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時她在名校裡傾聽台上高談闊論,想像自己日後璀璨的人生。
蔡銀娟的先生李志薔是影視編導,也在大學教課。有一年因分身乏術,請蔡銀娟幫忙改編與創作劇本,結果4個劇本全被電視台與電影輔導金相中,她說:「我信心全來了!」蔡銀娟甚至幫先生張羅完兩輪的拍片大小事,對影視製作流程有了概念後,決定自己執導鍾愛的劇本《候鳥來的季節》。即使籌備與拍攝過程中面臨許多比以前更大的挫折,但當情緒發洩完,她只想解決問題,才發現自己找到一輩子都想做的工作:說故事。
我好奇蔡銀娟既然抽屜裡還有那麼多待開發的案子,為什麼會在《火神的眼淚》獲得巨大關注後,回頭去撈出《失樂園》這個劇本?我無禮地聯想,她是不是想知道一個小孩若沒有被家庭或一群人接住,會變成什麼樣子?
畢竟,蔡銀娟曾在繪本《2087年的時候》自抒身為領養母親、害怕女兒認親後是否仍愛她的焦慮,一如她父母當年對她的擔憂。是的,他們一家是沒有血緣,卻付出豐愛的三代同堂。
還在電影行銷公司裡訪談蔡銀娟時,她看著木格窗,提起這扇窗和窗外的景色,跟她老家的平房好相似。小時候放學寫完功課,想出門玩耍,媽媽總是駁回請求,「那程度幾乎就是軟禁了。」小蔡銀娟只能趴在窗邊,羨慕地看著窗外的遊戲與嘻笑,她不明白媽媽為什麼不讓她跟其他小朋友接觸,隨著年紀,埋怨不斷累積。
中學時,蔡銀娟的成績一度從全校前10名變成班上倒數,起因是當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後,她無法滿足所有同學的期待,壓力大到逃學。父母追問:「只是這樣嗎?有沒有別的原因?」蔡銀娟語調上揚,「我當時聽了就很不爽,什麼叫『只是這樣』?讀書階段同儕就是整個世界,這很嚴重好不好。」
蔡銀娟與父親。(翻攝蔡銀娟臉書)一直到20歲,在爸爸生日大壽的家族聚餐裡,真相意外爆開。蔡銀娟終於明白長期以來的張力、困惑與雞同鴨講,是來自爸媽的恐懼。蔡銀娟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告訴爸媽,她的愛不會因此改變,彼此的互動才漸漸有了彈性。
倒是她主動在網路平台公開這件事後,小時候的同學留言:「妳終於知道啦?那時候大家都隱瞞得好辛苦。」原來,這在鄉下地方根本不是祕密,「真是活見鬼,難怪我爸媽有那麼大的壓力。」也因此,當蔡銀娟36歲領養女兒後,她和先生決定以小孩子聽得懂的話來解釋關係,不想再蓋上一層黑布。
或許成長過程中一直感受到「不理解」的束縛,溝通的欲望在蔡銀娟的體內,甚至形成一股生之驅力。
蔡銀娟童年照。(蔡銀娟提供)到底有多愛講呢?當我請蔡銀娟推薦好友接受側訪時,她列出大學社團同學,我便隨口問起社團名稱,她不好意思地笑出來:「民初社。」民初?是穿旗袍的社團?
這麼冷門?「因為大一開班會時,我發現同學都能很熟練地用一些我聽不懂的流程提議、表決,所以就進這個社團學啊,這樣才可以好好表達意見。」
社團好友黃筱晴說:「蔡銀娟口才很好,會為了她信仰的價值觀去捍衛。但是我覺得她很專注在她大腦想發展的部分,其他東西『有就好』,只要找到幾個搭配組合是可以活得下去的,她的神經好像長到那裡就停了。」
黃筱晴舉例,蔡銀娟跟朋友聚餐只會約固定一家店,「10幾年來都沒變過」;若有人想換換口味約別家,就算餐廳在大馬路邊,朋友的第一個反應都是「不曉得蔡銀娟找不找得到。」
最近為了幫蔡銀娟宣傳新片,黃筱晴邀請她到台大校友的藝文社團分享。講座那天,蔡銀娟穿的衣服數量跟大家相差十萬八千里。「就算是住山上比較冷,但一般人熱了會脫吧?銀娟卻是嘴巴喊著好熱好熱,我也覺得她快中暑了,可是她腦袋裡不會想到『脫掉』的念頭,只會把握時間跟現場的人聊電影。」
類似的狀況,我們採訪時也遇到過。蔡銀娟可以把亞洲各國觀眾支持本土電影的百分比一一背出來:「韓國55%、日本超過70%、印度92%…妳猜台灣多少?只有10%。」「今天如果換成棒球迷說:『台灣球員沒有美國大聯盟厲害,我不要看。』那台灣的職棒選手有辦法進步嗎?國片也是一樣。」
蔡銀娟(中)身體裡的「火」,透過拍電影來發聲。(冬候鳥提供)她積極鼓勵台灣觀眾每年多看1、2部國片,多嘗試不同類型,但我們的攝影記者卻是很傷腦筋蔡銀娟為何在不同場合都穿一模一樣的衣服,讓他的畫面缺乏變化。
社團好友郭姿伶說,雖然在大學宿舍裡無話不聊,但她是到看過蔡銀娟的繪本與畫展後,「會覺得這個腦袋裡面,有很多想法是我們不知道的,有一種神祕感,所以她後來拍電影,我也沒有特別訝異。我覺得她裡面有一個『火』,需要發聲。」
41歲當導演的蔡銀娟,沒大量演練考古題,反而選擇生僻的「城鄉差距」「自殺遺族」「消防員權益」這些主題。資深剪接師陳曉東從她第一部電影就開始合作,「我去現場看她,她喊cut都很篤定,一點也不怯場。某些關鍵戲,她沒有要到她想要的表演,不會輕易放棄。」
這一次的新作《失樂園》,蔡銀娟想讓觀眾看見的是「育幼院」裡,那些如同在火宅中掙扎的孩子、社工,與18歲離院後的青年。蔡銀娟回憶,「編劇期我寫到那些處境比較痛苦的孩子,我常常生病。」
散步去附近公園拍照的夕陽裡,蔡銀娟像是下了播報台換回便裝的樣子,遣詞用字變得直率,「純粹是對這個故事特別有感覺…就像餐廳點飲料,想喝什麼就點什麼啊,妳不會去想為什麼要點柳橙汁吧。」
她明知道我這個問題想爭取的,但「比喻」似乎是她擅用的議事規則,讓我連追問的空間都沒有。
然而蔡銀娟並沒有全面卡死我,她說:「我沒有被遺棄的感覺,因為我從來沒懷疑過爸媽不是親生的。我也不好奇,因為我沒有缺乏,就不會想要去尋找什麼答案來補足。」
蔡銀娟真的很會溝通,說了她想說、願意說的,也給觀眾聽得懂的。
蔡銀娟對於身世,沒有被遺棄的感覺,也不感到缺乏。想起在社工相關人員的包場試映裡,蔡銀娟向台下解釋,她在宣傳時會用「育幼院」來取代「兒少安置機構」,還有生活輔導員與社工,她一率統稱社工。蔡銀娟懇請大家體諒,「我想說,讓一般觀眾先努力記住『社工不是義工』就已經是好難的一件事了。」全場苦笑地點頭後,立刻響起一陣掌聲。
《失樂園》的後期製片宋姿萱,則是從物理層面,讓我們明白蔡銀娟對於「彼此理解」這件事,做到多麼極致。宋姿萱曾隨手拍過一張蔡銀娟認真寫筆記時的背影,她意外發現,「以往也合作過會寫筆記的導演,但不會像銀娟記得密密麻麻,像研究生的論文。」然後蔡銀娟會仔細與各組確認、反覆講解,「她很怕自己的意思沒有傳達清楚。」
也許,這是對正確答案的焦慮,但更可能是,她沒有太多時間作答。
蔡銀娟一邊創作,一邊努力當一個和小孩一起成長的媽媽。她送女兒念山上的小學、讓她學踢足球;自己不喜歡睡帳篷,卻陪著女兒露營,還學習辨認目不暇給的韓團。好不容易小孩快成年了,父母卻生病了。
剪接師陳曉東回憶蔡銀娟在剪片時,會非常專注、全副心力都定在眼前的事情上,因為只要一接到電話,她就可能要立刻衝去醫院。蔡銀娟吐露:「我不知道為什麼世界會有這種病,讓病人很痛苦,家人也很煎熬…」
《失樂園》監製李怡芳就曾暗暗擔心,蔡銀娟的身心負荷,一定會在拍片中的某個時刻暴走。「結果沒有耶,她就是一直以非常高密度的狀態在跟所有人一起工作。有天我還突然覺得,天啊,為什麼這個人身上的2倍速按鈕關不掉!」還有一次遇到一個事件,團隊都擔心蔡銀娟會受到打擊,「她的確受傷了,但她就像是壁虎,很快就長出尾巴。」
全心投入工作,有時反而是一種抽離,不用受困於不可控的日常吧。
蔡銀娟與女兒的合影。(蔡銀娟提供)我隨著蔡銀娟出席長達半小時、熱烈又療癒的社工映後座談,散場後,我遞上一杯不健康但讓人心情愉悅的手搖飲給她,二人坐進燈光柔和沉穩的影城沙發區休息。閒聊中,我問她曾在繪本裡提到自己的事業載浮載沉,寫著「若說這個社會像個身體,自己就是那頭頂的某根髮絲;多了沒什麼不好,少了也不怎麼可惜。」現在的她,還會這樣想嗎?
蔡銀娟先是一笑,「是喔?我都已經忘了那時候那樣寫了…不同的時期感受會不同吧。」嗯,我喃喃說著:「應該也會有很多人懷疑自己,到底做的事情對這社會有什麼幫助,特別是做藝術創作的人吧。」
「對啊,嗯…因為我覺得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蔡銀娟的句子反常地破碎,我一下子沒聽懂,便專心看著她的眼睛。蔡銀娟繼續說:「怎麼講…哈哈。」她笑出來的同時,眼眶突然湧出晶亮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