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跟他們結束晚餐後,在回到飯店的路上,我跟攝影記者朋友一路上一句話都沒有說。見到如此現實的悲哀,我們無言以對。
其實類似的事情在採訪路上真的相當容易遇見,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裡。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裡,總共有將近一百萬的難民人口,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營區。而記者在採訪的時候,通常都只會在營區入口的附近採訪,並不會真的走到營區的中心或是深處。除了有看不見的危險之外,也沒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有一天我跟攝影記者在結束當天的採訪之後,我跟攝影記者朋友走到營區深處,想要拍攝一些跟以往比較不同的影像。但因為在這個地方的難民們比較少看到外國人進入,所以比較警戒。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有一位身穿整齊襯衫跟雨鞋的大叔,走過來問我們有沒有拿到允許,要我們給他看證件什麼的。剛開始我們就呼隆他過去,走到遠一點的地方拍攝。但沒想到他仍不放棄,跟了過來。
最後我就直接過去跟他表明記者的身份,讓他知道我們是來這裡把難民營的情況帶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沒有惡意。在這之後,他也跟我們表明身份,說自己是這個村子的村長,並且開始帶我們到處拍攝,甚至還要他的村民從家裡出來給我們拍,村長的架勢十足、相當神氣。
最後這位村長送我們離開之前,在人少的地方停了下來。他開始哽咽的跟我們說2017年8月羅興亞人遭到迫害逃離家園的記憶,他的村子全村有五十多人被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受重傷,講到最後他流下淚來。十分鐘前還是意氣風發的村長,居然在外國人的面前流下淚來,這讓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甚至,我感覺到,在他巨大的悲傷面前,我沒有資格回應。
我們感謝他的好客招待,並且目送他回村子裡。其實這樣的故事無法被消化,他會一直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他們不希望世界將他們忘記。
在這些面對悲傷故事的第一線時,我仍像個幼稚的小孩,完全手足無措。在安逸台灣出生長大的我,要消化這些情緒,有點太沈重、強求。但是我想這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吧。除了記錄他們的故事之外,也要背著這份感情繼續走下去。因為受訪者把故事跟你說,其實就是一種信任與承諾。
在採訪這些悲傷故事的同時,記者們常常會面對到一個問題。當你的報導無法改變現況,但是因為戲劇化的故事或是令人掉淚、震驚的照片或讓你獲得「好記者」的光環,那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你在消費受訪者嗎?他只是你工作生涯中攀上高點的工具嗎?
我自己第一次遇到這樣矛盾,是在2016年首次採訪羅興亞難民營的時候。當時大規模迫害還沒有發生,緬甸若開邦已經有零星幾次的衝突,所以若開邦裡面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在幾位羅興亞朋友的幫忙下,溜進去戒備重重的難民營內。
因為營區內少有記者進入,所以當我拿出相機拍照時,大家都會跑過來跟我說故事,他們非常渴望讓這裡發生的事情傳達出去。那時候就有人要我去採訪一位因為寄生蟲,所以肚子很大的難民小朋友。
我在過去採訪時,這位小朋友因為看到陌生人靠近他,他開始大哭。我試著要旁人幫我跟他解釋自己的來意,但他太小不了解,所以繼續哭。我在他的旁邊做了一個電視新聞的Stand,向觀眾說明羅興亞難民的現況,還有因為醫療設施不足,必須受寄生蟲所害的小朋友的狀況。
結束之後,這位小朋友仍然在哭、在流淚。在我做完stand之後,我的心中一陣強烈的罪惡感襲來。「我在消費他嗎?」這個問題讓我在當下採訪的那幾天都相當難受,心中不斷地對質疑自己的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我看了一些新聞前輩寫的書、寫的文章,自己在反思了一陣子之後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如果這個事件仍沒有結束,我不能結束對這個議題的關注。」這樣子的態度我才能說服自己沒有在消費受訪者,我才能夠繼續工作下去。
每一位記者面對這種問題所給出的答案不一樣。對於這一份工作價值的信任還有足夠瞭解,應該不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質疑。但當然,遇到的事情不同,心中所起的漣漪也就越大。前普立茲攝影獎的主凱文卡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凱文卡特因為他在蘇丹拍攝的「飢餓的蘇丹」這張照片,也就是一隻禿鷹站在骨瘦如材的小女孩背後虎視眈眈的照片,得到了1994年的普立茲獎。但隨之而來排山倒海的批評與謾罵,質問他為什麼沒有先趕走禿鷹,或是先救小女孩,而是先拍照?
這些質疑加上他自己長期生活拮据以及各種的壓力,讓他最後選擇輕生,告別了這個殘酷的社會。後來凱文卡特的女兒受訪時曾說:「她覺得她的父親才是那位小女孩,而這個世界就是那隻禿鷹」。
坦白來說,我個人認為前往戰地或是衝突地區報導的人,在一開始心中都有一點點追求刺激的渴望。但在現場待久了,其實就會真正的瞭解到這種渴望相當無知。我自己也不例外,曾經也是那位無知的人。
對於身受苦難的人們來說,你看的狀況真的是他們正在面臨的一切。而你只是一個外人,來這裡聽故事、寫故事。所以我在聽過這些故事,面對這些生與死的議題面前,我開始感到自己無比的渺小。以前想要追求刺激的那種自大,漸漸消失了。我也覺得,我比以前更加重視記者這個職業、還有我在做的事情。
最後,我在這些地方待過之後發現,其實我們只是把故事帶出來的人,還有人仍守在現場。若要以勇敢或道德清操衡量的話,留下來的人才是直得被記住的人。
當然,記者的工作仍然重要,我們的工作就是紀錄別人看不到的。將它從某些迷霧中帶出來,讓真相被釐清。當然,我們也是一隻監視的眼睛,無論是當權者或是反抗者,一支獨立的攝影機是保障雙方的工具、是制衡權力的第四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