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被指控間接殺人,甚至有網友與記者詢問他要不要出面道歉?彭保羅受了不少打擊,憤怒、難過、後悔與不解的情緒都有一些,短期內不想再去登山。山岳攝影師黃鈺翔於臉書專頁「雪羊視界」撰文分析,認為雖然彭保羅不尊重台灣登山文化,行為荒謬如純淨魔人拆除尼泊爾經幡,但山難發生主因還是來自於新手揹工獨自下山。經歷了一番台灣輿論洗禮,彭保羅說:「我老婆跟我開玩笑:『歡迎成為台灣人。』」他很希望警察、林務局、勞動局能對新手揹工的山難進行詳細調查,也能藉此改善登山行業的勞動狀況。問他可會後悔成為台灣人?他笑著說:「不會呀,我很喜歡台灣,很高興,很榮幸。」
他出生於法國諾曼第的勒哈佛爾,小時候想讀美術系當畫家,因哥哥建議選擇大學讀中文系。第一次來台灣是23歲,當時他有一項特殊的任務:尋找咖啡花園。父親是咖啡盤商,癌末時正在撰寫世界咖啡圖鑑,聽聞日治時期的台灣種植許多咖啡樹,請他幫忙尋找。當時他拜訪多位花蓮天主教神父,「最後找到了。」彭保羅語調歡快,又立刻哀傷起來,「遺憾的是,我爸爸隔年就過世了。」
彭保羅談到自己與台灣最初的連結,是為父親而前往花蓮尋找咖啡樹的栽種處。 父親的過世讓他深受打擊,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度想去當神父。那時他在日本的法國企業工作,賣的產品是礦泉水evian、啤酒1664,因內心對生死有困惑,便找一位同鄉的法國神父討論聖經。他說神父都不認真回答他的疑問,一直在講日本佛教跟神道,「我有點生氣,(問他)你是怎麼樣的神父呢?你都不講聖經,你到底賣什麼東西?你是賣聖經還是佛教?神父他就笑一笑。」
碩士讀日本慶應大學EMBA,按此發展,就算沒像父親那樣經商,也該是跨國企業的高階經理,怎會變成一位社會學者?他說在日本認識了在菲律賓從事農民運動的朋友,「都是非常Critical(批判性)、非常左派,菲律賓社會不平等比日本更厲害,跟日本的資本主義有關。我到菲律賓南部,有一個日本的經濟發展計畫,結果是做什麼?把在地的農民趕出去。所以我開始學馬克思、韋伯、涂爾幹。」
大學時期的彭保羅(左1)。(彭保羅提供) 他回法國挑立場左派的大學讀博士,發現日本川崎空汙訴訟案4百多位原告裡,竟有一位法國天主教神父,認識了才知道神父所在的教堂旁是工業區,因空氣汙染而肺部病變。談話時彭保羅偶爾夾雜日語,「他是一個『勤労司祭』(勞動神父),不只在教堂做彌撒,還跟工人一起工作。通過他的經驗,我慢慢進入在地居民的抗議運動,我好奇工廠裡面跟工廠外面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環保運動跟工人運動的關係。」
他博士論文研究川崎、橫濱的公害病訴訟案,以及著名的水俁。水俁位於日本九州,是日本史上最嚴重的公害汙染案件,癌症、畸胎的情況禍及三代,官方認定受害者達1萬2,615人,改編自美國紀實攝影師尤金.史密斯傳記的電影《惡水真相》即是描述這個地方。
彭保羅說:「各種環境運動有一種浪漫化,水俁非常浪漫,我自己也很浪漫,環保運動很容易忘記工廠裡面(的人)有很多壓力,在みなまた(水俁),外面的環保運動抗議有浪漫的故事,但也沒有忘記工廠裡面發生的事情。」有時,他會自我懷疑,「公害訴訟案的鑰匙,是醫學與法律,那社會學幹嘛?做社會學好像最沒有用。」這時他就一邊畫畫,一邊回想那個藝術家、作家、思想家、各類社會運動者匯聚的水俁,「我把みなまた當成こころのふるさと(心靈的故鄉)。」
彭保羅常以畫作沉澱心靈,並記錄自己生活的所見所思。 他的老婆彭仁郁說:「他的博士論文呈現那些生命怎麼相聚。這完全改變了他,不管他後來到哪個田野,台灣RCA案、台南的戴奧辛汙染、雲林台塑六輕,基本上都帶著同樣的關懷跟切入角度。」
認識彭保羅的人,都覺得他個性幽默,對台灣的認同感也強烈。RCA法扶義務律師團召集人林永頌律師說:「我們開會時,他常說:『恁爸係台灣人、恁祖媽係台灣人。』早期RCA案開庭沒有位子,他會坐在地上素描法官。RCA案有一組是未罹患重要疾病的C組,C組在多種有機溶劑下,身心受影響,這個部分一度被法院不採,生病靠醫生(診斷),但是沒生病怎麼表達?彭保羅跟RCA協會合作訪C組心路歷程,從社會學角度研究。」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陳信行稱彭保羅是語言天才,除了中文與日文,還會西班牙與義大利語,「RCA案有一次日本律師團拜會台灣律師團,律師怕翻譯翻錯,大家講話結結巴巴,他對日本法律體系有所了解,不怕犯錯,最後成了主要翻譯。很好玩的狀況,台灣律師跟日本律師,靠一個法國人作中介。」陳信行認為,「彭保羅算是新一派的社會學者,他把社會參與、經驗研究、理論看得一樣重要,把台灣學術界跟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的實務界結合在一起。」
RCA訴訟案開庭過程無法錄音、錄影,彭保羅以繪畫記錄當下情境。 去年我們到彭保羅家中拜訪,老公寓如畫廊掛滿了他的畫作,大門貼著他親手繪製的虎年春聯,老虎的模樣是「台灣民主國國旗」的藍地黃虎。他對台灣的理解與認同,受彭仁郁影響很深,2人在法國讀博士時認識,進而相戀結婚。彭仁郁為台灣綠黨成員、中研院民族所學者,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我們問彭仁郁法國人是否真如傳說那樣浪漫?彭保羅立刻伸手摸她的耳朵,彭仁郁側著頭笑說:「他在確認我有沒有戴耳環?他覺得女人沒戴耳環,等於沒穿衣服,這種心態其實很父權。」彭保羅一聽,面露委屈,合掌大呼:「拜託不要這樣寫我。」
彭保羅(左)與老婆彭仁郁(左)居住於中研院宿舍,家中如畫廊,家門則貼滿春聯。 彭保羅原本很希望老婆跟他一起定居法國。初次見面時,他提起有一次陪老婆到歐洲參加研討會,「一個女生跟我說:『你不能邀請彭仁郁住法國,沒有意思,她是這麼美麗的花,要住在在地的地方,才可以開得很漂亮。』」講完這一段,他神情無奈點頭笑說:「是是是,有道理。」他是為了愛情來台灣當學者的人。
彭保羅說,20年前到台灣大使館登記結婚,原本想為自己取名「約伯保羅」,不過「工作人員說約伯不是百家姓。什麼百家姓?那台灣原住民怎麼辦?又說名字要三個字才對,我說莫名奇妙,請他去找他的老闆,都沒有辦法。」因此那時冠了妻姓。他拿出身分證,得意地笑:「我沒機會姓約伯,但我有這個機會,報仇。」原來,他為父親取了中文名字—約伯飛利。
這2年,彭保羅研究台灣地緣政治,也數次發表文章、接受法國媒體談論台灣政治局勢。「台灣最大的風險是中國。」他想透過軍事社會學角度,了解台灣社會對軍事有什麼期待?「然後台灣的軍事,對社會又有什麼樣的期待?這是一個互相的關係。」他也前往日本沖繩訪談當地居民,了解日本人對於台灣發生戰爭的看法,並關注「沃草」與「黑熊學院」的發展。
想當台灣人的原因,是想參與投票,若歸化的審查沒通過,他甚至考慮過放棄法國國籍。「我住在這裡,關心台灣政治,我每次陪老婆投票,不知道裡面怎麼回事,很好奇呀!」夫妻倆一搭一唱,說起去年選舉投票的狀況。「他一直從圈票處跑出來,問人家要怎麼蓋?」「好緊張耶!」「因為他是外國人,又是首投族,所以人家忍受,他好幾張票疊在一起,蓋太用力,(印泥顏色)透到下一張,他跑出來跟現場人員講…。」「幹!我怎麼投給×××!我很緊張!我說我不要投給這個人!」「你怎麼可以公開喊?他還問能不能換一張新的?慘了,公開亮票,我在外面看快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