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是墨跡渲染黑，紅是朱砂紅。灰是是非不分暫且成灰，而白色恐怖。那是遊戲《返校》的基調，颱風之夜，河水變紅，世界成空，封閉的老舊校園裡，三年級學姊方芮欣一抬起頭，那個才遇見的二年級男孩魏仲廷已經吊掛於禮堂上頭，而早在世界隨著半空搖晃的視線顛倒旋轉之前，「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地下讀書會、思想檢查、密告、大拘捕……，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憑著個人意志能做出決定的年代，方芮欣始終找不到離開學校的路，「是忘記了，還是不想記得？」，記憶要不是昨日的鬼，留下來的我也許是過去的影子，甩不開的，不轉頭，也一直都在。
記憶的修改、掌權者的意志，大歷史裡小兒女、種種突梯亂錯、種種錯過與過錯， ……台灣人必然不會對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一無所有》（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中的情節感到陌生。小說建築於歷史之上，偏偏這頁歷史，本身就是小說。他可以被修改，被撕去。《我們一無所有》由專門從畫作中塗消各類反革命份子的畫家添上故事第一筆，塗消，去塗消革命行動那張畫裡黨的叛徒，他們當然不可能在畫中，他們此刻背叛了黨，怎麼可能過去參與革命？將叛徒的臉修改成史達林，「史達林當然在，他永遠都在，無所不在。」在與不在，時間在畫作裡外流逝，九篇短篇小說連作，也是「連坐」，裡頭人物再沒有關係，大時代之下，歷史的弔詭讓你們有關係，也就有了，黨要你沒關係，你又真的沒靠關係，那關係可大了。
記憶的力量，其實是遺忘的力量。
小說很憂傷，那到底是神的故事，還是神不在的故事。這麼痛苦的時候，神都在哪裡了呢？在被審判的時候，在讓士兵於夜暗「從床上猛然拉起」、「套上頭套」，在反抗軍和聯邦駁火暫停而「空氣裡的聲音像忽然被抽掉的午後」。小說很荒唐。那是人變成神的故事。人怎麼可以成為神呢？但就是有人控制一切，他審判。他制定。他讓人活著。他讓人死掉。他決定什麼是人，什麼不是。他要什麼都有了，於是什麼都沒有了。
馬拉是寫小說的能手。他深明小說的技術，小說的技術是什麼？且引小說家張大春的話說明，他以為小說作為一種記憶的藝術，其實是遺忘的藝術，「所以小說必須藉由人的遺忘本能來建立它的美學。怎麼講呢？比如說，我寫一個情節，放一堆細節在裡面，然後我寫一些別的，而讀者跟著我走了，就忘了前面。當我前面的細節，在後面再出現的時候，讀者會有一個快感：『噢，這個前面出來過。』」
所以電影《齊天大聖東遊記》裡，小混蛋至尊寶想要得到紫霞仙子手上的月光寶盒，他先去得到她的心，那段台詞遂成為九零年代告白的經典：「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擺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塵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電影進行九十分鐘後，至尊寶會真正愛上紫霞，當他戴上觀世音給的緊箍咒宣示從此放棄人世情愛糾纏前，同樣的台詞還會從同一張嘴中再被吐出一次：「……塵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如果可以給我機會再來一次的話，我會對這個女孩說我愛她，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觀眾必然會浮現那個念頭：「喔，這個前面出現過」，但同樣一句話，換個情境，所有人事已非的風景裡，他有了深度，笑話變成唏噓，胡鬧忽然太認真。讓人安靜到留下眼淚的，不是愛情，而是愛情的不可得。這是記憶的力量。其實是遺忘的力量。
馬拉的小說建築於這類的機巧。厲害的不僅在先聲奪人的「第一次」，更在如何啟動「第二次」。小說家總是能巧設伏線，而後讓它浮現。這「第二次」，有時是一首歌，有時是一張臉，有時是數字，或是共同的經驗，在這套技術啟動的瞬間，「窗外嚴霜皆倒飛」，至尊寶又遇上紫霞仙子，整個共和國都起了震動，那當然是計算，一種情節有效性的排列組合，但其威力不止於1+1，角色像被輸入了密碼渾身顫慄觳觫的瞬間，有什麼被啟動了，之於愛，之於背叛，之於恨，小說是抒情詩的高潮瞬間。
偶然與必然。巧合與計算。小說是這兩者的藝術。
但馬拉又不只是寫小說。
有些歷史恰恰是無法述說的，小說幫忙說了
他的小說背後，是活生生的歷史。而歷史是什麼？歷史正是偶然的必然。是巧合的計算。他的技術正好是歷史所要的（或歷史正好是他的技術所要的？），尤其是這樣一段歷史──黨要你記住什麼，什麼就成為歷史，黨要你遺忘什麼，什麼就不是歷史。而「什麼就不是歷史」這件事本身遂成為真正的歷史──歷史是記得，歷史是遺忘，小說操作記得，小說操作遺忘，歷史的聲音和小說的敘述在此重疊，那讓一切不只是藝，而近於道。
安東尼．馬拉是高超的工匠，但歷史讓一切成為畫布，他也就成為藝術家。他知道怎樣讓必然變成偶然。巧合其實是設計。人們遺忘一張臉，遺忘一句話，重新記起一張臉，記起一句話，這是小說。但當「哥哥出賣了弟弟，又親手把硬幣交給弟弟的妻子，要她親手『把照片上的弟弟都塗掉』」，為什麼一個人要另一個人強迫遺忘一張臉？這是歷史了。而「從此以後，他在所有經手的畫裡，偷偷畫上弟弟的臉」：十歲的弟弟、年幼跌倒的弟弟、結婚的弟弟、被帶走前的弟弟、如果中年發福的弟弟、如果安然老去了的弟弟……「在我經手審查的照片和畫作裡，在背景裡。在史達林和列寧的後方，在他們腦袋瓜後，在那裡，他們的眼睛找不到他」，為什麼一個人要把另一個人這麼明目張膽的藏起來，那到底是為了消除，還是為了記得？這也是歷史。而有些歷史恰恰是無法述說的，小說幫忙說了。
小說，且正因為是短篇小說集，那使得這套「記憶──遺忘」的技術有了加倍威力。當每一短篇畫下句點的同時，提供一種結束的幻覺。但各篇章人物卻又藏針縫似，出現在另一篇的某個角落，「噢，這個前面出來過。」，且不只出現，「原來他們是這樣的關係」，「記憶──遺忘」不只跨篇跨章，也跨時跨區，讓各篇章散成碎片，都是小小的悲劇，卻又合成高塔，「人類群星閃耀時」，時間終於讓一切癒合，時間就算沒有讓一切癒合，小說家也安排某種安慰──「你受過的苦，後人將不必再受」，小說在此真正發揮了他的力量，那是藝術的真實。技臻於道，技就是道。
當然，馬拉佔了便宜，歷史之荒謬，政治之無稽，集權者統治下的世界太違反人性，日常就是小說，紀錄片可能比劇情片更高潮起伏。那是小說的轉機，但也是小說的危機，問題不是小說可以多荒謬，而是小說僅只是荒謬：「你是否是賣弄一個奇觀？」、「別用別人的血暖自己」，且不說蘇維埃，看看此刻步調太快、「每天都有一點什麼被太新的社會甩落」的新中國，「我們的真實是太簡單的，太皮毛了。大陸有一個巨大的荒謬還沒被發現，那正是我們要去尋找的。這種真實和我們名之的『荒誕』是不同的，至少到目前，我還沒說我抓到了。我如果能真正抓到，才敢說，我在寫作上，發現全新的天地。我想發現最根本的真實。這是二十世紀重要的文學遺產。」這是閻連科所說，蘇維埃不遠，這個世界太新，記者都在寫小說，小說家每天則對新聞抄抄搞搞，但馬拉不一樣，我是說，為什麼不是歷史佔了馬拉的便宜？
因為他寫出歷史的裡面。「用背叛證明你的忠貞」，小說中畫家告訴自己的弟媳，只要出賣一個至親的人，去告密，黨就會相信你。像這樣的入黨，入族式，小說家前作《生命如不朽繁星》（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 A Novel）也透過報馬仔出賣摯友寫過。那是黨所以能維持運作，令「我成為我們」的技術之一。
馬拉做了多少功課，他看得很透，是探底了，但又不只是告訴你「這有多荒謬」，他寫歷史的裡面，也寫他的前面，在集中收錄另一篇小說〈人民的殿堂〉中，蘇聯已經解體，小說主人翁在聖彼得堡打電話詐騙佛羅里達州的老太太，他假裝國稅局人員，開口不是證明我是誰，而是要老太太念出身分證後四碼證明自己是誰，「你得讓他覺得必須說服你相信他是誰，而不是由你說服他相信你是誰，這是訣竅所在」，黨已經不在，但那套務使「我成為我們」竅門都是一樣的，黨來硬的，詐騙者用軟的，背後是豪奪，是巧取，是利用人性的陰暗面，他知道你軟弱，他讓你自己屈服，重點都在於，「讓他必須說服你相信他是誰」，於是哥哥出賣了弟弟，於是老太太獻出了自己，只為了讓「我成為我們」。
「喔，這個前面出現過」，你未必然察覺出他們相似，但這就是在前面，時間的前面，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發生過了，而此刻依然發生，未來必然繼續發生。人本來就是善於遺忘的生物，記憶有什麼用呢？歷史就是小說，記憶其實就是遺忘，可就連遺忘也必須去記得，小說也點出歷史的一部分，甚至他就是歷史。馬拉不是在歷史的暗夜前放煙火，因為很黑，一點光，就讓你覺得亮了，出彩了。他讓你幾乎看見了全部，過去，現在，未來，但我們依然看不見全部，馬拉想揭露的是，那背後有一整個宇宙，那麼深邃，那樣孤單飄零，是沒有辦法通透的，而，人，這種存在啊……
本書作者安東尼．馬拉談《我們一無所有》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
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40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
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