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一鏡到底】寂寞見證者 潘小俠
發佈時間2020.08.29 18: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35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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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俠是一名攝影家，他藉時間沉澱，也捕捉時間，每部作品拍攝時間動輒10幾年，從蘭嶼達悟族人到艋舺茶室小姐和遊民，從美術家、作家到白色恐怖受難者，靠著長久而近距離的注視，為每一張曾在島嶼上生活的臉孔作記。
瘋狂、浪漫、寂寞是許多人給潘小俠的形容。他獨自紀錄歷史，不管名利，直說自己是憨囝仔，留下影像，後面就是其他人的事，自己像鄭南榕一樣點火自燃就好，在那之前，只要靠跑步與酒精，就能渡過悠長而深刻的寂寞時光。
第一次採訪潘小俠，我們在他家坐了近8小時。談話間天色漸暗，他領著我們上頂樓，又徐徐從廚房抱來一手啤酒，在面對山景的窗邊坐下，自顧自地斟酒：「拍報導攝影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很寂寞、很沉靜的東西…我很多作品能撐那麼久出來，就是慢跑給你那個紓壓的耐力，喝了酒，又給你好睡覺。」
潘小俠
- 本名：潘文鉅
- 出生：1954年
- 學歷：復興美工
- 經歷：《自立晚報》攝影記者
- 作品：攝影集《蘭嶼記事》《白色烙印1949～2009人權影像》《台灣美術家一百年－潘小俠攝影造像簿》《見證228》《台灣作家一百年》；紀錄片《不知為誰而戰》《部落最後印記》《回家的夢》
- 獲獎：2017年獲吳三連藝術獎
我是很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不然不會有這麼多作品出來。
他今年66歲，10多年前離婚，同住的大兒子不喝酒，父子很少談心。我追問為何寂寞？他面向窗外吐了口煙，像是嘆了口氣，「你做那個（拍照）沒人理啊，家人也不理我啊，反正我就做我的嘛，當然你作品誕生出來，就不會那麼寂寞，但還沒誕生出來的時候，你就還要再跟歲月堅持下去…所以我是很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不然不會有這麼多作品出來。」他不再接話，微微顫抖的右手撣去菸灰，視線停留桌邊，像是避免和我們對上眼。
第二次見面，潘小俠邀我和他的朋友聚餐。到了餐廳，他筷子沒拆便先開酒，2瓶啤酒下肚，突然想起了什麼，打開手機，要我教他搜尋公視為他拍的紀錄片。我鍵入他的名字，檢索結果跳出10多支影片，他吃驚一呼，硬是把手機塞到一旁正在聊天的朋友眼前：「欸你看，我這麼多支片吶！」朋友不懂他的激動、只是提醒他別把手機掉進菜裡，他只好小心地把手機放在面前，點開影片，自顧自地在飯桌上舉辦了自己的小小首映，聚精會神地看著別人鏡頭下的自己。
他拍照40年，直到年過半百後才開始發表作品，同期攝影師此時多已成名數十載，有的甚至已改行教書、開公司，許多場景只剩他孤形隻影按著快門。飯局間2杯威士忌下肚，潘小俠突然拉著我的肩膀，反覆叨唸：「歷史不等時間…我作為一個攝影家，沒有對不起台灣的歷史吧？」
蘭嶼這個遠離文明的地方，人們有一種很接近存在本質的真實。
眼前身形削瘦、眼神明亮的老人原名潘文鉅，出生於台北士林，是紙廠工人之子。復興美工畢業後開廣告公司，原本夢想到法國念電影，卻被人類學家劉其偉筆下敘述的達悟文化所吸引，自己揹著一台二手Nikon相機跑到蘭嶼拍照，每年族人祭儀、下船祭都必定到場，台北到蘭嶼16小時的旅程，他一年起碼要走上3回。達悟族人的交際方式之一是喝酒，他為了交朋友兼拍照，常常喝到爛醉，有時為了買酒花光旅費，還得借錢才回得了家。
後來他在《台灣美術家一百年》的序文中，說明自己不斷重返蘭嶼的原因：「蘭嶼這個遠離文明的地方，人們有一種很接近存在本質的真實…我好像在按快門的瞬間介入了對方的靈魂，或是說彼此之間的障礙都不見了。我這個人喜歡灑抱灑抱（魯凱族語，指要人保重）、阿優夷（達悟族語，打招呼），所以在快門瞬間的與人感通很吸引我。」他認定自己必然也有原住民血統，常自稱：「我是凱達格蘭，唭哩岸，我小時候就學會這幾句話了。」
相較一般攝影者3、5年就一本攝影集，他在造訪蘭嶼25年後才正式將照片集結出版為《蘭嶼記事》，「（與其）急著要發表什麼，不如讓這些經過一段時間的淬鍊，可以考驗一下這個東西。」攝影大師張照堂形容潘小俠就像鬼頭刀、「酩醉中仍持有一股力道與靈光」，認為潘的作品「特有一種憨勇、直覺的本性與態度，透過相機不斷造訪與關注後，卻也展現出一種個人獨有的『視界』：直率、真情、厚實的歲月痕跡。」
我無助啊，他已經自焚了，而且我3月初才去拍鄭南榕而已欸。
從蘭嶼歸返，他迷上攝影，視張照堂、法國紀實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偶像，嫌自己本名土、改名更有力量的「小俠」，收掉廣告公司，到雜誌社毛遂自薦當攝影。1987年他到《自立晚報》上班，當時《自立晚報》以黨外立場及本土為特色，派他採訪柏楊、葉石濤、陳映真等作家，讓從未涉足政治的他首次認識白色恐怖。而後拍攝520農民運動，他第一次見到警察用警棍打破車窗、把人從車上拖下，自此堅決反對威權統治的暴力及荒謬。
1989年4月7日，《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在雜誌社內自焚，人在蘭嶼的潘小俠看著電視新聞，不禁流下眼淚，「因為我無助啊，他已經自焚了，我3月初才去拍鄭南榕而已欸，那是他自囚71天的時候。」他回憶自己與鄭南榕的互動：「他生前喜歡抽根菸，我也喜歡抽根菸，他說要喝杯咖啡，我說好啊…金華國中他演講我也有去拍，嘿，聽了滿震撼的。」說著說著，他模仿起鄭南榕高喊：「我支持台灣獨立！」又苦澀地笑起來。
1994年《自立》報系經營權易手，國民黨議員陳政忠及立委陳宏昌入股，編輯室自主性動搖，潘小俠特地選在隔年2月28日離職，象徵自己的政治啟蒙之路同樣在傷痕中結束。
有酒意的時候，你才能放鬆下來，讓鏡頭直接面對你想要的東西。
早期他在晚報上班，中午截完稿後無事，自己發想拍攝計畫：威權時期政府習慣粉飾社會黑暗與躁亂，他挪用八家將「暗訪」概念，花了8年時間造訪茶室、阿公店，紀錄彼時艋舺紅燈暗巷內的生活。艋舺系列分為《夜巡》及《醉巡》二部曲，因他總在夜晚及喝醉時拍照：「喝了酒才有勇氣去華西街給人家偷拍，或是到脫衣舞裡面去花一些錢…有酒意的時候，你才能放鬆下來，讓鏡頭直接面對你想要的東西。」
曾與潘小俠在《自立》報系共事、現為《中國時報》攝影主任記者的黃子明說，其他同業拍私娼寮多是和自救會合作，但潘小俠不同：「他在茶室裡面跟小姐混得很熟，阿公店他都去過，也在裡面花滿多錢，但那是他的工作方式，不是他自己喜歡那種粉味。所以他跟其他攝影很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性格可以非常融入，也能取得被攝者的認同，讓他們不會有防衛心。」
這些生動的作品鮮少在國內公開展覽，因為他認為「小姐也要做人」。我們請他提供作品刊登，他在電腦前把照片一張張點開，仔細端詳，最後選了小姐沒有露臉的照片，「要上雜誌的，還是不要傷到人比較好。」
報社工作結束後，他因為在淡水拍照，偶然間發掘了素人歌手金門王、李炳輝，1997至2000年間擔任2人的經紀人；接著他又在台北開了PUB「○○╳╳」，卻不擅經營，賠了幾百萬元。1999年921，他正在地下室喝酒，地震搖晃他卻以為是喝醉了。隔天早上，他醒了，看到新聞說中部山區災情慘重，想到部落友人可能受災，立刻拿起相機南下，「我是想說原住民這塊領域裡面的照片，再拍點下來這樣子…因為其他的，一些報社媒體都會拍到，可是原住民部落，一般人比較會忽略掉。」
在部落裡，潘小俠發現不少過去曾有一面之緣的老人已經去世，再也無緣拍攝，於是收掉PUB，專心為台灣土地上的人物作傳。2005年後，《台灣美術家一百年》《白色烙印》《見證二二八》等攝影集陸續問世，每本拍攝人物超過百位，為許多生於日治時代、於千禧年前後去世的藝術家及受難者留下最後身影。
可能是我這個男人比較自私一點，都活在自己的創作裡面吧。
「我會用眼睛跟心思去思考一個見證…我的影像就是要表現時代感。」從原住民、茶室小姐、遊民、政治受難者，到畫家、作家，潘小俠在漫長的時間裡關注位處喧囂邊緣的族群，並趕在這些面孔消逝前，用鏡頭留下他們在這座島嶼上生存的印記。「影像最起碼、最重要的，就是先把他紀錄下來嘛，是不是？」他用略帶鼻音的低沉嗓音說著。
他面向歷史、不面向群眾，多本作品自費出版，堅持都要按國際上攝影集規格印刷，突顯照片品質。即使他努力打書，市況仍不佳，《白色烙印》首刷1,000本花了8年才賣完，付梓前甚至一度湊不齊50萬元的印刷費，是好友楊碧川主動用8萬元向他買了2張照片，才解了燃眉之急。
曾參與規劃人權博物館的文史工作者曹欽榮說，「他（的作品）顯然能成為博物館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好像也沒有，2邊（指人權博物館景美及綠島園區）好像都沒有幫他辦過展覽。」
他長時間沒有固定收入，前妻受不了。「她自己搬出去，租房子一陣子，我的房子賣掉了，再租個房子，她又跑來跟我住了一年多，2個也不講話。」前妻是藥劑師，長年在藥局工作，定時上下班、收入穩定，他不確定2人什麼時候開始越離越遠，「作品她都有看過，可是她也不能理解，可能她不懂攝影家，也不懂她老公在做什麼東西。」
當年他翻畫婚紗照的油彩畫，至今仍懸掛在臥房門口，畫面裡他全裸站在拿著面具的妻子身後跳舞，神情張狂歡欣，如今他與前妻住在同個社區，她每週固定上門為他整理打掃，但他說自己不跟她說話，是因不能諒解對方的不理解嗎？他悄聲說：「嗯，可能是吧。」
「哎你就寫我情場失意嘛，這樣我比較神祕一點，嘿嘿。」似乎是不想氣氛變得哀傷，潘小俠開起玩笑，說自己就像原住民部落裡，被女生趕出去的沒用男人。真的覺得自己沒用嗎？他點了根菸，收起眼角笑意，「我要堅持我的東西，愛情、婚姻，不是你可以改變的…可能是我這個男人比較自私一點，都活在自己的創作裡面吧，我如果不這麼堅持，哪裡有這些作品留在這土地上呢？」
政大傳院講師鍾宜杰說，「台灣80年代的攝影家，精神導師是二戰時的卡帕（Robert Capa）、布列松，所以他們有那種戰地記者的孤寂，覺得要把自己的人生搞成那樣才叫投入，對家庭或婚姻，相對就比較淡泊一點…你預設他們有一個想像中的家，其實他們沒有，他們是孤寂的英雄主義。」
不求被了解，只求保存一份記憶，紀錄歷史的責任感，是潘小俠唯一、也是最後的依靠。2017年他得吳三連藝術獎，有了獎金收入，生活本該好轉，但他自認有責任繼續創作，80萬元獎金又全拿來蓋新暗房、印新書，日子依舊清貧。有公部門只拿5萬元預算邀他辦攝影展，他嘴上抱怨，依舊親自印照片、裱框、布展。「做很多事情，要憨憨，我朋友說：『小俠你這憨囝仔，摃呼落去卡好（台語，意即打下去比較好）。』」他大笑。
我已經把這一代我該做的東西做出來了，其他不是我的事情。
他的下一個拍攝主題是台灣16族原住民，要拍多久還不知道。「憨囝仔就是這樣，我幹什麼理你？我已經把這一代我該做的東西做出來了，其他不是我的事情，就像鄭南榕說的，我支持台灣獨立，後面是你們年輕人的事情了。」他再點了支菸，用玩笑的語氣講出自己理想的悲壯結局，「最後，（我）就點火自燃好了。」
這天，我們跟著潘小俠到台大校園慢跑。除了喝酒，跑步是他最愛的紓壓之道，15年來，他每週4天花55分鐘跑一趟椰林大道加18圈操場，加起來正好8,000公尺。看他跑著跑著，我慢慢了解，他腳下的一圈圈跑道原來是寂寞的形狀，寂寞有多深，跑的距離就有多長。
跑到最後一圈，只見他突然與所有跑者逆向而行。跑完，他氣喘吁吁向我解釋，這樣才能放慢速度、好好思考，「我叫這是逆轉勝啦！」他放開喉嚨，好像對著大半輩子的孤寂喊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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