片場景回到潘禮德曾待過的泰國邊境難民營「Site 2」，1990年，他從法國回到柬埔寨定居，尋訪加害者，「我去找他們，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做了什麼，你們也飽受折磨，我不是法官，也不是檢察官。』我邀請他們說出真相，一起為社會做貢獻。」
加害者返故地 演繹集中營惡夢
2003年，潘禮德拍出轟動國際的代表作《S21：赤柬殺人機器》，S21是當時關押、審訊政治犯的祕密監牢。片中，他拍攝1名看守獄卒，當時僅12、13歲的男孩，「我需要跟加害者見面，當時已經有他們的名單和資料，赤柬結束後，許多人各自回到家鄉。我各地都去了，有次我去一個偏遠的鄉下，找到這個人，他想說，但說不出來，無法完整用語言表達，可是身體卻記得當時的動作，說出一個詞時，會對應一個手勢或動作。他願意回到S21，我讓他自由發揮，為了符合當時的情境，我們在晚上拍攝。」影片中，男子不斷重複機械式的動作：打開門、上手銬、矇眼、解腳鐐、鞭打、關門上鎖…。
「他的身體其實有記憶，他站起來、開始說話，全身都動起來，非常具體，好像記憶從身體裡湧出來一樣。之後他發了高燒，全身出汗，好像有什麼邪惡的東西從體內釋放出來。我給他止痛藥，後來他才能比較自在地跟我說話。」
潘禮德說，拍攝S21集中營時間長達3年，中間經歷許多心理折磨，當鏡頭跟著加害者重演關押場景時，他可以看到囚犯就在牢房的地板上，「我告訴攝影師不要進去，否則會踩到他們的鬼魂，如果踩到，就等於跟加害者站在一起。」S21集中營留下70萬頁的檔案，「有1個加害者說自己從來沒有打過人，有一天，我找到證據，證明他有打過受害者，我給他看了之後，他願意重新講述，我對他說：『你不能說謊，否則我會用鏡頭拍下你說謊的證據。』我認為鬼魂會指導我，亡者很努力阻止加害者說謊。」
赤柬垮台以後，聯合國介入，要求政府保障人權、促進轉型正義，2003年組成赤柬特別法庭，波布掌權期間所犯下的種族滅絕與違反人道等罪行開始被審判。
他說，法院可以審判加害者，但無法挖掘每一個被埋葬在村裡的真相。潘禮德童年所在的集中營，沒有留下任何檔案、相片，「我想要說出當年發生的事，我想要向我的家人致敬，電影對我來說就像替他們建造一座『stèle』。」他拿出手機，用翻譯軟體將這個法文單字翻譯成中文，然後把手機轉過來，上面寫著「碑」。「他們沒有被安葬，什麼都沒有，我想讓大家看到他們是誰。」
在《遺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中，他取河邊泥土，雕塑成泥偶，像扮家家酒一樣講述在集中營的經歷，以及對家人的情感和想念。當年草草埋葬父母的原址，如今變成一座人工湖泊，周圍種植玉米和南瓜，他則用自己的電影為家人立碑。
創影視檔案館 重建記憶與認同
2008年，潘禮德在金邊市中心創辦波法娜Bophana影視檔案館，波法娜是一位女性政治受難者、性暴力受害者，在遺留下來的照片中，她相貌秀麗，昂首無懼地面對鏡頭—他拍片講述波法娜的故事，也修復保存影像檔案，開放給大眾使用。「赤柬只有4年，可是摧毀了很多東西，比如音樂、舞蹈、電影，最後只剩下幾位藝術家倖存。所以我需要透過檔案重建記憶和歷史，我們收集的不只影像或電影，還有照片、廣播等，對我來說，它關乎身分認同。」
問他當代柬埔寨年輕人怎麼談赤柬歷史？「就像台灣一樣。當孩子問起祖父母或親戚怎麼過世時，他們也不知該怎麼回答。很多人拒絕面對，因為太沉重，倖存者有時候也會因為無法救下親人而感到愧疚，畢竟我們談的不只是殺戮，而是摧毀身分、去人性化等違反人道罪。這時候，電影和檔案能幫助我們恢復姓名和身分，辨認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
2014年，赤柬前最高領導人喬森潘、前柬埔寨共產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農謝被控12項違反人道罪成立，判處終身監禁，金邊市立起紀念碑。S21集中營的前負責人康克由則成立8項違反人道罪、5項戰爭罪，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在生活中戰鬥 悲傷裡探尋詩意
潘禮德坦言，每次去法庭旁聽都必須吃藥才能承受，「面對加害者真的不容易，但我認為加害者也需要把故事說出來，而我們需要傾聽。為了完成記憶工作，我必須補足見證，把二種觀點放在一起，一邊是我的觀點，另一邊是他們的觀點。這需要耐心，也需要尊重。畢竟，加害者也是人，和你我一樣。」他拍攝《杜赫：煉獄魔王》（Duch, Master of the Forges of Hell）記錄康克由的證詞：「他寫詩，法文流利，他們都很聰明，也受過良好教育。我從來沒有遇過任何一個加害者承認自己是加害者，頂多說『我只是接到命令』，因此重點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要嘗試理解：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為了什麼而去殺人？」
答案是什麼？「不完全，但有一些。他們先是消滅身分、去人性化，再利用人去互相殺戮，當大屠殺組織起來時，進行速度非常快，可能6個月、1年之內，數百萬人就被殺害。」
說這些話時，他的語氣和表情實在太過理性，問他內心深處感覺如何？潘禮德開起玩笑：「哦！感覺很好。」又說：「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我認為最重要的抵抗方式就是盡可能好好生活。所以我喜歡做菜給朋友吃、喜歡開玩笑，我每天試著對人微笑、握手，認真去品味食物。當你走到生命最後一秒，如果能看見美，那就能上天堂。如果最後一秒充滿憤怒或仇恨，那你會下地獄。所以每天都要訓練自己。」
這不是一場公平的戰鬥，因為惡往往更強大，善則很脆弱。脆弱時，他會躲起來，音樂和詩歌成為救贖，「如果讓赤柬奪走我的靈魂，我會一直陷入憂鬱，甚至想自殺。那就是他們真正的勝利。所以我必須戰鬥，即使拍的是悲傷的故事，我依然能感受到詩意。」
暴力和創傷會透過基因遺傳，他2020年拍攝的《輻射》（Irradiated），講述日本二戰被投下原子彈後持續遭受的暴力。「我在蘇黎世大學遇到一位在研究腦部表觀遺傳學的女士，她做了很多小白鼠實驗。有些老鼠在正常環境中長大，可以社交、玩耍、找起司，正常生活。但那些在強光、噪音、攻擊性環境等極端暴力環境下長大的老鼠則變得抑鬱，只是縮在角落，不太動。當研究員把牠們放到同樣溫度的水裡，正常的老鼠會拚命游泳求生，而抑鬱的老鼠只游了2、3分鐘就任由自己溺斃。最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延續到第5代，仍然存在憂鬱。」不知是否因為擔心創傷被遺傳，他選擇不生小孩，「但我和伴侶收養了一個女兒，我常常旅行，很多晚上失眠，無法在這種狀態下養育孩子。」
年年辦工作坊 幫助倖存者發聲
紀錄片是關於記憶的藝術，多年來，潘禮德每年定期前往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卡達，那裡有來自蘇丹、剛果、巴勒斯坦等地的戰爭暴力受害者，他舉辦紀錄片工作坊，訓練受害者們拿起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能拍電影是很幸運的，很多人終身抑鬱，無法擺脫戰爭的影響。創傷會壓垮人，像烏克蘭或加薩，小孩的腿被炸斷不是一天的事，而是持續壓在一個民族身上50年、100年。我有些學生來自蘇丹，蘇丹停止內戰了，但他們至今仍是受害者。」
他與其他倖存者團結在一起，拍電影是療癒自我與復興記憶的方式。即便經常睡不好、做惡夢，看到鬼魂環繞四周，但他逐漸接受，與鬼魂共存。不害怕嗎？「並非不害怕，但現在我知道如何應對，至少我還能拍電影，還能想像、創作。」鬼魂幫助他走到這裡，也幫助他創作了這些電影。
唯有記住，亡者才能安息，生者必須前行，如同母親留給他的遺言：你必須每天站起來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