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2017.05.26 02:00

【陳栢青書評】我們還沒走出塔斯基吉

──《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文字、聲音|陳栢青 繪圖|楊茜婷 

《髒血》是用問題去逼出問題,仔細拆解一個乍看結束的實驗,去尋找它各部分的動力源,又是如何彼此緊密箝合互相驅動。而另一個必須要看的是,《髒血》在實驗之外暴露另一個實驗。在醫學實驗細節之外,它暴露了如何操作「權力」。實驗中甚至無需動用監禁或任何命令,作者重建實驗的技術,其實讓我們看到的是權力的技術。這權力不只是公權力,更是知識的、階級的、經濟的……

我們還沒走出塔斯基吉 ──《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聲音版)

我們還沒走出塔斯基吉 ──《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聲音版)

00:00:00 / 00:00:00

讀取中...

《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Bad Blood: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James H. Jones著,群學出版。
《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Bad Blood: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James H. Jones著,群學出版。

如果「故事」能帶領我們進入這個事件,那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至少有兩個故事可以說,一者是「菜鳥鍥而不捨追查真相」、「面對陰影或險阻」,在陰謀論、各個公部門輪番吃閉門羹、被掛上的電話、暗巷裡車頭燈啣尾追來,套用好萊塢電影《永不妥協》、《驚爆內幕》……故事會從結局往前敘述,60年代的某一天,性病研究員布吞在診所吃午餐時偶然聽到職員聊到塔斯基吉實驗,從而展開不間斷的追索,在向上級陳述無效後,他辭去公衛署工作,就讀法學院,在媒體協助之下,隨著聽證會和訴訟展開,更多人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塔斯基吉實驗終於關閉,而政府要遲至1997年才正式道歉……。

另一個故事的說法,可以暫名為「麗弗絲小姐的家人們」,麗弗絲小姐( Eunice Rivers)是黑人,他開「閃亮亮,有政府標誌的旅行車」接送黑人同胞們,他帶他們去醫院,他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麗弗絲小姐希望他們參與某項「政府計畫」,麗弗絲小姐要求他們授權代為處理死後的屍體……參與實驗的黑人說,麗弗絲小姐是我們的好鄰居。是正經的好人兒。他協助我們「治療髒血」,他們不知道的是,塔斯基吉實驗無關治療,而恰是以「不治療為前提」,進行「梅毒對人體會造成什麼影響」的長期觀測。麗弗絲小姐是政府聘僱的護理師,他因為服務實驗中受試者獲頒全國性的貢獻獎項,「我不是為了榮譽才做的,這一切,都是人道的緣故。」麗弗絲小姐說道。那便是一個「善意通往地獄之路」、《為愛朗讀》或者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的故事,塔斯基吉實驗裡有眾多「麗弗絲小姐們」,無論是擬定實驗計畫的策劃團隊與公衛署官員、從旁協助鄉鎮與地方醫生、州政府,他們心懷善念,他們戰戰兢兢,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完善被交付的責任,他們是為人類或這個自由與星條旗飄揚之國做出偉大貢獻,卻恰恰「成為巨大殘酷機器裡的一個效率良好的齒輪」。

道德的曖昧性

於是便有了第3個故事。那是到今天仍進行中的故事,事實是,至1990年,《紐約時報》編輯指出,仍有高達35%的黑人教友相信「愛滋病是美國政府試圖毀滅黑人的計畫」。這句陳述所引起的不是句號,而是驚嘆號,或是問號,「這怎麼可能?」、「怎會有人這樣想!」,但如果你也如我一般驚訝,那真正無知的,其實是我,James H. Jones的著作《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Bad Blood: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不只揭露駭人的實驗全貌,不只是要我們看「恐怖的家庭醫學」,掀開一頁「黑暗醫療史」,他試圖回答的,是關於恐懼的連鎖,或者,「吾國人民的深層病灶」,他是在探底了,正觸碰一搏一搏打出髒血的人類底黑暗之心。

如何描述「塔斯基吉實驗」?根據某廣播節目主持人所歸納:塔斯基吉實驗是「把人類當成實驗動物,研究梅毒多久殺死一個人。」或者這則陳述過於聳動,但也相差不遠,塔斯基吉實驗乃指,1932年至1972年之間,「美國公共衛生署於阿拉巴馬州梅肯郡首府塔斯基吉與其鄰近地點,對黑人進行梅毒不加治療之效應的研究」,根據統計,共399位感染梅毒之病患加入實驗,他們全都是黑人,所有人都已處於疾病末期。而在1974年政府確認發放賠償金時,實驗生還者已不到120名,多數人早因梅毒併發症喪生,這還不包括因此罹病的患者家屬以及垂直感染生下的梅毒嬰兒。「人體白老鼠」、「白人的種族清洗政策」、「政府支持下公然的道德敗壞」……二次大戰後,再沒有一樁比這更令媒體關注的醫學事件了,這是真真正正發生的「美國恐怖故事」。

如果此刻我們搜尋網路,在內容農場或是八卦網站那些標題是「世界10大恐怖實驗」、「戰慄人類史」的文章下,必然會發現塔斯基吉實驗之描述。我看到好幾則敘述是指此實驗是「政府對黑人施打梅毒病毒好進行觀察」,設若如此──像電影裡演出總有幾個形象刻板的壞蛋想要毀滅世界,並想出某種乖違人性之手法──那一切反而容易理解,畢竟這其中的邪惡過於鮮明。但塔斯基吉實驗讓人恐懼的關鍵卻是在於,圍繞著實驗所散發的黑暗,是霧一般發散的,不是那麼硬,你可以明確感覺到它的惡意,跟著咬起牙,接著卻不是很能肯定,自己在害怕,或質疑的是什麼。

1950年帶初期,年度召集中的血液測試,醫師與身分不明的受試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疾管局),照片出自《髒血》。
1950年帶初期,年度召集中的血液測試,醫師與身分不明的受試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疾管局),照片出自《髒血》。

我注意到《髒血》一書的感謝名單中,作者特別感謝了麗弗絲護理師,除了因為他協助釐清實驗之外,作者提到「他增加我對道德曖昧的包容」。我想「道德的曖昧性」正是塔斯基吉實驗讓我們在精神和身體上感到懼怕的原因,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判準,如何去歸納?塔斯基吉實驗挑戰了我們對於道德的認知。那裡的善惡是更為迂迴的,我們該如何抓出其界線呢?諸如是不直接加害,但「不對實驗對象進行治療」該被打入地獄的第幾層?僅僅是消極性的「凝視」、「旁觀他人之痛苦」並予以記錄,這要如何定奪其罪惡?這計畫前身由克拉克醫生主持,克拉克醫生決定在實驗設定之期限後關閉計畫。但接任者卻覺得實驗的結果值得長期觀察。那麼,如何決定責任歸屬?更往上追,為什麼上自國家公共衛生單位,下到地方醫生,在實驗進行中竟沒有人喊停,他們於崗位上盡忠職守,他們懷抱熱情與善意,但在診所百葉窗後頭或診療床上,「醫生,我是不是,正在壞毀?」,那時,這些「麗弗絲小姐們」該如何回應這樣一個問題?或者,有人代為辯解,實驗啟動於1930年代,那時候治療梅毒使用水銀和砷化合物,療程所需往往超過一年,且藥物對諸多病人有致命反應,所以對「病人之潛在傷害多於治療利益」,是以在研究與不施救之間,Z>B,利大於弊,指責「不對實驗對象進行治療」其實是「將後來的醫療標準套用到1932年上」,則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反駁?

權力的技術

全書多的是這樣的倫理議題和道德爭議。《髒血》是用問題去逼出問題,仔細拆解一個乍看結束的實驗,去尋找它各部分的動力源,又是如何彼此緊密箝合互相驅動。而另一個必須要看的是,《髒血》在實驗之外暴露另一個實驗。在醫學實驗細節之外,它暴露了如何操作「權力」。實驗中甚至無需動用監禁或任何命令,作者重建實驗的技術,其實讓我們看到的是權力的技術。這權力不只是公權力,更是知識的、階級的、經濟的……

所有參與實驗者都是黑人,貧窮、教育落後。「他們一貧如洗、大字不識,全然憑仁慈的公衛署擺佈」,而實驗單位以種種隱瞞、巧妙的轉嫁、偷換概念吸引他們投入,諸如在實驗前身「梅毒控制計畫」中,為何那麼多黑人前仆後繼自願投入?《髒血》還原這個大實驗室如何讓針頭刺入每一具身體的精微步驟,首先要「拉攏地方領袖」,然後「使用校舍和教堂作為臨時診所」,並以「牧師與老師為先鋒」,一者是知識殿堂,一者是信仰中心,皆透露出崇高與正當性,他們甚至不需要強迫,人們已經蜂擁而來。

此外,檢驗單位混淆了概念,他們宣布替黑人檢查「髒血」,在那個年代,「髒血」一詞包含更多疾病,從皮膚病到氣虛體弱,人們都以為自己身上帶有髒血。「人們期待治癒髒血,就可以治癒頭痛、消化不良、癩皮症、不孕、各種瘡……」,而「梅毒」不過是「髒血」引起的一部分疾病。這也產生一種弔詭,「梅毒」經過這一轉化,被剝除性病的標籤,因為它也是髒血的一部分。在梅毒控制計畫中「共612個家庭,也就是全部的受試者中,沒有一個說法和性行為連結在一起」,而這樣的手法被延續到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中,我以為這是更為致命的,人們如果不知道傳染方式,便會持續傳染。而母親也會生下梅毒之子。

1933年脊椎抽液檢驗,醫師、護理師,與身分不明受試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疾管局),照片出自《髒血》。
1933年脊椎抽液檢驗,醫師、護理師,與身分不明受試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疾管局),照片出自《髒血》。

實驗單位動用話術,如以「你將獲得特別治療」、「這是你得到免費特別治療的最後機會」告知受測驗者,讓他們以為是「進行脊椎注射」,卻是抽取脊椎液好進行檢測,贈送補血劑和阿斯匹林給他們,其實只有止痛功效,但在盤尼西林證實可以對抗梅毒後,卻將他們趕出診所,「你不應該進行醫療」……。

話術。巧妙的欺瞞。不是「我說了謊」,而僅僅是,「我沒說什麼」,或者「換句話說」。並非「我對你做什麼」,而是「我沒有對你做什麼」,是把一個「不該發生的事情,變成『沒有挽救的故事』」…… 。

所以,我們要對抗的,是怎樣的怪物?

所以,我們要對抗的,是怎樣的自已?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終止了。但它真的結束了嗎?《髒血》一書早在1981年便於美國出版,巧的是,在同一年,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宣稱洛杉磯爆發了一種「異常的、神祕的血液疾病」,那是愛滋年代的開端。如今台灣出版了《髒血》的增訂版,而它的最後一章,並不是以「正義得以伸張」之句號作為結束,是書反而追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愛滋時代的幽魂」,那正是上述第三個故事,為什麼依然有大量人們相信「愛滋病是美國政府試圖毀滅黑人的計畫」?但當你理解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你知道一個族群經歷過「奴隸制、佃農、服勞役、處私刑、褫奪公權、居住隔離和就業歧視」,那你便能明白作者試圖告訴我們的是,「美國黑人對待愛滋的態度來自歷史建構。科學和醫學理論不是形塑黑人如何看待此項駭人疾病的唯一元素:社會、政治、宗教和道德概念也影響了他們的感知和理解。」

文章未完 往下繼續閱讀

而塔斯基吉實驗的幽魂仍在文明地平線上徘徊。誠如《非裔美國人報》所提:「600位(及全部)受試者皆為黑人,能說這與種族無關?」《髒血》對「種族醫學」如何建立有深入的追蹤,它提及19世紀醫生著迷研究「黑人與眾不同之處」,並將差異理解為次等,這派人以為黑人更容易染病,具有生理劣勢,他們相信黑人比白人更容易性衝動,也更濫交,而梅毒便是他們心目中黑人的天譴。可這樣一套論述可笑嗎?在愛滋病爆發後的美國,甚至是此刻我們的島上,多的是這樣的思考,請把上述黑人替換為同性戀,把梅毒換成愛滋病,「同性戀更容易性衝動」、「同性戀更濫交」、「同性戀更容易得到愛滋病」、「愛滋是同性戀的天譴、是報應」,事實是,我們還沒走出塔斯基吉,它多容易重新啟動,也許就在這裡,在此刻。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

更新時間|2019.09.10 18:35

更多內容,歡迎訂閱鏡週刊了解內容授權資訊

相關關鍵字:

喜歡這篇文章嗎?
歡迎灌溉支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