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蔡銀娟曾在繪本《二○八七年的時候》自抒身為領養母親、害怕女兒認親後是否仍愛她的焦慮，一如她父母當年對她的擔憂。是的，他們一家是沒有血緣，卻付出豐愛的三代同堂。
這個問題，我忍到採訪結束去戶外拍照時才問出口。
還在電影行銷公司裡訪談蔡銀娟時，她看著木格窗，提起這扇窗和窗外的景色，跟她老家的平房好相似。小時候放學寫完功課，想出門玩耍，媽媽總是駁回請求，「那程度幾乎就是軟禁了。」小蔡銀娟只能趴在窗邊，羨慕地看著窗外的遊戲與嘻笑，她不明白媽媽為什麼不讓她跟其他小朋友接觸，隨著年紀，埋怨不斷累積。
中學時，蔡銀娟的成績一度從全校前10名變成班上倒數，起因是當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後，她無法滿足所有同學的期待，壓力大到逃學。父母追問：「只是這樣嗎？有沒有別的原因？」蔡銀娟語調上揚，「我當時聽了就很不爽，什麼叫『只是這樣』？讀書階段同儕就是整個世界，這很嚴重好不好。」
一直到20歲，在爸爸生日大壽的家族聚餐裡，真相意外爆開。蔡銀娟終於明白長期以來的張力、困惑與雞同鴨講，是來自爸媽的恐懼。蔡銀娟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告訴爸媽，她的愛不會因此改變，彼此的互動才漸漸有了彈性。
倒是她主動在網路平台公開這件事後，小時候的同學留言：「妳終於知道啦？那時候大家都隱瞞得好辛苦。」原來，這在鄉下地方根本不是祕密，「真是活見鬼，難怪我爸媽有那麼大的壓力。」也因此，當蔡銀娟36歲領養女兒後，她和先生決定以小孩子聽得懂的話來解釋關係，不想再蓋上一層黑布。
或許成長過程中一直感受到「不理解」的束縛，溝通的欲望在蔡銀娟的體內，甚至形成一股生之驅力。
到底有多愛講呢？當我請蔡銀娟推薦好友接受側訪時，她列出大學社團同學，我便隨口問起社團名稱，她不好意思地笑出來：「民初社。」民初？是穿旗袍的社團？
「不是，全名叫『民權初步社』，學議事規則的。」
這麼冷門？「因為大一開班會時，我發現同學都能很熟練地用一些我聽不懂的流程提議、表決，所以就進這個社團學啊，這樣才可以好好表達意見。」
「妳真的有很多話想講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