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守夜人」成「操盤手」──美國AI戰略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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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中國這一核心市場的美企,必將陷入AI單顆研發成本攀升、長期研發預算被迫縮水的困境。圖/達志影像
失去中國這一核心市場的美企,必將陷入AI單顆研發成本攀升、長期研發預算被迫縮水的困境。圖/達志影像
文|鏡報論壇

何清漣/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

黃仁勳被迫辭去輝達首席執行長,公司股票隨後遭遇拋售,市值累計蒸發逾萬億美元。隨著桃色新聞與間諜疑雲稍退,矽谷AI行業驚覺這是一場雙輸之戰:黃仁勳失去親手創辦33年的公司,輝達則可能失去未來。於是,矽谷與華爾街開始聲援黃仁勳。包括馬斯克在內的多名科技領袖,以及Altimeter Capital等核心大股東先後致函或公開施壓輝達董事會,呼籲放慢遴選繼任者步伐,保留讓黃仁勳回任的選項。高科技行業與華府政圈這一前所未有的對峙,指向一個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後的大本營,政府本是守夜人,如今應不應該成為操盤手?

業界與員工驚覺雙輸之局已成

桃色新聞的吸睛作用過後,華爾街投資人、矽谷科技圈與輝達員工在恐慌中逐漸回過味來:華府政圈充當企業換帥的操盤手,是不是違背了美國傳統的政府守夜人規則?多名矽谷知名投資人與技術領袖痛批,此舉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世代級失誤」。

此事首先與輝達的存續有關。過去33年輝達不設二把手,黃仁勳一人直管36名互不統屬的副總裁,形成「車輪輻條式」架構,如今的臨時負責人不知如何召集會議瞭解近況。更關鍵的是,輝達向台積電預訂晶片產能、以及向微軟和穀歌等雲巨頭交付巨量算力設備,大量建立在黃仁勳個人的「握手協定」與信譽背書之上。這種單核驅動與「口頭契約」,任何繼任者都難以勝任。行內認為,輝達極可能重蹈英特爾失去靈魂人物後部門牆林立、決策遲鈍的覆轍。危機感已經彌漫于輝達公司內部,有超5,600名現任員工實名連署請願,懇請董事會迎回黃仁勳。

支持黃仁勳的人士與員工主要考慮輝達的存亡,但華府政圈認為事涉中國,考慮的是國家安全,科技界精英的擔心則是此例一開,今後國家安全是否成為政府干預企業的常用理由?

未正式出場的重要在場者:中國

整場輝達危機中,有一個始終在場卻從未正式出場的要角,那就是作為輝達核心市場與供應鏈腹地的中國。

危機導火索表面上是私人緋聞,但由於涉事女方曾任職於新加坡算力企業Megaspeed,這一緋聞被迅速定性為針對美國核心科技資產的「美人計」,並上升至國家安全高度。華盛頓鷹派順勢翻出舊賬,指責黃仁勳過去遊說放寬對華出口是「被商業利益誘惑而放鬆合規防線」。與此同時,路透社等美媒集中披露了2024至2026年間積累的「灰色採購網路」總帳(累計交易約75億至120億美元)。隨著美國收緊直接出口管制,中國大量算力需求轉向新馬資料中心,僅馬來西亞便吸引超340億美元投資。

然而,華府對輝達的干預究竟會對中國產生何種影響?輿論場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推演,其依據竟源自同一份官方文件——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於今年11月16日發佈的針對境外算力租賃的《臨時最終規則》。一種觀點認為,90天寬限期一過,中國企業大規模租賃海外訓練算力的通道將被切斷,算力需求被迫回流國內,短期內將拉長中國大模型研發週期並推高成本;另一種聲音則指出,當輝達的「合法進口」與「海外雲租用」兩條路被同時堵死,中國市場對美系晶片的幻想徹底破滅,企業只能將預算與研發精力全面轉向華為昇騰等本土替代生態,反而倒逼國產算力加速成熟。

黃仁勳失去親手創辦33年的公司,輝達則可能失去未來。圖/達志影像
黃仁勳失去親手創辦33年的公司,輝達則可能失去未來。圖/達志影像

比市場流失更令矽谷憂慮的,是頂尖人才外溢至中國。就在黃仁勳辭職的同一周,《華爾街日報》報導了哈佛大學統計系前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劉軍全職加盟清華大學並公開號召「吸引更多在美華人人才回國」的消息。報導引述統計指2022至2026年間已有近700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機構,並刻意強調劉軍在AI底層統計學上的造詣。兩件事的同期報導讓外界不得不產生聯想:華盛頓無休止的政治審查,正動搖在美華裔科技骨幹的安全感,客觀上為中國吸納頂尖晶片大腦製造了歷史性視窗。

決定最終走向的三大深層考量

未來數周,華府對輝達的監管拉鋸將進入關鍵攤牌期:11月25日財長貝森特給定的「十天最後通牒」到期,他在要求外部空降CEO並大洗牌的同時卻反對國會立新法,意在把出口管制裁量權留在白宮手裡以保留交易籌碼;12月上旬美國國會連環聽證風暴(以10日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出席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為標誌),共和黨國會將在任期結束前劃出晶片監管的最終立法邊界。而且可以肯定,民主黨國會履任之後,黃仁勳治下的輝達將成為針對川普政府的靶子,陷入無窮無盡的「國家安全」拷問。

華府政圈在決定輝達乃至美國AI產業終局時,必須權衡三個根本性問題:

首先是中美關係的真實底線。美方早已將對華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儘管現實體感上已近乎「戴著手套的對抗」,但外交決策層面堅持使用「競爭」而非「敵對」這種戰略模糊詞彙,意在保留著危機管控、經貿合作空間以及避免逼迫盟友徹底選邊三層護欄。但是,只要仍在「競爭」框架內出牌,只要政府內部存在對華友好與要與中國大幹一場的方向分歧,企業還會存僥倖之心,繼續走鋼絲,陷在這種「既不敢放棄中國市場,又動輒踩中合規紅線」的結構性困境中。

其次是華府內部能否就AI發展路徑達成共識。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引述統計,全美45項地方資料中心公投案中有44項通過限制或暫停建設決議,反映基層對AI耗電與就業衝擊的反彈。隨著民主黨重奪國會參眾兩院多數,形成「民主黨國會+共和黨白宮」的分裂格局,華府AI立法正面臨兩條路線撕裂:如數據創新中心指出的,一條是進步派民主黨人與民粹派共和黨人合流的「強監管路線」,主張遏制科技巨頭、放慢AI開發甚至徵收重稅;另一條則是由兩黨務實派組成的「促創新路線」,主張在安全護欄內維持美國AI領先。分裂的國會走向哪一端,將直接決定輝達面臨怎樣的監管邊界。

但最核心的第三點,在於華府政圈必須正視一個經濟學常識: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天量研發資金)與全球市場規模(商業利潤)之間,存在著不可割裂的生死關聯。

華府的認知盲區:從「守夜人」變成「操盤手」

矽谷過去半個世紀的科技霸權,建立在經典分工之上:市場與企業家負責衝鋒陷陣,政府只當維持規則與底線的「守夜人」。然而,當華盛頓以地緣安全為優先考慮強行切割全球晶片供應鏈、甚至由內閣部長親自下場指導民營科技巨頭的CEO人選時,政府已不再滿足于場邊吹哨,而是直接進入賽場充任「操盤手」。

短期內,北美雲巨頭的天量AI資本開支可以暫時掩蓋失去中國市場的陣痛,但半導體產業底層鐵律不會因行政命令改變:企業研發一代頂尖AI晶片及配套軟體生態動輒耗資數十億美元,必須依靠全球海量出貨攤薄成本,並在研發過程中試錯反覆運算。一旦北美算力基建週期見頂,失去中國這一核心市場的美企,必將陷入單顆研發成本攀升、長期研發預算被迫縮水的困境。

更深遠的風險,在於美國高科技產業生態不可避免地從「市場驅動創新」滑向「補貼驅動創新」。商業市場萎縮後,巨頭勢必更依賴財政補貼與國防訂單輸血。但西方產業史早就用無數事例證明,行政訂單與補貼往往伴隨低效與路徑依賴;政府資金餵養出的技術反覆運算,遠遜於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搏殺出來的技術創新。

在美中漸成兩極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兩國博弈或許能用一紙禁令阻滯對手的追趕,卻無法用政府補貼啟動永續的企業創新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的弱項)。當華府政圈介入企業頂層人事扮演「操盤手」,歷史見證的或許不僅是一家商業巨頭的興衰轉折,更是美國科技治理邏輯走向失靈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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