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嘉智/保險經紀人
混凝土可以填補地基的空洞,卻填不了市民心中的疑問。基泰大直事故發生三年多後,台北市府解釋,工務所內的施工圖說,在當年緊急灌漿搶險時遭到掩埋。這番說明隨即引來工程從業者質疑:現場紙本被埋,電子檔呢?營造廠保存的副本呢?一份圖紙的下落,彷彿隱喻了受災戶求助無門的心聲。
當時為防止鄰房繼續倒塌,緊急回填有其必要,沒有人應該要求救災人員先搶圖紙、再救居民。然而搶險的必要性,不能代替事後調取資料的責任。市府必須交代,曾向哪些單位索取圖說、取得哪些版本、還缺少什麼。救災與追查各有責任,不能用前者替後者結案。
政治學者韋弗提出「避責政治」,指出政治人物面對可能招致責難的事件,往往會透過限制議程、重新界定問題或轉嫁責任,降低自身的政治損失。這個理論提醒我們,檢驗政治人物的回應,除了聽他說了什麼,也要注意,原來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否在回應之後消失了。
基泰大直圖說爭議,正可從這個角度觀察。外界追問文件去向,市府強調緊急灌漿是為了救災;外界關心事後追查,市府強調中央未規定施工製造圖必須報府備查。這些說明各有需要釐清之處,卻仍未完整回答:現場圖紙以外的檔案,究竟追到了哪裡?
國土署的回應點出關鍵:施工製造圖涉及核章、輸出與副本保存,現場圖說毀損,仍可提供備份釐清權責。是否未按圖施工、是否有人蓄意滅證,必須依證據判斷。但政府若連追查文件的過程都說不清楚,又如何要求市民相信責任已經查清?
類似的焦點轉移,也出現在遮陽傘爭議。今年七月,簡舒培質疑遮陽設施經費拆成兩筆,涉及規避議會監督;蔣萬安則主張兩筆費用用途與工法不同,未達送議會備查的門檻。雙方有爭議,最直接的處理方式,就是攤開經費明細、核定程序與相關文件,讓議會檢驗。
然而爭論後來延伸至索資,蔣萬安稱簡舒培為「索資佛地魔」,並以保護基層公務員之名,指控報復性索資。於是,政策經費是否合理,逐漸讓位給議員是否欺壓公務員。市長從應受監督的施政者,轉身成為保護基層的大家長;追問預算的議員,反而必須先替自己的監督行為辯護。
公務員的負擔當然需要改善。資料可以電子化、建立共用平台,索資範圍與期限也能協調。若認為要求不合理,就公開具體內容與判準。以反派人物替議員命名,並不能證明索資有何不當,卻可能使監督蒙上惡意,讓原來的預算疑問沉入政治口水之中。
更早之前,苗博雅索取進口蛋流向資料,拿到業者資訊與數量遭遮掩的版本,國民黨議員卻取得完整資料。市府後來補送,仍未消除最初為何差別處理的疑問。資訊是否保密,應有一致標準;若取得完整資料還得看索資者是誰,監督便難以立於公平基礎。
從遮掩資料、貶抑索資,到施工圖說被埋,各案原因仍須分別查明,卻共同凸顯資訊如何交付監督的問題。市府掌握原始紀錄,也掌握解釋事件的優勢。當外界缺少核對的依據,再多的說明,都可能只是政府單方面替自己作證。
蔣萬安的「埋葬政治」,讓問題尚未回答,討論已被帶往別處:追問經費,轉成索資爭議;追問圖說,轉成救災必要性。基泰大直居民失去的家,需要重建;城市對政府的信任,也需要證據支撐。即使現場紙本難以取回,追查副本與責任的義務仍然存在。政府應該填實地基,更應讓真相出土,不能讓市民追問責任的權利,也隨著圖紙一同沉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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