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男孩事件》（以下簡稱《藍色男孩》）以60年代經濟快速起飛的日本為背景，政府為迎接東京奧運，加強掃黃，制定《反賣淫法》，卻因只針對女性，無法取締被稱為「藍色男孩」的跨性別性工作者；警方竟依「違反優生保護法」罪名逮捕協助進行變性手術的醫生，在法庭上，醫生的律師請3名跨性別者當證人現身辯護。
監製遠藤日登思曾打造電影《永遠的0》《深夜食堂》系列等話題之作，他在任職公司AMUSE舉辦的原創劇本競賽注意到《藍色男孩》企劃。遠藤日登思在台接受本刊專訪時分享：「當時導演飯塚花笑以這個故事參賽，我不清楚那個事件，只知道他是跨性別者，聽他說明後得知60年代曾有這場重要的審判，因此覺得拍成電影很有意義。」
36歲的編導飯塚花笑，20歲時就以自身跨性別者的經驗，創作半紀錄片《我們的未來》，獲Pia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2019年則以電影《上廁所，要進哪一間？》獲Filmex新人導演獎。飯塚花笑是《日本沉沒》編劇加藤正人的徒弟，編寫《藍色男孩》劇本時，與加藤的女兒加藤結子、新銳編劇三浦每生共同創作，發揮彼此優勢。
遠藤說明：「第一次創作電影劇本的三浦平日是上班族，擅長調查研究，處理跨性別題材時也融合不少導演的個人經驗。」籌備期間，遠藤接觸許多跨性別者，他認為：「不應將跨性別者貼上標籤，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與性格，這是我製作這部電影最深刻的感受。」
由於片中事件發生在60多年前，難以聯繫到當年出庭作證的三位跨性別者，因此劇本田調主要是參考當時的開庭紀錄和相關報章雜誌報導，也諮詢日本首位跨性別大學講師三橋順子，以勾勒故事。
此外，劇組安排專門的顧問。遠藤指出：「導演是跨性別者，對製作團隊來說絕對是加分，但劇組仍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特別是拍攝現場該注意什麼事情，工作人員都會多聆聽、了解。像我們（在片場）設置無障礙廁所、換裝的空間等，都是由顧問建議，我們再詢問當事人的看法調整。」
台詞的用字遣詞上，因60年代缺乏多元性別概念，片中對話難免出現如「人妖」（おかま）等歧視性的字眼，劇組也特地在官網設置頁面說明。遠藤說：「儘管如此，仍未盡如人意，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觀點。我們主要目的是透過電影重現當年事件發生後，有人反對、有人無法理解，但也有人因這場審判，開始有不同的想法。」
跨性別者來演主角更有說服力，也能彰顯拍攝這部作品的意義。
飯塚在選角時便希望出庭作證的主角小幸能由跨性別者擔任，遠藤坦言：「一開始其他製作人考量到知名度、演技等，並不贊同，所以我們想藉由甄選找到合適的演員。導演是跨性別者、當年也由3位跨性別者出庭作證，我們都認為讓跨性別者來演主角更有說服力，也能彰顯拍攝這部作品的意義。」
甄選過程相當不容易，過往能透過經紀公司、選角指導協助，但跨性別者是少數族群，團隊四處請人介紹、或從網路上直接傳私訊給網紅，前後接觸約40位人選，幾乎都沒演戲經驗。
遠藤表示：「我們花了一段時間觀察，從中選出幾位，再請表演老師替他們上課，看看是否有表演天分。最後脫穎而出的中川未悠雖是素人演員，但我與導演都感受到她的潛力，再透過訓練彌補經驗的不足。」中川在九年前進行變性手術，同年推出記錄此一過程的紀錄片《成為女人》，《藍色男孩》是她首部戲劇作品。「劇本差不多完成後，我們替她請了表演老師，進行約五個月的線上、線下課程，讓她更安心。」
片中替醫師辯護的律師由錦戶亮飾演，遠藤解釋：「因為其他演員多半是新人，我們希望這個角色的演員成為亮點。當時其中一位製作人剛與錦戶亮合作完成另一部作品，知道他可能有檔期，雖不確定意願，但先給他看劇本，沒想到他看完立刻同意接演。」
劇組卯足全力還原60年代風情，造型上參考當年的照片，也到群馬拍攝。
雖無法公開預算，遠藤坦言製作成本並不高，但劇組卯足全力還原60年代風情。造型上參考當年的照片、相關寫真集；因在東京較難找到具年代感的街道，劇組還到導演老家群馬拍攝。遠藤說：「我們預算有限，無法搭景或利用特效，必須盡可能使用現成場景，也因此有較多近鏡頭。像是跨性別工作者被抓的那場戲，若用遠鏡頭拍攝，要顧及周邊環境，連車輛等都得租借60年代的款式，考量預算只能捨棄。」
《藍色男孩》入選第38屆東京國際影展，在日本上映後也衝進影評網站Filmarks首日滿意度冠軍。遠藤從企劃開始一路戰戰兢兢，終於鬆了口氣。「拍完後總會懊惱哪裡可以更好，但聽到大家不吝稱讚，覺得很開心。」陪伴導演飯塚宣傳的過程中，遠藤也相當欣慰，他說：「我覺得導演慢慢地整理好自己的思緒，每一次完成訪問都更加有自信。而我知道台灣對LGBTQ+族群的理解與包容在亞洲居領先地位，很期待聽到台灣觀眾看完《藍色男孩》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