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media
人物

走出紅牆的人:程曉農談118廳 間諜學校與 無所不在的監控

發佈時間2026.11.22 18:29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6.11.22 18:29 臺北時間

經濟學家程曉農最近出版半自傳新書《紅色高牆》,書中揭露不少40年前他任職中國人大常委會的秘辛。(翻攝自《政經最前線》節目影片,本刊後製)
文
旅美經濟學家程曉農經歷過文化大革命,被迫勞改,後來又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與鄧小平的女兒共事,從事國家經濟研究,期間不時被指派監控任務,包括監視國家主席。六四爆發前夕,他到柏林擔任訪問學者,幸運逃過清算,後來赴美留學,居住至今,近40年未曾再返回中國,是中共極權統治的真相見證者。
世人至今難忘,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閉幕會上,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世界面前,遭人當場架走。程曉農說:「他是先被送到118廳,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旁邊有個幕簾,幕簾背後就是118廳。」他之所以特別記得118廳,因為那是個極神秘空間。
74歲的程曉農是出身中國的旅美經濟學家,近日出版新書《紅色高牆》,裡頭有一部分就寫到118廳。記者問他為何確定胡錦濤被送往118廳,他說:「我一看他往那個方向,那個地方只有118,沒有別的了。」
118廳是什麼?它是人民大會堂中唯一以房號(數字)命名的廳堂,位置隱蔽,也是人民大會堂裡頭工作人員不太會提到的神秘空間,因為,當年毛澤東曾經在這裡住了好幾年,此處有秘密地下車道,可以悄悄直達中南海,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便是在118廳會見毛澤東。
毛澤東過世後,118廳便一直空著,沒人敢動。但數年後,118廳卻又成為毛澤東繼任者鄧小平的棋牌室!
118廳變成鄧小平棋牌室,這個坊間傳聞並非空穴來風,程曉農可是親耳聽見鄧小平之女鄧榕說的。
時間回到1985年春天,鄧小平掌權的時代,即將碩士畢業的程曉農決定離開中國人民大學,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面試研究員。面試程曉農的共二人,其中一人叫肖榕,程曉農侃侃而談自己以計量經濟學模型預測十多年後中國的工業污染狀況、及所需要的環保投資,肖榕聽了十分滿意,決定要程曉農來此上班。程曉農告訴肖榕,中國人民大學那邊可能不願意放他走,肖榕說:「全國人大常委會要人,人民大學不得不放!」十分霸氣。
程曉農後來才知道,肖榕是假名,那人本名鄧榕,正是鄧小平的么女,是鄧最信任的女兒,可說是「第一公主」。
大概鄧榕覺得與程曉農特別投緣,中午所有工作人員都到大會堂地下一樓食堂吃飯時,鄧榕常會走到程曉農身旁坐下來,一起用餐、聊天。「她坐過來,別人就不會坐過來了,只有我們兩個人,不過她也不在乎旁邊人聽見不聽見。」人民大會堂的食堂類似軍隊的食堂,伙食極差。
程曉農回憶,鄧榕常在辦公室聊自己家的生活,沒什麼架子,某天中午用餐吃著吃著,程曉農隨口抱怨麵條太差了,鄧榕隨口說:「我們家的麵條也差不多這樣。」
我忍不住問程曉農,吃得這麼差,表示鄧小平頗廉潔嗎?他答:「這跟廉潔沒半毛關係,跟廚師的水準有關係,這表示他們家是勤務兵在做飯。」他解釋,中共一定層級以上的軍官,家裡會有護士照料健康(同時也一手掌控首長的醫療個資),也有勤務兵照料生活,包括做飯,「但他們不是經過訓練的專職廚師,都是大頭兵,所以如果家裡是勤務兵做飯,那麼你吃的頂多就是勤務兵媽媽的水準,他們沒吃過什麼好食物,可能爛爛的麵條就是他覺得最好的了。」
還有一次,程曉農下班後要去搭車的路上,在大會堂遇到鄧榕,照理鄧榕有車接送,不會跟程曉農走同一個方向,他好奇問鄧榕怎會往這個方向走,鄧榕說:「要去118」。
程曉農說:「我一聽到118,耳朵就豎起來了,那個廳堂在毛澤東死掉後,空了將近六、七年,我就問鄧榕去那邊幹嘛,她也實話時講,說『我爸在那裡打牌』。我就知道118變成棋牌室了。」
鄧小平是出了名的愛打橋牌。但鄧小平為何不在家裡打牌,要特地跑到118廳?鄧榕又是答得直接:「在家裡怎麼鑽桌子?」原來,鄧小平自己定下規矩,打牌輸了的處罰是鑽桌子,鄧小平自己也不能例外,但家裡兒孫環繞,他不好意思鑽桌子,乾脆改到118廳打牌。
當時,鄧榕在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是掛名其中一間研究室的副主任,然而有天鄧榕對程曉農透露,自己的薪水並不從這裡領,是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領薪,「我是研究局局長,我有軍裝的!」那時,鄧小平牢牢掌控軍權,連女兒鄧榕都有軍階。
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簿是什麼單位?它的前身,正是專門策反國軍(1949年以前中國國民黨政府軍隊)的「敵區工作部」,創辦人是被稱為「中共特務之父」的李克農。簡言之,這是個情報、間諜單位。
然而做情報的絕不只總政聯絡部,程曉農回憶,在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的日子,見到的是無所不在的監控,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被監控,誰跟誰講了話、講什麼話,都在國家安全部的監控下,連講電話的內容也被監控、甚至錄音。不只工作人員被監控,人大常委會表面上是中國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然而每一次開會,所有人大代表的一言一行也在監控中。
誰執行監控?答案是每一個人。所有人彼此互相監控,程曉農自是被監控的,同時他也必須監控別人。重要活動,國家安全部還會特別派人監控,例如,1986年全國人大開會時,程曉農被分配到負責湖北人大代表團,要住進「湖北賓館」,即使離他家不遠,也一律強迫住宿,連週日都不准回家。
他在《紅色高牆——直擊中共五大禁苑的權力運作邏輯》這本書中寫到:「我住進湖北賓館的當天,也被監視了——一個號稱《光明日報》記者的人住進我的房間,從他陰沉的表情,我立刻意識到他是國家安全部的人,來監控我和湖北代表團。我到哪個小組會場,他也跟到那裡,我倆同住一間客房卻從不交談。」
甚至,國家主席也被監控!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是湖北人,程曉農回憶,人大會議結束後,鄧榕忽然打電話給他,表示國家主席李先念隔天要去湖北賓館看望老鄉,「中午12點『大紅旗』到,你到頂樓會場去看他講些什麼。」大紅旗指的是中共高層專用轎車。
鄧榕要程曉農監控國家主席李先念。程曉農掛完電話,跑到湖北賓館門口,發現整個湖北賓館已被戒嚴,大鐵門鎖住,到處是便衣,幾乎是蒼蠅都飛不出去的嚴密狀態。
那天中午,湖北省長首先發現不對勁,他看著程曉農跟在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後面,打算跟著進會議室,省長用身體擋住門,不讓程曉農入內,程曉農依舊伸手拉門,兩人對看,省長讀懂了。程曉農在書中回憶道:「那一瞬間,我看到他眼裡的憤怒與無奈。」
任務結束,鄧榕問一切如何,程曉農答:「沒講什麼。」鄧榕點點頭走開。程曉農在書中寫到,出於良知,每一次自己被指派監控任務,任務結束後他一律跟上頭說被監視對象「很乖」、沒聽到任何不妥言論,即使曾經多次有人大代表向他投訴地方政策。
令人窒息的環境,程曉農沒待太久,便申請調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當時鄧小平打算推動改革開放,遭遇中共黨內強大阻力,而程曉農恰是反對計劃經濟,支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派。
對於共產體制、計劃經濟,程曉農曾經深受其害。他出身書香世家,父親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外公曾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南京分館經理,後來還當過國民政府的首都市參議員。
然而,也因為父親是知識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父親首當其衝,程曉農在書中回憶:「文革時期,家父與華東師大的一批教授,被壓到運動場上,跪地批鬥。」
連知識分子的子女也無法倖免,像程曉農這樣背景的學生,往往在班上被孤立。加上程曉農好奇心重,求知慾強,與幾個同學自行組裝收音機,因此被班上老師通報「收聽敵台」——即使收音機根本聽不到敵台。程曉農與幾個同學遭到訊問,之後被趕到農村,俗稱「勞改」。
學業中斷,只會讀書程曉農被迫到安徽省一處農村種田,前些年大飢荒,每戶人家幾乎都有人餓死,甚至傳出人吃人,有人餓死,其他人吃了屍體。程曉農剛被下放到農村時,住的茅草屋隔壁被稱「鬼屋」,因為一戶人家包括老母親及三個兒子,八年前陸續在屋內餓死。
勞改的第一年,程曉農不善農務,收成差,完全吃不飽,最後只能端個碗,每日挨家挨戶「要飯」,看他可憐的村民們這家給幾口飯、那家給幾口飯,他才存活下來。她在農村勞改五年,五年後才因為一個機會,到鄉政府工作,脫離勞改生活。再幾年後,文革終於結束,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隔年程曉農以高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一路讀到研究所,終於扭轉命運,碩士還沒畢業,他就獲得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
他在人大常委會工作沒多久,就轉到體改所,當時的體改所的主任,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親自兼任。趙紫陽也是支持經濟改革的一派,然而後來趙紫陽升為中共總書記後,體改所的主任由保守派接手,經過幾番政治惡鬥,後來又逢六四天安門事件,趙紫陽反對鎮壓學生,自此被軟禁,直到過世。
程曉農則恰好在1988年底,國家派他去德國的「西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當時德國還分成東德、西德,一個柏林也分成兩半,西柏林自由,東柏林被稱「鐵幕」,連經濟程度都懸殊。程曉農為了省錢,選擇從中國一路搭火車到西柏林,搭了九天火車,換四次車。
1988年的聖誕節,那天他搭著火車經過波蘭,隔壁包廂坐著二位來自北韓的旅客,原來是北韓外貿部局長,帶著一位勤務兵。程曉農發現,這位北韓高官每餐都吃泡麵,那天聖誕節,程曉農決定邀請這位局長一起到火車上的餐車,吃聖誕餐。
二人聊天,北韓高官打開話夾子,說到即使自己在北韓已算是特權階層,出差也只能去中國、蘇聯(當時蘇聯尚未瓦解),且差旅費少到一餐只能吃一包泡麵。此外,北韓高官以英文說道,包廂內自己身邊的勤務兵,其實也是監視他的人。北韓高官對程曉農說,羨慕中國,程曉農聽了苦笑,說中國官場同樣黑暗。他在書中寫到:「只有在第三國,才有機會一吐為快,又不怕被人告密。」他總算是逃離了那個24小時被監控的國度。
記者問程曉農,當年離開中國後,有沒有哪一個瞬間,終於感受到自由的氣氛?他便這樣答:「就是那年的聖誕節,在火車上,那個北韓貿易部的局長。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所謂的自由。他跟我素不相識,他也把在他們國家時不敢講的話,全部講出來了。我們都知道,在那趟火車旅行中,唯一自由的場合就是那裡(餐車),沒有監視。」
他解釋,那輛火車也是中國的火車,「列車員是中國人,中國的列車員同時也負有監控乘客的任務,但我們倆是用英文講話,列車員懂一點俄文,但他不懂英文。」
自由的空氣,呼吸過便難再回頭。幾個月後,中國爆發學運,當時程曉農擔任訪問學者的期限快到了,他打電話回體改所,電話中,同事只說一句「堅守崗位」。程曉農聽懂了,沒回中國。果然,後來天安門事件爆發,體改所好幾個同事都被抓。程曉農後來才知道,那天他打電話回去時,體改所同事旁邊就站著好幾位監控人員。
監控、情報、間諜。程曉農被迫監控過別人,在北京工作期間也一直被監控著。記者問他對近期黃仁勳事件的看法,他說,目前美國司法部仍找不到證據可證明黃樂是間諜,若一直找不出證據,最多大概只能用「走私罪」起訴。
他說,中國訓練間諜有一套完整體系,「共軍是有專門的諜報學校的,像解放軍南京外語學院、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這些人是準備派往外國的,外文是第一要求,幫他們配的外文教師,都是以外文為母語的外國人,還會分美式英語、英式英語。所以如果是培訓準備派往美國長期潛伏的,這些人的英文好到跟美國人一樣!」
人們常講的色誘法,程曉農說,這又是另一套專門的訓練,中國仿效當年人人聞之色變的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謂的燕子、烏鴉,這名字就是KGB取的,女的色情間諜稱為燕子,男色情間諜是叫烏鴉。」記者好奇問他,原來也有訓練男性間諜色誘?他說:「當然有啊!」
他又說,中共培訓色情間諜,是在學生裡挑,「要考慮容貌,容貌要好,但又不能好到太引人注目,如果讓人看一眼就難忘,那就完蛋了,沒有潛伏的可能性。還有,要低調,絕不能留下照片。」所以是普通的漂亮?「就是普通,我講一句不好聽的話,要學的是『妖媚』。還有年齡,二十幾歲大學畢業就會派去,要從很年輕就開始發揮作用。」
「反過來說,如果有一個被稱為女色情間諜的人,她活動的年齡是45歲以上,甚至不停的拍照片,那麼就說明她不會是燕子。」
黃樂是否為中國間諜,仍無證據,不過程曉農說,有不少中國間諜是後來才被吸收成為間諜,甚至,「依照中國國家情報法,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義務為情報機關工作,這是寫在法律裡頭的,反過來說就是,如果當局要你做這件事的時候,你不做,就變成是違法了,你的家人會受到處罰。」
全民互相監控、全民有當間諜的義務。幸好,程曉農後來再也沒回到那個國度。當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表示,歡迎因六四事件而流亡者到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程曉農申請,錄取,到美國讀完博士,直到今日,他始終未曾回到中國。
他的父母後來曾到美國看他,很欣慰程曉農得以到美國生活。父親曾經在文革期間被狠狠批鬥,「我爸後來跟我說,文革期間,他被派到江蘇鄉下,天天挑糞。」直到文革結束,恢復正常教學,父親才恢復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的職務。
程曉農說,始終記得父親曾經打電話給他,親口叮嚀:「如果我將來走了,你要是回來(中國),我死不瞑目。」程曉農說,因為自己一旦回中國,肯定被抓。「所以我連奔喪都不行,我的父母我都沒有辦法奔喪。」
採訪的最後,程曉農反問記者,最近台灣有二百多位學者專家聯名,「說什麼十年統一計劃,我好奇問一句喔,依你個人的直覺,我這本《紅色高牆》出了以後,他們會願意看這本書嗎?」記者苦笑說他們恐怕不太會想去讀。他不死心,追問:「哪怕告訴他們一點真相,他們也沒有好奇心嗎?」

你可能也喜歡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