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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則周番外篇】共匪于非的讀書會
發佈時間2020.02.24 06: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33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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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中，南京等地學潮不斷，張則周高中就讀北平第四中學時，就曾參加過學生運動「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等遊行。雖身處亂世之中，年輕的張則周滿懷熱血，相信自己積極關心國家社會，勇於表達意見，乃是天經地義之事。
張：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一時有一個同學，有一天跟我講說，老張，我問你一個問題。問什麼？你覺得戰爭到底對社會進步有沒有什麼影響？有沒有什麼幫助？他受到爸爸媽媽影響，看了很多書，我去他家看到一箱一箱的書。我讀他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沒有。我們家沒有政治社會改革這些事，我都看我哥哥的書，我哥對文學有興趣，像西線無戰事這些書，還有巴金這些，我都是看他買的，放在書架。
高一時，這同學有一天敲我家門，在門口就小聲跟我講，他說共產黨要打過來了。原來他是親共的。高中、大學的時候，什麼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我偶爾也會聽到，實際上這個東西跟我們好像很遠，只是一種學說而已，那時候對三民主義也不是怎麼瞭解，是聽過這個事兒，但學校裡沒有教這東西。感覺上跟我們沒有關係，也不知道這麼多的理論。
1948年秋天，張則周離開軍事化管理的上海國防醫學院，來台準備台大的寄讀及入學考試。1949年2、3月，還是寄讀生的他，和同學去旁聽了省政府主辦的「實用心理學講習班」，不到兩個月便停課了，張則周未放在心上，幾個同學口頭約了交換課外書閱讀。因為忙於系上課業，他抽空看過的也僅是自己買的《魯迅正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兩三本書。
1949年3月下旬，台灣大學與師範學院學生因兩人共乘腳踏車，遭警方拘留毒打，引發兩校學生大規模抗議。統治當局於4月6日大規模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
張則周高中就參加過學潮，對四六事件也很關心，也參與台大自治會發起的遊行抗議及營救活動。他成長於北平，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雖當時還是寄讀生，不是學生運動的核心人物或幹部，也足以引起特務注意。
張：沒有想到說是什麼參加共產黨，沒有。就覺得就是一種正義感。我在大陸看到學潮很多，年輕人沒有什麼黨，都希望國家變好，看到不公不義時就會提出反抗。四六事件我們覺得不合理，自治會要去營救他們，認為不可以隨便抓人。我沒有參加自治會，但有時大家會在學生餐廳裡討論，我也曾站在飯桌上講自己的想法。
過去全國性的學潮，不可能壓制得這麼厲害，你壓制北京的話，上海就出來，壓制上海的話，武漢又出來。政府當局可能受到過去中國大陸學潮的影響，認為越早壓制越好，殺一儆百。台灣很簡單，台大師大一壓制就差不多了。他們就等於說先下手為強，看到好像有一點有問題的，可能就抓一堆，寧可錯殺一百，不要放過一個。
當時來自大陸各省的學生們不少有過學運經驗，以為學生只要團結就有力量，渾不知台灣省主席兼任警備總部總司令陳誠已決心鎮壓。四六事件未久，1949年5月20日即開始實施戒嚴。台大各學生社團活躍份子陸續遭逮捕判刑，黨國威權教育逐步確立。
戒嚴才滿一年，就讀台大化工系三年級的張則周即遭逮捕入獄，罪名是參加共諜于非組織之讀書會。判決書記載：于非於1949年7月組織讀書會，邀集心理學班學生包括張則周在內13人參加，並成立3人小組，「介紹閱讀共匪理論，宣傳書籍，展開思想滲入攻勢。」
張：于非的課停了之後，大家說要交換書看看，根本不知道會被特務當成讀書會。現在到處都是讀書會，那時候就不行，不能隨便參加讀書會的，讀書會就算（共匪的）周邊組織。
進到監獄以後，有時候我們會進行小組討論，討論共產主義，當時叫做共匪嘛，共匪理論批判、毛澤東思想批判，三民主義博大精深，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治國理論，共產主義是異端邪說。有時討論到「民生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指導員也說不出所以然，最後還是由一些對共產主義有深刻研究的難友出來解釋。（監獄）有一些教授，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東西，向他們請教，思想也慢慢成長。這時才真正領悟到什麼是「讀書會」。
慢慢就會去想，這些事情還是跟社會有關係，跟人有關係，可是學校裡沒有教，怎麼突然就會發生這麼……好像這些東西是萬惡共匪，這些東西都不能碰。慢慢就知道，這些理論都跟實際的社會生活都有關係。
張則周半生處於亂世：小學初中正是日本侵華及二次世界大戰，高中大學時期國共內戰，來台就讀台大，不到兩年便因國民黨實施戒嚴及白色恐怖，無辜入獄11年餘。
張：對日抗戰時，有一段時間吃得很差，平常吃的混合麵是玉米桿、花生皮、高粱殼混合的東西，根本沒有營養。家裡麵粉買了一點，藏在茅坑裡面，臭得要死了，麵粉一天到晚就熏，熏一年了，過年時才能做饅頭吃，一股異味根本去不掉。
加上中學時去參加三反的遊行，這些過程讓我知道，這個社會是這樣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這個社會是很黑暗的，一定有一些人會受苦，會有一些人是莫名其妙慘死的，還有一些人很可能是故意壓迫別人的。
你講說槍斃，到底什麼人應該被槍斃？二條一項一定槍斃，符合二條一項太容易了。你可以10年，可以15年，可以槍斃，就看法官怎麼判。關了以後，有可能會死，可能會變神經病，它就是讓你多一個機會早一點死，早一點變成殘廢。經過這些磨練，都沒死的話，算你運氣好了。
後來我也自己檢討，為什麼我（坐牢）時沒發瘋？從初中一直到高中那段時間，等於打了預防針，有一點免疫的味道。要是一天到晚想這個東西（為何含冤入獄），鑽牛角尖、憤憤不平，我就會發瘋了。
大時代裡面就有這些事，不管是制度也好，法律也好，就有一些犧牲的，有時只是犧牲多，犧牲少而已。多少受苦受難的人比你的遭遇更差，只是撲風捉影，也有被槍斃的。你想這樣不應該槍斃，別人比我更深一層，他才應該有罪。可是有時候他比你更深一層，判刑反而少，也有可能的。這跟法官有關係，跟告密的人有關係，都去計較、去算，要花多少時間去想這些事情，而且也想不通。
我要想通就是什麼？人生有限，把有限的時間做更有效的事情比較好。有沒有可能，將來這個社會不要再有這種災難了。
張則周32歲出獄，歷經波折，47歲終於讀完博士並取得台大教職。1987年解嚴，才漸漸獲得自由與安定生活，除了研究自己擅長的植物營養學，他也參與教改、環保。1997年開設通識課「生命與人」，與年輕學子一起探討人生的意義，是向未來播下希望的種子，也是慰藉昔日包括自己在內的政治受難者。
張：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監視。我從成功大學（轉學）到台大，學校裡監控的人寫：「要小心，他可能有逃亡之虞。」我連飛機票都買不起，逃亡什麼？我這種小人物根本不值得花這麼多的精神來盯著。住在景美的時候，警察照顧我們很多，警察不來了以後，樓下搬來一個菸酒公賣局的，也常常關心我們，問東問西。
讀書時，就是讓你很忙，一個是該有的權利，他不給，一個就是不讓你馬上畢業。如果很快就拿了博士，很快就升教授，他就擔心。我們當時頭腦很簡單，就覺得（系主任）怎麼會這麼挑剔？實際都很精巧的設計過。他就覺得你活該的，你能出來就不錯了。
所以很多難友覺得不平。不平怎麼辦呢？一個就是咽下去，一個就是坦然處之，一個就是罵回去。還有一種就是默默不語。有些人過去事情一概都不講，陰鬱的過完一生，政府希望這樣的人越多越好，如果很多人都是這樣，就對社會沒什麼影響了。
我還活著，雖然胃不大好，沒有餓的感覺，雖然不怎麼聰明，我頭腦可以用，也知道社會和世界到底怎麼樣運作，再不出來做點事，我覺得對不起這些受難死者，也對不起現在的社會。
我希望活著的時候，看到台灣出來一個第三黨代表所有的NGO。現在台灣有幾百個NGO，都是希望社會變好，把這些NGO結合起來，組織一個黨，就可以代表進步力量，共同建立一個為全民謀福利的政府與國會，理想中公平正義和保護環境的社會，必能早日實現。能夠做到這樣，我就是再早一點死都沒關係。但如果還沒有，希望上帝多給我幾年，能再多做一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