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宏從小活潑受寵,姊姊們約會都常帶著他。圖為他6歲在永靖老家門口玩耍。(陳思宏提供)後來他父親買第一台車,出遊也是11人硬生生擠進4人座裕隆轎車。見我一臉不可置信,陳思宏迸出像《康熙來了》通告藝人般魔性笑聲,並示範起來,「就像俄羅斯娃娃,車的下面是人躺著,人再疊上去,警察臨檢看過去只有4個人,我們開到日月潭、九族文化村,大家都很辛苦,下車全身都麻了,像被電過,我比較小,整路都只能看到天空。」
但天空好窄,他想離家、離開永靖。「我很早就發現我清楚的文藝傾向,我小時候為什麼嚮往台北?因為台北有電影院、有影展,高中時聽說台北還有誠品書店,我們有金石堂就要哭死了!」陳思宏講話情緒飽滿,表演欲旺盛,訪談自備表情包,提及當年錯過的畢納鮑許、電影《喜宴》簽名會,他作勢哭泣,無須上網借助熊大、兔兔卡通人物傳情,他本身就是一組表情貼圖。
「我是一個太奇怪的存在,但我喜歡的事情,爸媽又不能處罰我,我喜歡讀書、看電影,看電影這件事情有嚇到我爸媽,」鄉下地方沒電影院,十多歲的陳思宏沉迷錄影帶出租店,沒人租的歐洲文藝片,他當作寶貝,「我還看過馬龍白蘭度的《巴黎最後探戈》,一部小孩子不能看的電影,很多激烈性愛場面,我爸媽看到我在那邊看,怎麼辦?他們當時的心情,應該跟現在爸媽發現小孩子在看pornhub的心情一樣。」
還有另一件奇怪的事,他也很早就發現了。他父親經營貨運生意,家裡常有形形色色男性工人來去,「我很小很小就知道了,很多時候我會接到他們給我的一些訊息,不是愉悅的、不是性騷擾,但是你會感受到一個什麼東西。」青春期他喜歡上同班男同學,暗戀多年,卻怎麼也說不出口,「當然很痛苦,你在一個封閉的狀態底下,又找不到世界上有任何一個人跟你說:『沒關係你並不孤單,你其實沒有那麼特別,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gay。』」
每次回台灣,陳思宏習慣從車站散步回家。鄉間路上少有年輕人,常引人側目。1993年,陳思宏高二,李安的《喜宴》在柏林影展得到金熊獎。當時他已確認自己是同志,但島嶼仍缺乏性別教育,同學笑他娘娘腔、罵他變態,老師在講台宣揚:「愛滋病是同性戀的懲罰。」他渴望愛,胡亂投射情感,覺得自己又醜又蠢,常萌生傷害自己的念頭。脆弱時,他打開朋友寄給他的《喜宴》劇本書,書中紐約同志「驕傲」上街的照片、李安的簽名成為隱形盾牌,替他擋掉外來刀劍。
大學放榜,陳思宏如願考取輔大外文系,逃亡台北,在西門町紅樓,他終於雷達全開,感受電波亂竄;1998年他拿到文學獎獎金,把鬼地方拋得更遠,沒開賓士,倒去了生產賓士的國家,「英美國家不夠遠方,我要去語言聽不懂的地方,剛好朋友送我一張德國的CD,是來自柏林的樂團。」2004年他正式定居柏林,歐洲大城裡沒有半隻鬼,自由的狀態使他專注寫作,陸續出版《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等暢銷書,但寫著寫著,他卻寫回了永靖。
陳思宏帶我們穿梭小鎮巷弄。2018年,他也曾為同婚公投返鄉,小鎮普遍保守,但他堅持回家為平權發聲。「時間是一個很可怕的概念,你覺得它已經過去了,可是它還是會回來找你,」陳思宏終於放慢了語速,停頓說:「我先講一件事情。」
大學時,他偶然替外籍催眠師翻譯,不料自己反被催眠,陷入一段被抹除的童年記憶。他清楚看見,鄰居哥哥把他放進裝新冰箱的巨大紙箱裡,拉下褲子的拉鍊,「他叫我對他,」陳思宏模擬拉拉鍊的手停在空中,靜止1、2秒後才說出「口交」2個字,「我小時候哪知道什麼叫口交?但我的回憶到這裡就停了。」他第一次發現自己曾被性侵,但記憶卻被硬生生截斷,沒有後續,催眠師結束後告訴他:「我知道你剛剛去了別的地方。」
陳思宏一直想回到那個大紙箱裡,卻始終有道牆把他隔開,催眠師提醒他,「牆存在是有道理的,不要再回去了。」他仍然糾結,身體深處,空紙箱與他對望,「我不快樂、也不痛苦,就是很好奇,性騷擾或性侵害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怪物。」懸念多年,他把經歷寫成短篇小說《廁所裡的鬼》,最後一幕,鄉長獨子的婚禮刮狂風,吹翻雨棚塑膠桌,也掀開多年前廁所裡的大紙箱,揭露2家冤仇:「獨子把他的頭往他胯下壓,很簡單啊,就像是吃冰棒一樣。」
陳思宏青春期一直想逃離故鄉,永靖車站有通往台北和自由的區間車。「我用文學的方式,幫我童年那個奇怪的、刻意遺忘的人生經驗,做了一個終結。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大概永遠都找不出來了,所以我只能用小說的方式把它解決。」陳思宏語氣平靜地說。
寫母親失智、小鎮情仇,《廁所裡的鬼》拿下當年林榮三文學獎首獎,消息傳回永靖,鄉長大陣仗拜訪陳思宏老家,送匾額、大合照,匾額上題錯字,「永靖之光」得短「編」小說首獎,鄉長沒多久因收賄入獄,整段經歷像極了陳思宏小說中的荒謬片段。
陳思宏不斷藉由寫作回到過去,處理被困住的生命感。與陳思宏熟識的作家吳億偉認為,讀陳思宏小說,就像走荊棘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刺到,「就是尋找不和解的原因才會痛,他是有脾性的人,不是出來當聖人,不是出來原諒你或被原諒的,而是,我是出來指認這樣的事。」
性向和成長的痛,成為小說裡的痛。他是「壞掉的老九」,父權體制的不良品。小說裡,男孩教他游泳、騎車到員林看女星寫真集,被英文老師目睹,拆散2人,策動霸凌。現實人生的英文老師,則用權勢和語言傷害他,他跟男同學在朝會互看手相,卻被老師羞辱「搞同性戀」,他從此對男性身體保持距離,掩埋情欲。
前幾年,他在內湖菜市場巧遇當年同班、深深愛過的男孩,2人多年未遇,在巷口豆漿店攀聊起來,「要走之前,我突然覺得,我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見到他了,我就跟他說了一句:『對不起,當年打擾你了。』因為我就算沒有任何肢體的侵犯,他可能也感受到一點什麼,」對方表情一變,2人沒說什麼便匆匆道別,直到陳思宏回到德國,才在某天突然收到對方訊息,「他就回了一句話,也沒有前後文,『不,謝謝你。』」
隔了幾天,陳思宏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不為對方、也不為自己,而是感受青春流逝,暗戀的、純粹的心情已離自己如此遙遠。「當年你感覺到人群中有一個人喜歡著你、愛著你,那個愛是你無法接受、無法承受的,可是你到了45歲,才會發現這個人世間,有人愛著你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情,不管有沒有辦法承受,有沒有辦法接住,你想不想要?只要是任何善意的愛,都是如此稀有而珍貴。」陳思宏溫柔瞇起眼,也像說給當年那個又醜又蠢的自己聽。
陳思宏老家附近祭拜城腳媽的小廟,不僅他兒時常陪母親去,也是他第一次看露天電影的地方。寫小說也是為了和解嗎?他斷然搖頭,「我寫作沒有目的, 我想寫作者都會遇到很大的挫敗,我們想要寫和解,想搜尋答案,但可能就是無解。我覺得不是每件事都需要和解,有時候不和解就是寫小說的來源,我一直都覺得我爸媽可能知道我是什麼樣特別的東西,但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我:『有沒有女朋友啊?』從來沒有問過這件事。」
母親過世前,陳思宏有回在老家和她一起看新聞,節目播放歐洲同志遊行片段,母親不解,轉頭用台語問他:「什麼是同性戀?」陳思宏當場呆住,「我要怎麼回答?我發現,其實這3個字,台灣鄉下地方是不存在的。」
但他從此釋懷,當有同志讀者寫信問他,如何跟上一代和解時,他都勸對方放過自己,「我們出櫃,很多時候是在原諒自己嘛,覺得自己長歪了、長壞了,我們跟自己的性向妥協。我們是不是也要原諒我們上一代?你要釋懷,你的家人可能永遠不可能成為你成人後生活的一部分。」陳思宏不僅沒向已逝雙親出櫃,至今也沒正式跟姊姊們出櫃過。之前,交往20多年的德國伴侶曾和他回永靖老家,2人在前幾年登記為同性伴侶,他坦然道,「 此刻如果要講到家的話,柏林是我家啦。」家是複數,在已經離開的家,姊姊們熱情招待,對弟弟的伴侶心照不宣,「我很感恩那種溫柔,我們不是美式家庭說很大聲『我愛你、我永遠在你身邊』,我們之間的情感很含蓄。」
採訪那天,陳思宏的大姊、二姊特地在老家等我們拜訪。當年擁擠喧鬧的老厝,如今只剩大姊,有錯字的匾額正對大門掛著,地板堆滿家庭手工織布材料。在一桌午餐前,陳思宏和二姊講話連珠、聲量如內建麥克風,大姊插不上話,被陳思宏指使泡咖啡,卻被又嫌棄像水,3人一來一往,聊起家中欠債消失的長男、17歲意外過世的么女,還有母親的喪禮,那天火葬場一團亂,燒完的骨灰飄向荔枝園,姊弟3人忍不住碎嘴,「真不確定推進去(燒)的那個是不是媽?推出來的是不是媽?」
陳思宏和大姊(中)、二姊(右)在餐桌上互虧的場景,就像電影《孤味》中姊妹鬥嘴。我忍不住問2位姊姊,有沒有看陳思宏的小說?陳思宏原想替2人回答「沒有」,卻被二姊搶話:「看啦!不然我會知道你把我導盲犬事件寫進去?」大姊也替未出席的妹妹說話:「(某人)反應說,我永遠都是一個瘋女人。」即使陳思宏不斷迸出「屁啦」反駁,這個姊姊不是那個姊姊,終究是本小說,但他的「家族書寫」,確實傾倒姊姊們腦中回憶,裡頭小弟從沒長壞,也沒有跑遠。
離開永靖後某天,陳思宏告訴我,「其實我從來沒有不原諒自己,我從小有點恐怖的傾向,有點過分喜歡我自己。(身為同志)我的確遇到言語傷害,但復原都非常快速,我步入中年後才發現,這件事情跟我的出生有關,那麼多姊姊非常愛我。」就像電影演的,能殺鬼的,果然都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