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爾街日報》的另一篇報導中提到，香港過去的樞紐地位為企業帶來了利潤，不過隨著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緊張，這種優勢反而成不穩定的因素，在香港的企業如今被迫在中國和西方之間選邊站。而武漢肺炎疫情衝擊經濟活動，更讓企業面對更大的風險。
它舉的例子是最近接受港府注資35億美元的國泰航空公司。過去以不干涉主義著稱的香港，提供企業救助在過去是罕見之舉。港府雖然宣稱無意干預國泰航空的運營，但是從去年「反送中」事件中多名高層辭職或遭解僱的情況來看，國泰航空難以置身於凶險的政治鬥爭之外。
另一個例子則是匯豐控股公司（HSBC），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始終維持政治上的中立，但這個月匯豐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在支持港版國安法的請願書上簽了字，在香港未來問題上公開支持中國，也引來了一場批評風暴。
不過，《華爾街日報》也提到，即使香港的跨國企業想離開，東京也未必有吸引他們的優勢。東京大學的阿古智子在訪問中指出，日本課稅較高，英語普及程度也不足。
她認為，日本如果真的想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推出激勵的措施、簡化行政程序、並增加能用英語處理事務的人員。
同時她也認為，香港做為進軍中國龐大市場的門戶地位，東京基本上也難以複製。
早稻田大學的青山露美教授則是認為，雖然日中關係緊張，但雙方會避免更大的衝突，因為雙方都是彼此商品的重要市場。她說，從歷史上看，「美中關係很糟的時候，中國就會和日本走得近一些。這次也不例外。」
參考資料：Wall Street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