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傷時才15歲，國中剛畢業，到桃園龜山一間工廠打工，「以前那裡有很多非法工廠，那一家做廚具，包括流理台，要做不鏽鋼壓模，我在那邊待不到1個月。」意思是，做不到1個月，右手掌就沒了。
知法違法 存僥倖心理
他的工作有時要搬家具、組裝，有時壓模，出事那天是壓模，他的手掌被徹底壓扁。截肢後，他整日關在家，直到隔年家人逼他參加聯考，才慢慢恢復與人互動。高中畢業後他換過幾份工作，後來錄取台大醫院的身心障礙保留職缺，薪水是當時的最低工資一萬5,840元，幸好穩定，一待20年。「人家出1分力，我們就是要出2分甚至10分，要很認真很認真。」
他至今未婚，且清楚知道這與受傷的自卑有關，「那種自卑是到死都會有。」回想受傷後的半生，「那200多萬元的幫助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只覺得我的一隻手掌這樣子200多萬元。」
李麗娟、李竣凱受傷在1990年代，30年後呢？勞工法令看似完備了，但據小熙口述，上工之後她被調職2次，2次皆是「邊做邊學」，直到小腿被捲入輸送帶。
雇主對員工該做的教育訓練，至今依然難落實。至於近年政府朗朗上口的「勞動檢查」，依勞動部最新資料，我國2020年共有140多萬家事業單位（含未雇用勞工的一人公司或工廠等自雇者），被實施勞動檢查的總家數則約12萬家，換算下來，勞檢覆蓋率僅約8.6％。
不只覆蓋率低，即使被勞檢未通過，3萬至15萬元的罰鍰對許多雇主而言幾乎不痛不癢，遠低於工廠維持職安所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成本，這算盤怎麼撥都划算。
這算盤還隱隱有種既視感。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就說：「台灣人常抱著僥倖心態，覺得不會發生事故，加上自私，只要成本降低，不管別人死活。像交通事故，卡車、貨櫃車司機們長久以來常見某種互助機制，因為肇事的機率太高，大家互助，就算撞死人要賠7、800萬元也承擔得起。環保也是，符合環保規定的成本太高，不如讓它罰，何況可能不會被逮到。沒有想到的是，被害人人命的可貴，只有考慮自己的負擔與成本。」
職災保費 遠低於國際
提高勞檢的罰則，是方式之一，但林佳和認為，最好還是從整體思考，從預防職災到事後補償，其實有多種政策工具可相互搭配，「但我們在每個環節都有問題。」例如對雇主而言的另一重要成本：勞工職災保費，「以工業國家的職災保險費率而言，台灣非常低。」
林佳和解釋，各國的職災社會保險人有各自的費率訂定，多元而複雜，並不像我國直接由勞動部訂定，另外，危險程度不同的產業，費率也差異甚大，但普遍來說，德國的平均費率約為1.2％，台灣的平均費率卻只約0.2％（落在0.11至0.93％之間）。
若再與更多國家相比，台大醫院環境職業醫學部總醫師陳宗延說，就他手邊現有的多國費率數據，統一以2017、2018年左右來比較，台灣當時平均為0.21％，韓國平均費率卻高達1.7％，日本0.45％，德國當年約1.1％，中國約0.75％。
數據攤開，台灣與這些國家的費率差距已不只是幾成，而是好幾倍。雇主繳的保費如此低廉，職災勞工能獲得的補償，自然也是奇低。有多低？以小熙的案子來說，小腿截肢的失能給付，僅約40多萬元。
關於職災保費，我國其實另有「實績費率」的設計，發生職災的雇主隔年起得繳更多保費，這是提高雇主責任的重要機制，然而，只適用於雇用人數70人以上的單位，全台僅約12,000多家，不到現有140多萬家事業單位的1％。
也因此，在台灣的層層轉包文化下，以小熙的案子為例，她雖在華夏公司的頭份廠出事，但雇用小熙的是生安通運公司，投保人數僅僅4人，因此依法明年的職災費率不會調漲，至於華夏，自然更是不受影響。實績費率在這件案子，等於零效果。
鄰國日本也採實績費率，但適用範圍比台灣大很多，雇用人數20人以上的單位就得依實績費率。去年一度傳出我國也打算將70人的門檻降至50人，最終仍沒改變。不只如此，今年5月起，企業主的平均職災費率還將從0.21％調降至0.2％。
賀光卍氣憤地說，這是因為政府的職災基金每年都有剩餘，「因為撥給職災勞工的錢太少，職災認定又嚴苛，長年累積就剩下200多億元，因此雇主要求調降保費。」
對此，林佳和也說：「這叫倒果為因。基金用不完，是因為我們的職災給付太低，例如一個勞工發生職災應該獲得100萬元的補償，我們卻只給20萬元。怎麼會因為基金有剩，就調降職災費率？」
新制上路 可請領年金
林佳和表示，理想的職災補償，應是勞工不必曠日廢時打官司，就能獲得合理補償，因此各國多半以社會保險的方式，較完整地填補勞工損失，但我國職災給付一向過低，再加上只是承擔部分《勞基法》上的雇主補償責任，導致勞工仍須透過官司，才可能得到稍加合理的補償。
這一點，我國今年5月將推行的新制終於將有些改變，職災失能者的給付除了一次性領取（如小熙的40多萬元），嚴重者還可另外領年金，依失能輕重，每月可領投保薪資的2成至7成，領到退休。依此，若小熙是5月後受傷，每月可領約4,000元，雖仍微薄，多少有些幫助。
截肢後，小熙曾想過自殺，當時她養了11年的貓咪得了腎病，狀況不樂觀，「我真的很絕望，為什麼要奪走我的右腳，又要奪走我的貓？」她腦海閃過很多方式，不過沒有行動，「我以前會用痛覺提醒自己還活著，但搬家時，我把會傷害自己的東西，美工刀、剪刀都丟了，只留下小小的安全剪刀。」
她還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但正在努力。她仍無法接受雇主後續提出、賠償六百萬元的和解方案，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協助下，將對雇主提起訴訟。
3月初，我們再次跟小熙見面。她與男友剛帶貓去醫院回診，醫生說至少能多活半年，她鬆了一口氣。比起上次見面，她活潑許多，不時跟男友鬥嘴，逗逗貓籠裡的貓。前陣子她才得知，久未聯絡的媽媽，其實在她出事那天試著找過她，「我媽那時從香山搭計程車到頭份的醫院要看我，但我已經被轉院了，只好又搭計程車回家。」她頓了一下說：「滿遠的欸…」「等我狀態穩定一點再聯絡她吧。」
小熙右腳踝上的翅膀刺青，如今飛到她的左小腿上。她告訴刺青師，除了原本的藍色之外，想要加更多渲染的顏色。「有點像潛意識的打氣吧？希望會比以前更好，我即使失去了右腿，左腳上的翅膀會讓我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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