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潛艦國造,從沒有任何基礎開始,走到美方同意以商售方式,出售潛艦興建難度最高、包括戰鬥系統在內的紅區裝備協助台灣,黃曙光表示,過程中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轉折,例如原本拿到歐洲某大國的戰鬥系統輸出許可,但對方竟在簽約當天回覆幫不了忙,他常因此沮喪痛苦、睡不著覺。但這種問題不可能每個都跟總統報告,「我們只會跟總統報告進度,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而不是丟問題給總統。」
台灣能順利啟動潛艦國造,黃曙光認為,時空背景是造就這次機會的關鍵因素,他說,當時各國經濟不景氣,利用這個時機,設法跟世界上幾個軍火原廠接觸,這些廠商聘請的總裁、副總裁,都是高階軍職退伍,透過軍人與軍人對話,更容易溝通,讓他們了解台灣處境,即使核心技術不會釋出,但讓原廠用商售方式幫忙,自己再來突破。
黃曙光指的關鍵突破,就是軍方與設立在伊比利半島直布羅陀的Gavron Limited(GL)公司,簽了6億餘元的技術顧問合作計畫,這項決策一度引發各方檢舉,讓海軍承受莫大壓力,對此,黃曙光表示,當初外界抨擊的聲浪很大,但GL公司成員都是具備製造潛艦專業的人員。
至於捲入尹清楓命案的關係人郭璽,一度成為海軍總部的「顧問」,黃曙光說,當時是透過他幫忙找到GL公司,讓海軍直接和對方洽談,從合約設計開始,郭璽都未參與談判,他只幫忙介紹。
黃曙光形容,透過GL去找廠商突破第一關後,也從此跨出一大步,台灣國際處境只能說「德不孤必有鄰」,很多國家也了解台灣的狀況,只要不曝光,願意幫我們的就會陸續出現,後來才發現台灣沒有這麼孤單。
他認為,這種「合法非正式」的管道,讓軍方不用花錢收買掮客、軍火商,也不用透過國與國談判,就可取得潛艦的所有裝備及項目,尤其這些軍規技術世界各國都管制,要經過政府同意輸出許可才行,台灣跟全世界國家有實質的外交交流,但沒有名義上、合約上、條約上的正式邦交,要走正式管道建置裝備根本不可能,「我們沒有觸犯國家法律,我得到的都不是國與國談判得到的東西。」
「軍方比照外交方式,設辦事處,一樣跟政府有接觸,跟政商都保持接觸,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管道,裝備則跟原廠接觸。」黃曙光解釋軍方的邏輯是直接跟原廠談,對方認為可行,再向他們所屬的政府了解,評估可以輸出給我方的項目,很多國家只要不輸出武器、機密,其他技術一樣能輸出,對方國家的商人為了賺錢,會想辦法讓該國政府賣給我們,以「合法非正式」的管道,取得我方需要的裝備。
黃曙光自創的這套「以軍逼商」策略,意外讓原地打轉超過20年的潛艦國造走出一條生路,他說,我們要裝備,商人要賺錢,沒市場就沒有生存的條件,這種情況是互謀其利,「但對方報價我們也不是照單全收」,會在國際市場訪價,只要在範圍內就談,而不是價錢高還想盡辦法去買。
軍旅生涯40年的黃曙光,是蔡總統任內首位晉升的二級上將,有1/4的服役時間是在潛艦中度過,擔任上尉時還曾到荷蘭3年多,測試海龍及海虎潛艦。肩負小英執行國防自主最關鍵的潛艦國造政策,黃曙光說,總統願意相信他,把棒子交到他手上,他當然全力以赴,在絕對合法的範圍內,不惜任何代價完成,總統也知道這不是那麼容易。
黃曙光直言,過程中確實有人搞破壞,也有不肖軍火商、掮客想買空賣空從中撈錢,甚至有已退伍的將領,利用以前在軍中的威望,作為他們謀取利益的方法,「如果沒有的話,怎麼會有慶富案、拉法葉案這些血淋淋的案子,這是很可悲的。」經歷在野黨的杯葛及凍結預算,他說:「我沒違規、沒違法,完全沒從中得到某種利益,他們對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透露,海軍跟原廠直接談判過程,一定有台船及中科院的人員在場,從設計到製造,做這艘船花493億元,若不是嚴格控制,確保第1艘船(原型艦)可以不增加預算,加上要蓋船廠,可能要花7、8百億元以上,「但沒有軍火商從中剝削,才能掌控相關預算。」
「我不怕做不出來,怕的是別人破壞。」黃曙光說,經歷近4年多的風風雨雨,潛艦國造技術找了好幾家,中間就是不能曝光,軍方也作安全查核,走到今天,細部設計已完成,否則台船沒有開工條件,但設計圖還要不斷修改,甚至到出海完,這張圖才算完整,他也感嘆,最讓人擔心的是國人不支持這個國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