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前的美、中、俄三領導人會面時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絕不是宿命,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三國要保持常態化高層交往,確保誤判少發生、分歧管得住、摩擦不升級。但其實習近平刻意不提威權擴張的行徑,在第一島鏈的威脅,甚至要求民主國家以單方面退讓來換取表面和平。看在國安官員眼裡著實諷刺,官員認為習近平口中的「避免陷阱」,實質上是要求美國放棄第一島鏈防衛。
習近平日前在美、中、俄三方峰會中,將古希臘的「修昔底德陷阱」直接套用於當代美中關係,以及華府「克制派」(Restraint)智庫 Defense Priorities 屢次在美中峰會前夕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張對中退讓,這兩者看似屬於不同層次的國際關係論述,實則共享同一套邏輯盲點,也就是「忽略威權政體的擴張本質,並要求民主國家以單方面退讓來換取表面和平。」
我國安官員針對此舉分析兩層面,首先是「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在極權中國的三大根本矛盾。官員說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援引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描述——即「雅典的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使戰爭無可避免。然而將這段古希臘史直接類比為當代美中競爭,存在根本性的史實與邏輯錯置。
其中包括第一,政體屬性與海陸地緣角色完全顛倒。在古希臘史中,「崛起強權」雅典是一個依賴海外貿易的開放民主城邦,而「守成強權」斯巴達則是內向封閉、高度軍事化、時刻擔憂內部奴隸(希洛人)叛變的寡頭陸權政體。但放眼當代,兩者角色恰好完全相反:美國是海洋民主國家,維繫的是自願結盟的開放秩序;而崛起挑戰者中國則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陸權國家,對內強調維穩控制、對外則透過國家資本與軍力向外擴張。忽略政體差異本身就是對修昔底德原著的誤讀。
第二是「結構宿命論」替單邊主義者擦指抹粉,艾利森以歷史上「16次權力轉移有12次爆發戰爭」的統計將衝突包裝成一種價值中立的機械式「陷阱」,彷彿只要一國變強、另一國必然恐懼,雙方對衝突負有同等責任,但將北京在台海與南海的灰色地帶脅迫說成「結構陷阱」,等於替單方面的修正主義擴張脫罪。
第三,官員續指北京將「避免陷阱」工具化,轉化為要求美國交出勢力範圍的話術。其實自2013年莊園會晤至2026年的多次美中峰會,習近平反覆公開強調「中美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並推銷「新型大國關係」。政治評論指出,這套話術在外交操作上極具針對性:北京將美國對台灣與第一島鏈盟友的安全承諾,描繪成「斯巴達式的非理性恐懼」,進而主張只要華府尊重中國「核心利益」(即默許北京對台灣與第一島鏈的主導權),就能「跨越陷阱」。換言之,北京口中的「避免陷阱」,實質上是要求美國放棄第一島鏈嚇阻的防衛力量。
另一層面,官員也針對為何每次川習會前夕,《外交事務》總會出現 Defense Priorities的退讓論分析,包括2026年5月北京川習會前夕,《外交事務》刊出了華府智庫 Defense Priorities 高級研究員 Jennifer Kavanagh 的〈台灣的執念〉(The Taiwan Fixation),要求華府施壓台灣接受北京的條件以緩和中國的威逼;而就在11月深圳APEC三方峰會登場前三天(11月16日),該智庫亞洲項目主任 Lyle Goldstein 又在《外交事務》發表〈中國不想要核軍備競賽〉(China Doesn't Want a Nuclear Arms Race),宣稱中國在核武議題上有「長期克制的傳統」,且「中國領導人最終不希望為台灣開戰」,呼籲美方採取「互惠降溫」,刻意寫在美方期待中國參與實質的核武裁減之前。
官員認為,這並非偶然的個人投書,而是每逢川習會就會出現的傾北京論點,主要寫手,日前還出現在香山論壇成為座上貴賓。這類「克制派」文章企圖在華府決策圈營造一種「只要美國停止刺激北京、放棄對台、對第一島鏈防衛承諾,就能換取大國和平」的輿論氛圍。但從深圳APEC會後中國拒絕限核、同時在島鏈維持逾百艘艦艇威懾的現實來看,這種建立在「假設威權國家自我克制」基礎上的妥協論,恰恰是印太安全最危險的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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