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陸大會師──「洋流」由下而上的公民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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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的淡水河畔,這群海島子民用船隻、旗幟與雙腳,為台灣選舉史寫下了一頁極具想像力的公民造景。攝影鄒保祥
11月15日的淡水河畔,這群海島子民用船隻、旗幟與雙腳,為台灣選舉史寫下了一頁極具想像力的公民造景。攝影鄒保祥
文|鏡報論壇

李志銘/作家

2026年11月15日這天,暮色漸次籠罩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匯口,一場被媒體與支持者稱為「台北大洋流」士林北投最終場的車隊掃街,正沿著長達20公里的街廓向北推進。然而,當晚在北投關渡宮前河岸廣場上演的,卻是一幕台灣選舉史上前所未見的空間場景——當載著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與高雄市長陳其邁的宣傳車隊緩緩駛入會場時,淡水河面上約40餘艘由支持者自發集結的快艇、龍舟與立式划槳(SUP)紛紛掛起橘色旗幟破浪而來,與關渡大橋上俯瞰揮舞的人潮、河岸廣場上擠得水泄不通的群眾遙相呼應,最後以500台無人機點亮夜空的壓軸演出收尾,構成了一幅水、陸、空交織的立體圖景。

這場「水陸大會師」的背後,還藏著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據媒體報導,原本支持者集資包下的大型遊艇,在活動前夕因船東接獲行政機關關於航行法規與安全的關切而臨時取消;未料這群未受過傳統政黨體制訓練的市民,並未就此作罷,反而化整為零,各自尋覓小型船隻與水上載具重新集結。這一幕,恰如其分地折射出2026年這場選戰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社會學樣本——圍繞著沈伯洋所興起的「洋流現象」,以及它如何與台灣過往的選舉動員之間產生微妙的差異和對話。

從「被動看戲」到「主動闢戰場」:去中心化的公民共創

若將時間軸拉回台灣民主化以來的選舉史,我們對「政治熱潮」並不陌生。無論是早期黨外時期依靠街頭演講凝聚的悲情與抗爭,抑或近年如2018年席捲高雄的「韓流」、以及柯文哲曾經掀起的「白色力量」,其底層結構往往離不開某種「救世主」或「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投射。在傳統的政治劇場裡,候選人在舞台上畫出宏大願景,喊出「把票給我,剩下的交給我」的承諾;而選民則多半處於「被動看戲」的位置,透過地方樁腳的動員、遊覽車與便當的串聯,或是單向接收競選總部精心設計的文宣,完成一場定期的政治消費。這種結構的脆弱之處在於,一旦舞台上的領袖光環褪色或個人遭遇挫折,台下的群眾便容易如鳥獸散。

然而,若依循政治評論者分析,「洋流」的生成軌跡卻呈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去中心化」與「由下而上」特質。最初,「洋流」一詞甚至源自對手陣營的挖苦,意指沈伯洋的參選只會掀起對己方不利的逆流;但這群活躍於社群媒體的年輕網民,卻迅速發揮網路迷因(Meme)的轉化能力,將這個帶有嘲諷意味的標籤接手過來,硬是翻轉成自我認同的符號。第一批橘色的應援牌與視覺設計,並非出自競選總部的公關人員之手,而是由支持者自發繪製、自掏腰包印製,候選人團隊反而是過了數日才跟進推出周邊。

在這樣的生態裡,沈伯洋的角色與其說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強人」,反倒更像是一位「教練(陪伴者)」或「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創作源頭。出身大學教授與補習班名師的他,習慣將宏大而令人感到無力的政治焦慮,拆解成普通人能親手執行的微小任務——在街頭認領一段車隊經過的路段、帶一位尚未決定投票意向的朋友出門,或是將對時局的情感轉化為創作。於是我們看見了一場罕見的「全民二創」:從打通長輩Line群組的「早安圖」、轉譯市政與國防議題的資訊圖卡,到獨立音樂人自主創作的競選歌曲、攝影愛好者鏡頭下的街頭紀實,乃至於關渡河面上的「海陸嘉年華」。當選民不再只是被動等待服務,而是將自己的生活興趣(划龍舟、玩SUP、慢跑陪跑)直接嫁接到政治參與時,選舉便從一場零和的權力爭奪,演變成一場由市民自己開闢戰場、共同參與的文化展演。

奧爾森難題的台灣解法:挫折中沉澱的「橫向連結」網絡

倘若從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這股動能更觸及了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在經典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所提出的核心難題:在缺乏強制力或物質誘因的情況下,理性的個體面對大型公共事務時,往往會產生「搭便車」(Free-rider)的心態——既然別人會去努力,而成功後的公共利益大家都能共享,那我又何必犧牲假日與金錢走上街頭?

傳統台灣政治解決奧爾森難題的方式,靠的是嚴密的派系網絡與人情動員;而「洋流」之所以能跨越這道門檻,則與前一年台灣社會經歷的「大罷免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脈絡。據相關時事評論指出,去年那場遍及全台的罷免連署,雖然最終在投票結果上以失利告終,但長達數月在街頭頂著烈日與風雨收集高門檻連署書的過程,卻意外在台北的街巷之間,織就了一張龐大而細密的「地下網絡」。原本互不相識的都市陌生人,因為共同站在街口而彼此熟悉——誰住在哪個社區、誰熟悉哪條巷弄、誰擅長美編、誰善於與路人溝通,這些在挫折中磨練出來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並未隨著選票開出而消散。

更關鍵的是,在罷免挫敗的當下,沈伯洋選擇第一時間公開承擔檢討責任,未將壓力轉嫁給基層志工。這種「責任由領頭者扛、網絡由公民共享」的互動模式,為這張橫向連結的網絡注入了極高的信任黏著劑。同時,透過「認領路段」與「社群打卡」等具體分工,參與者獲得了奧爾森所說的「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一種無法透過搭便車獲得的同溫層歸屬感與自我實現。這種跨越血緣、地緣,純粹基於共同價值而產生的「陌生人抱團」能力,不僅與傳統依賴垂直權力分配的動員模式形成對比,也展現了台灣公民社會在歷經多年民主化洗禮後,自我組織與修復的強大韌性。

11月15日在士林、北投舉辦「台北大洋流」車隊掃街與關渡宮造勢晚會,吸引民眾從水陸分別到場響應。攝影鄒保祥
11月15日在士林、北投舉辦「台北大洋流」車隊掃街與關渡宮造勢晚會,吸引民眾從水陸分別到場響應。攝影鄒保祥

嘉年華的喧囂與冷靜:橫向協作的現場考驗與選戰未竟之問

然而,正如歷史的演進從來不是單線的浪漫敘事,這股看似勢不可擋的「洋流」,在關渡宮的璀璨夜色與人群喧囂背後,依然面臨著嚴峻的現實考驗。

就在11月15日傍晚造勢活動進行到一半時,台下突然接連傳出兩起民眾因人潮過於擁擠、身體不適昏倒並出動AED與救護車的緊急狀況。據多家媒體現場報導,台上主持人吳思瑤與吳崢兩度喊停活動,呼籲群眾讓出通道。在長達20分鐘的中斷期間,數萬名擠在知行路與河岸周邊的民眾,憑藉著現場的默契與自我約束,迅速向兩側退開,為救護車清出了一條生命通道。這場突發意外,既暴露了大型去中心化集結在場地容量評估與人流疏導上的風險,卻也在無意間成為檢驗這群公民「橫向協作」素質的即時壓力測試。

另一方面,將視角拉回冰冷的選票算術,這場「海陸大會師」究竟能為兩週後的投票日帶來多少實質轉化,仍是台灣政治觀察家們爭論不休的未竟之問。同一個夜晚,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正穿梭在人聲鼎沸的夜市裡,與攤商逐一握手,展現出另一種激發深藍基本盤的傳統陸戰效應,並預告將與民眾黨展開藍白合體造勢。

政治學的經驗一再提醒我們:街頭的熱度與社群的聲量,未必能百分之百等比例換算成投票所裡的選票。在台北這座結構複雜的首善之都,一方面是習慣在網路上串聯、充滿創意卻也容易受投票意願波動的年輕與中產選民;另一方面,則是長期深耕鄰里、不常在社群媒體發聲、卻在投票日擁有極高動員穩定度的傳統基層板塊。

2026年11月的淡水河畔,這群海島子民用船隻、旗幟與雙腳,為台灣選舉史寫下了一頁極具想像力的公民造景。無論最終的開票結果如何,這場由下而上匯聚而成的「洋流」,已經證明了當代台灣公民不再滿足於做政治舞台下的看客;而這股橫向連結的社會能量,未來將如何與既有的政黨政治、基層治理相互衝撞與融合,或許才是比單一選戰勝負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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