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的他，手上拿的曾經是油畫的畫筆、拍攝的相機，後來拿的是威而鋼和瑪卡。他曾入圍金鐘獎，拿到台南新藝獎，但這一切光環都是虛的，在AV拍攝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幫助，「我的辦公室（一度）在倉庫，我後面都是廠商置入的自慰棒，我每天都在整理自慰棒。」他再度笑出來。
職業傷害 攝製後性冷感
到底為何這麼好笑？整場採訪，我一直試圖找出答案。我們從他的藝術啟蒙問起，結果發現一切只是莫名其妙的誤打誤撞。他記得國小的美勞老師曾經說他「將來可能會做大事」。他聽了想著：「喔！好像很屌。」但升上國中後，無論如何就是聽不懂課堂內容，「尤其是理化，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老師在供殺小。」
那時同學的姊姊從復興美工畢業後到中華職籃當設計，「可以拿到鄭志龍的簽名球。」他決定報考，到畫室補習了2個月，就考進前30名，進了美術班。
那幾年，家裡兵荒馬亂，爸爸賭博欠債逃到中國，媽媽離家出走，哥哥在宜蘭念五專，佐藤厚就一個人待在家，「討債的、房東，反正都會來敲門，我就很害怕。所以我也不能…我也就沒有…」他尋找著正確的用詞，說：「我就是畫，真的就是每天都在畫畫。」
那時學校來了一個北藝大畢業、教水墨畫的老師，教學風格是讓學生自由發展，他深受吸引，決定去考北藝大美術系。大四那年，佐藤厚隨老師到英國做展覽，每天逛美術館，某天被一個像實驗電影的錄像作品電到，決定專注錄像創作，又考上北藝大科技藝術研究所。畢業前，他到紐約待1個月，到處拍，期間正好遇到行為藝術大師瑪莉娜的生涯回顧展，看她坐在那邊，「我差點哭！」
藝術的召喚，自此從莫名其妙成為命中注定。回國後，他拿到碩士學位，開始接各種攝影商案，也曾在電影公司當上班族。國片市場慘淡，他就到處斜槓，也在畫室教畫畫，拍平面也拍影音，「不想被定義成一個樣子。」哪一個身分的認同最強大？他答：「藝術家。」而面對他人對「藝術家」身分的追問，他經常不正經地說：「就是無業遊民啦。」
一語成讖，疫情來了。三級警戒期間，他失去一切案源，某天和在拍AV的導演朋友聊天，帶著「成就解鎖」的心情說：「我也要拍啦！」結果真的被找去面試，對方不斷提醒，「你來這邊大材小用，確定要來嗎？必須做很多妥協喔，你不能只做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還要去？他笑著說：「我隨便，我需要錢！」到職後，很快開始寫劇本，「一天要產出15個大綱，色話要清楚的寫出來…我就很痛苦啊！」語氣裡帶著有點好笑的厭世感。
職業傷害還包括性冷感，他把拍攝AV形容得像是想像力的大型摧毀現場，拍攝他也參與劇本改編的《少年阿賓》時，他視為作品在做，超認真打燈，「打太久，（老闆）就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拍了啦！我就說再讓我加個什麼…」過程也完全沒有情欲感，「我現在就是性冷感啊（笑），我覺得很糟糕（笑）。」佐藤厚最後只撐了3個月就離職。
藝術至上 拍AV很受挫
我們側訪在美國學了電影、原先也有藝術夢，最後卻拍起AV的導演王嘉耀，他說：「如果你覺得人生沒有比藝術更重要的事，那你來拍AV會很受挫；但如果你的想法是，我做不了藝術但是至少可以糊口，這樣人生也很快樂，就無所謂。」佐藤厚明顯更接近前者。他曾自費到冰島拍攝加油站，雪地裡的燈有一種遺世孤獨的美，映照著他內心對藝術的追求。他說：「我還是滿喜歡拍照的，我覺得按快門的快感，是讓我有一些高潮的。」
但他也坦陳，這個產業裡，仍有許多帶著熱情的員工，像他曾在公司遇到「表明一生志願就是拍A片的年輕人，10點上班，12點已經在找主管看企劃…所以我有點格格不入是真的，我反應真的沒有這些人快…」
現在回想起當時，還是有趣的吧？他給出肯定的答案。同時也不認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歷史，甚至認真考慮要把《少年阿賓》列進個人履歷，屆時，在入圍各項電影節的電影、各個畫廊舉辦的攝影展、許多攝影比賽的得獎紀錄之間，可望出現一部色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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