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的過程中，她有太多難過的事，父母，丈夫，女兒，族人，伯特利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家庭，聊到深刻時她會流淚。此刻她沒有流淚，但顯露的難過，卻更為深刻複雜，彷彿有人突然關上了燈。
為什麼難過？是因為歧視？偏見？被貼標籤？還是無力感？我沒有問。我也沒有與她討論怎麼樣才是貧窮。我在問錢，問伯特利每個月的開銷，老師們的薪水，家長奉獻多少，教授族語的鐘點費，補助的預算。這一刻我像是最現實的商人，在計算著他們的價值。
談到伯特利面臨斷炊的時候，我問她怎麼做？她說祈禱，然而祈禱真的有用嗎？我不敢問這一句。她確實撐過來了，二十八年，帶大的孩子，有的成家立業，有的重演上一代父母的悲劇。有的孩子還來不及長大，離開伯特利後，再收到消息已經過世。
她是傳道人，孩子的喪禮，她去，孩子父母的喪禮，她也去。她選棺木，挑骨灰罈，祈禱讀聖經禮拜。她照顧過一千多個孩子，是不是也能換算出：她見過一百多個死亡。很可能還不止。
1997年，親人的過世加上伯特利開銷的壓力，她崩潰自殺未果，四年期間，她的內心陷入黑暗中，憂鬱，但因為傳道人的身分，她不能吃抗憂鬱的藥物。她怕被笑，於是半夜開著水龍頭，掩蓋她的哭聲。這時候丈夫謝一平成為她的倚靠，照料一切，送她到神學院繼續進修。我問謝一平為什麼送神學院？他說：「她必須成為真正的傳道。」當時的她不能為這些伯特利的孩子施洗，她過世的弟弟們也沒受洗，對於傳道人來講，何其諷刺。
今年，她封立牧師的論文已然完成，即將成為牧師。談起這個，她說這不是為了地位，更不是名利，而是希望讓孩子受洗，靈魂有個歸所。然後，她又談到貧窮：「我的心中沒有貧窮的概念。」有，就給予，有需要，就幫助，至於欠缺的時候呢？
她說：「上帝買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