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散步者的夢想／教育工作者
日前在回應柯文哲質疑「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應該怎麼區別？」時，沈伯洋表示台灣文化融合了原住民、客家、漳泉、日本殖民時期等不同文化，而中華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國台辦發言人隨即反駁，稱沈「本末倒置、數典忘祖」，並強調「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根在祖國大陸」。
國台辦的反駁除具政治目的外，更代表了一種傳統的「正統」或「道統」觀，認為一切存在都可上溯到某個根源，因而是這個根源的分枝散葉。所有的分枝散葉都必須回溯這個根源，才能確保自身不致無根無源、飄蕩零落。最具體的就是後代子孫透過家譜才能找到源頭，確立自己的存在並非偶然與毫無意義。
但在家譜、族譜的修訂中，最大的問題也正是它最原始的目的，那就是既無法確立源頭，也無法確立自身是從這個渺茫的源頭所出。即便有文獻、實物甚至DNA，也難於確認最初的源頭。而且堅持確認源頭，就會出現無比荒謬的結局，所有人類都只是東非古猿露西的子孫，而使人作為人的意義蕩然無存。
源頭既不可考，問題就變成：這些分枝是怎麼被當作有關係來看待？其目的是什麼？具體又是怎麼操作的？
就像「中華民族」其實是梁啟超為解決革命後的難題而設計。因清朝對各民族的統治是「因俗」且「隔離」，所以清朝其實是各族「擁戴共主」的「聯邦」（註） 。但新的革命政權如何面對與漢族不同的民族？不承認不同，就無法支持以往「反滿興漢」的主張。但承認不同，又如何讓他們不獨立或不歸附外力，而得以維持從清朝繼承來的疆域？特別是清朝因無力對抗外侮被推翻，新政權就更難忽視民族問題。於是梁啟超的概念被變為實際政策，上溯到不可考神話以設定各族共同源頭，再主張漢族為宗子、各族為庶子，以一家而放大為一國。
而且系譜學（genealogy）不只解構血脈源頭，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還運用它來解構權威的合法性。就像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道德觀念」（如善良、慈悲、無私、罪惡），並非永恆真理，更不是理性產物。而被放進歷史演中，以追溯它們產生與被使用的原因。
就像齊澤克（ Slavoj Žižek）說「法律的源頭是暴力」，任一種合法秩序在創立的當下都必然是暴力的（如革命、政變、征服、推翻前朝）。「但法律最大的魔術，在於它必須成功地隱瞞自己的暴力源頭」，所以法律必然倒果為因，宣稱自己是自古以來的理性與正義，因而自身奪權的暴力是正義的，並且立法禁止未來的暴力。
而到了傅柯（Micheal Foucault），系譜學解構的對象變成了自我。既然所有道德觀都是歷史偶然演變的，「自我」的觀念自然也不例外，它沒有必然的神聖，只有偶然的混沌與拼貼。源頭與自我的出現，純粹是知識與權力互相運作的結果：掌握權力，就掌握知識，再用知識回頭來鞏固權力。
從系譜學來看，神聖的根源、權威，甚至是自我的形成都只是偶然的。而因為是偶然的，就一定非必然，因而必定是自由的。既便是同文同種的群體，也可以因為各種原因而形成不同的政治群體，而不必在血源、文化……上找不同的根據，而只需要一種與之不同的自我認識與意志，例如美國之與英國。
所以即便台灣文化雜揉了閩南、客家、原住民、日本、西方、大洋洲……各種文化，並以漢文化為最大宗的組成成份，但台灣文化還是可以自我意識到它與中國的「同中有異」，並主張兩種文化雖有關係，但仍然可被區分不同。就像日本雖大量吸收中華文化，但最終日本文化仍然獨立，而不只是中華文化的分枝。
而且源頭既不可考，可考的只有枝葉。所以要推測過去似乎真有一個源頭存在，並非單靠源頭自己，反而是要靠這些枝葉。孔子的「禮失之，求諸野」不正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換言之，「中心」的存在，難道不是靠「邊緣」才能被界定？而說「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除了是一種事實性的陳述，不也是一種關於台灣的自我認識與主張？
註：對滿人，皇帝是「愛新覺羅族族長」與「大汗」。對漢人，他是「承接天命的儒家天子」。對蒙古人，他是「博格達汗」（轉輪王與大汗）。對藏人而言，他是「文殊菩薩化身」與「教法護持者」。對回族與西南少數民族：他是「包容體恤的君主」與「大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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