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之王 王明俊
「西門町是我第二個故鄉。」69歲的王明俊人稱阿俊，他從沒想過自己的命運和西門町的榮衰如此相似。上午9點半，我們和他約在西門町見面。他在西門町打滾57年，包括露宿街頭的十多年，3年前社會局資助他一天500元的「以工代賑」後，他開始能負擔便宜的租屋，但這裡才是他的「家」。
創業進斗金 瘋股賠千萬
他頭戴網帽加斗笠，T恤加休閒褲。出生於嘉義新港鄉，他說自己國小全校第一名，畢業上台北考初中，「沒考上不敢回家，後來就在西門町的西服店學裁縫。」台灣國語加上缺牙漏風，並不影響他滔滔不絕地說起往事。因為愛說話又不怯場，專門服務街友的慈善機構「芒草心」，有時請他擔任街頭導覽員賺外快。每次導覽行經萬國百貨前的廣場，他便指著對面的褲襪店說：「我在培爾蒙西服店學3年6個月，後來變師傅。」當年老闆培養他接班，他卻和人打架，為躲牢獄提前入伍，當一年海軍又逃兵，入獄一年後，再當2年兵才退伍。
「武昌街是電影街，以前也叫西裝街，西裝店最多時有68家。」70年代這裡是台北的流行娛樂中心，退伍後他開2家西裝店，「余天、康弘都是我的客人。」又說：「我女西裝和牛仔裝第一名，賺很多錢。」錢好賺，他接著開咖啡廳、電動玩具店、卡拉OK。他愛漂亮，2週剪一次頭髮，2任太太都是理髮師，後來乾脆開起理髮廳。他現在仍堅持天天剃鬍，注重儀容。
70年代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全民瘋股市，「1978我做1億元股票，新台幣喔，光手續費就90萬元。」他說得開心，彷彿鈔票就在眼前；盛極而衰，那年股市崩盤，他賠了不少。1988年又遇上有名的「郭婉容事件」，政府宣布開徵證券所得稅，引發台股無量崩盤，「股票垮掉，我賠好幾千萬元。股票賣不掉，10元一股變3毛，成了擦屁股的紙，現在都擦光了。」
後悔打老婆 熱心助鄰居
再來是賭博和跳舞，「因為心情不好，天天在舞廳，一個月就好幾十萬元。」他的店一間間收起來，30歲人生就走下坡。80年代中期，台北發展重心轉往東區，西門町逐漸式微，就像他大起大落的人生。他此生最後悔打老婆，因為女人愛碎念不給他面子，2任老婆都被他打跑，3名子女不是逃家學壞，就是被前妻帶走。
「55歲開始睡街頭，因為沒錢租房子。」其實，西門町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和這裡的人際網絡緊緊相繫，沿街沒有他不認識的店家、居民，四處都能哈拉抬槓。「鄰居有困難，我做得到都會幫忙。」他到處幫忙倒垃圾、做回收，每月可多賺1、2萬元，但是「我以前一天就花好幾萬元，忽然只能花這麼一點，不夠用。」這天中午，我以為他會帶我們去吃免費發放給遊民的便當，但他領我們去吃了一碗35元的雞肉飯，合點一盤燙青菜，一人約花50元。日子曾好過，三餐不想虧待自己。
夜宿睡騎樓 紙箱當床墊
下午3點，我們隨他執行「以工代賑」的工作，到里長辦公室倒垃圾，工作很輕鬆，目的是幫街友改善現況。工作結束，我們去他租處參觀，租金4,500元的房間約2坪大，他展示著做導覽時的照片，也訴說做街友的辛苦：大小便、洗澡、刷牙洗臉不方便，冬天很冷夏天很熱，蚊蟲多，點蚊香也沒用…「有時早上我坐在這掉淚。看著外面想，我以前是大老闆，怎麼現在睡這裡？」他坐在床上望向窗外，瞬間含淚哽咽，只看到模糊的未來，「所以我不敢往後看，只能往前看。」
褪色的西門町到了夜晚，還是熱鬧滾滾。聽到滿街嘈雜的音樂聲，他就開始在大街上扭動身軀，「我聽到音樂就想跳舞！」整天捧飲保力達B的他已然微醺，說話越來越大聲。即便露宿街頭，他還是要天天去舞廳。門票120元可以從中午跳到6點，舞廳有近百位6、7旬老人，看對眼就會邀舞，同桌的歐巴桑說：「這裡很好打發時間。」霓虹閃爍的西門町也是犯罪天堂，他事業走下坡後，近40歲加入在地的萬國幫當兄弟，「我斷斷續續坐了十幾年的牢，只有強姦猥褻和放火燒房沒有，其他都有。」監牢，是他第三個故鄉。
晚上9點的峨眉街尾，這是他流浪時的據點。我們蹲坐騎樓，這樣的視角只能看見熙攘行人快步交錯的雙腿，忽然有人輾過阿俊的腳卻渾然不覺，「腳趾給我踩過，伊嘛嘸感覺，路那麼寬，你娘咧，踩尬腫歪歪，明天不能走路誰的錯？」他忍不住抱怨，但，也習慣了，「青菜啦，甭計較！」在街頭，人情冷暖都嘗過，曾睡路邊被人丟水罐，也曾有人放錢在他床下，最多曾有1,200元，他猜自己以前常砸錢在舞廳，「可能是舞廳經理。」
仍想當老闆 七十才開始
今晚，為了體驗他過去夜宿街頭的生活，我們在騎樓用紙板占地，「睡街頭會下雨颳風，一陣強風把東西全吹走。這裡不好睡，來往的人很多，大陸妹的腳步聲都很大。」他邊講邊拆紙箱當床墊，「店家會送我紙箱，睡醒就收掉再拿去賣，每天都有新紙箱。」
夜幕升起，極樂西門正清醒，路人喧嘩、酒客爭吵、店家忙進貨、引擎呼嘯聲…閉上眼，「叩叩叩」的腳步聲不時伴著地板起伏而響起，每聲都是生命的威脅，深怕腳步聲就停在身旁。蚊蟲跳蚤環伺，想像力隨不安滋生，蟑螂老鼠爬進嘴裡，想著便全身發癢。夜尿時，最近的公廁距離200公尺，正好是從酣睡到甦醒的距離，廁所濃厚刺鼻的屎尿菸酒味，讓我又更清醒了些。我整夜難眠地掙扎，直到凌晨4點多才出現片刻寧靜。
5點天微亮，他已起床洗臉刷牙洗頭。上午7點，我們準時向里辦公室報到，整理垃圾、掃街，重複每日的行程，「我習慣這樣的生活了。」發跡在西門町，落魄也在西門町，他說：「不要同情我，也不要可憐我。」因為他有過別人沒有的輝煌，人生沒有遺憾。人生還是有期待，「我要當老闆，更上一層。我覺得我有機會，人生70才開始。」他想開一間讓所有人都能分期付款的西裝店，是夢想，也是目標，他沒有片刻忘懷當初西門町的事業王國。
孤獨行者 謝仁星
「不要把我當流浪漢，我是因為環境才會墮落到這裡，把我當流浪漢對我不尊重，我在國外讀到碩士，怎麼可以這樣對我！」這是62歲謝仁星的開場白。他說自己10歲移民巴西，40歲回台灣，錯過學習母語的黃金期，「我國語有點走樣，有人以為我是香港人。」2年前滿60歲，他得到「以工代賑」每日500元的收入，讓他能負擔月租6000元的房間，脫離十年露宿街頭的生活。
幼年住巴西 苦撐念碩士
午後我們頂著太陽，從大稻埕一帶往台北車站，重走一段他往昔流浪的軌跡。他頭戴帽子，T恤外是polo衫，再套件防風背心，脖子掛滿大串證件套，二個褲袋塞滿衛生紙，手上一袋塑膠袋和一把傘，傘能遮雨也能擔物，很實用，身上背三個背包，「這二個包包我一定要帶，裡面有證件和重要東西，放家裡被偷怎麼辦？」儘管有歸宿，他還是要把一整個「家」扛在身上。
他出生在迪化街永樂市場附近，家裡開成衣廠，4個哥哥、2個姊姊，他最小。父親經營不善，在他8歲時跑到巴西找工作機會。後來需要幫手，才陸續把子女接去巴西。17歲時，家裡在聖保羅開餐廳，他邊讀書邊在餐廳幫忙，「我那30年很苦耶，在那邊都被歧視，不要以為國外很好！」
他愛讀書，但家裡沒錢，不支持。他想學電腦技術，家裡有不同意見，最後跌跌撞撞念完建築工程碩士，「他們什麼都不懂，還干涉一大堆，一直叫我念我不想讀的東西……」說起這段往事他還有氣。32歲他把餐廳關掉，終於獨立自主，因為對建築工程沒興趣，他先去郊區的電腦公司上班，3年存錢買房，再去國小當數學老師，「37歲媽媽過世，我開始過著孤獨的生活。」母親臨終前，要他3年後回台灣，原因不能說，因為跟宗教有關，「講了你也不相信，等我成功了，再告訴你。」
立志要出書 積極找工作
他的休閒娛樂就是走路，沿途細數台北街景的變化。他說，其他遊民愛喝酒，生活亂，「我不喝酒抽菸，不吃檳榔，不簽牌不亂搞，走的是正常的路。」他的苦臉露出得意神情，「我喜歡安靜，坐在那裡想我要做什麼工作。」
「很多遊民不肯接受採訪，怕曝光，但我不怕，我要離開這個環境了。」他聲音微弱，字句全含混一團，「我要寫一本書，講我從台灣到巴西、巴西回台灣的完整故事，如何跌到谷底又從谷底爬起來，給人一個警覺，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失敗。」
回到台灣的故事大致是：在幾間餐廳當廚師，但被老闆剝削；做保全、粗工，什麼工作都肯做，但年紀大，很多工作漸漸做不來；投靠親友，但沒錢就翻臉不認人，後來沒錢吃飯租屋，50歲開始流浪街頭。「這是很現實的社會，你沒利用價值就在街頭。」最初睡板橋車站，那時沒捷運，還有地方睡，後來到大安森林公園，再流浪到台北車站地下停車場，睡了好幾年。
我們走到台北車站，遊民們沿著短短的屋簷坐落，他們擁有各自一方天地。「我說句真心話，以前沒流浪時，覺得流浪漢很可憐。自從我接觸他們後，覺得他們一點都不可憐，他們根本放棄自己人生目標，好吃懶做。報紙打開，好多職缺，他們為何不工作？」他天天買報紙，看分類廣告找工作，因此說到其他遊民，他滿腹牢騷，「人會餓死，但不會做工做死。」「你要改變自己才能適應社會，不可能改變社會來適應你。」TED演講式的成功金句，時常從他嘴裡溜出，但他年紀大，工作實在不好找。
不信任他人 沒有好朋友
他說以前住台北車站，那裡的遊民老是喝酒鬧事，渾身髒兮兮，所以「我盡量不跟他們接觸，他們會利用你得寸進尺，我在台灣沒有好朋友，因為我不信任他們。」他離群索居在遊民的人際網絡外，卻過著類似的生活。在街頭，「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垂直往下就是台北地下街，「那裡有冷氣。」即便在台北長大，千篇一律的商店街和複雜的道路指引，地下街於我仍像座迷宮；但對街友而言，那是座樂園。這裡可遮風避雨，夏有冷氣，冬避寒風，洗手間、美食街、座椅樣樣俱備，只差不能睡過夜而已。接近商店街打烊的時間，他沿路撿紙箱，俐落地劈開封膠，那是我們今晚的床墊。
盼存錢開店 願翻轉人生
晚間9點，他把我們領到忠孝西路另一端，雖遠離遊民雜居的台北車站，但依然人車喧囂。我們蹲坐在鬧區騎樓下，宛如年久失修的壁紙，沒入身後灰土色的牆，沒有行人多施捨一絲目光。旁邊多了一對併肩卻寡言的遊民，感覺熱鬧許多。或許是很久沒有走上整天的路，才鋪好紙箱他就倒頭大睡。睡在大馬路邊，比較安心；但今夜的大馬路在施工，我徹夜看著鑽地機、挖土機、堆高機、壓路機來來往往，聽著巨大的轟鳴，仍是徹夜難眠。
清晨的冷風將我吹醒，謝仁星已靜靜杵在一旁，我們無言地看著稀稀落落的行人走過，在街頭擁有最多的就是時間。熬過夜晚，黎明應當來臨，「我還在修行。」他語調平緩地說：「我想1、2年內看能不能存點錢，我要開發另一條路，因為我不能永遠等著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呵。我要存錢開間小吃店，改變我的人生。」
上午9點，我們搭公車到錦西街的救世軍教會，10點領餐券，中午就有免費便當，「我有段時間一餐在這吃，另一餐吃50、60元的麵食店，錢不好賺，要節省花。」台北有很多慈善組織提供免費餐食，但不見得乾淨衛生，更遑論好吃，這裡的便當獲得他的認證，「我對吃的比較講究，因為我家是開餐廳的。」
中午我們在附近公園吃便當，他很久沒吃免費便當，吃得連粒米都沒剩。公園地上有塊破布，散落塑膠袋、寶特瓶和拖鞋，那是另一位遊民的家。我們想去看謝仁星的租屋，但他拒絕，「因為真的太亂了，而且我有自己的隱私。」不想回巴西嗎？「我不成功就不回去，如果成功，再回去看一看。」他老是「呵」一聲，聽起來是笑，看起來卻像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