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人，這種可能比疫情還（孤獨），但人和人那種交流滿有趣的，語言不通、陌生的相遇，反而提供了出口。亞儂的角色提供了一種生命力，或者一種慰藉，這種慰藉有一點不合常理，不是大家能理解的，」蔡明亮雙手交握在胸前，午後窗外陽光斜射，在他臉上打出一道很美的光，他精神奕奕地說：「很多情感是你不能理解的，但是你遭遇了。」
外人難以理解的相遇相惜，正是他和李康生、他和亞儂關係的寫照。李康生是蔡明亮電影永遠的主角，兩人共同創作、生活多年。2019年《日子》拍完後，蔡明亮也並未與亞儂分別，而是將他留在身邊一起創作，「有點像我當年拍電影用完李康生，我是不是不要那麼快丟掉他們？我對亞儂有點憐憫，回來之後就一直想念他，這個小孩子有沒有可能有別的出路？」
蔡明亮形容亞儂就像他的孩子，很有藝術天分，語氣帶有溺愛和操心，「他眼睛看到的世界很大，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去年他在巴黎龐畢度中心的展覽，亞儂就曾用母語寮文唱歌開場，再由李康生以行者姿態緩慢行走；這次展覽，不少畫作正是由亞儂協助他完成。
享受孤獨 保有對未來期盼
長年研究蔡明亮的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孫松榮說，蔡明亮與演員、工作團隊都像家人朋友般生活，「他的生活跟藝術已經完全融化在一起，很難分出到底哪個是生命？哪個是為了藝術？跟他聊天其實都是聽他生活的狀態、身邊的人，反而很少談怎麼拍一部片子。」
孫松榮也指出，蔡明亮堅持獨立製作，沒有完整劇本、明星、龐大資金的手工業電影，雖然走出自己的道路，但與追求產業發展的台灣電影圈很不同，「他一直都是孤獨的人，但他也不想要跟一群人圍在一起，他享受這種孤獨。如果侯孝賢是一代宗師，那他就像部落的小酋長，在自己的地方生活。」
曾經荒草蔓生、爬滿壁癌的山中廢墟，如今已被打理得舒適，有大落地窗能眺望山谷，蔡明亮就像外祖父一樣，每天早起掃地，在陽台種植蔬果、養幾條胖胖的錦鯉，「假日坐在家裡面喝咖啡、滑滑手機，看亞儂除草，就很幸福。」蔡明亮說。
訪談這天，李康生不在家，到紐約拍片去了。以往，他跟李康生的生活很安靜，兩人各自在房間，只在吃飯時講三、四句話，「亞儂進來之後，這屋子比較多是他的聲音，煮飯時一定會唱歌，常常要打手機跟家裡、朋友聯絡，他們是很愛講話的民族，他跟他媽媽每次通電話都講很多…我跟我媽都沒有話講。」他放聲笑了出來，說自己真沒遇過這種人。三個男人在廢墟裡相伴的畫面，簡直就像《郊遊》裡李康生帶著兩個孩子一起過日子。
採訪尾聲，蔡明亮忍不住咳嗽，有些疲倦了，但依舊熱情拿出他旅行帶的筆記本，分享多年來用紅色、藍色自來水筆畫的人物風景，紙上有他馬來西亞的老家、出家的妹妹、旅途偶遇的鋼琴家、小康在飛機上的睡臉，正做著關於熱帶魚的夢…其中一張，則是他想像中小康更老的模樣。
會想看他更老的樣子嗎？「希望會吧，」蔡明亮真摯地說：「我想多活幾年，可以跟喜歡的人在一起，帶亞儂多做些事…如果我還有機會拍部電影，我滿想拍我這年紀、60多歲的心境，還是有一點點想做這個事，但怎麼拍？我不知道。」蔡明亮的電影，就是他的生活，有點孤獨，但是充滿愛。讓廢墟也成了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