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松善指出，當時警方破案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可惜的是，他們採到的鞋印，很多是學校老師留下的，因尋獲女童遺體後，許多老師在警方到達前，已經前往現場查看狀況，讓鑑識的難度大增。
另一方面，由於當年警方的DNA資料庫可供比對的對象有限，鑑識單位將相關檢體送到刑事局比對，並未獲得有助破案的資訊，後來承辦檢警把精液等證物送到一位專門研究DNA的警察大學教授手中，請他進一步檢驗，就這樣比對了2年，依舊無法查到真凶，隨著時光流逝，在沒有發現新事證的情況下，警方的偵辦動作慢慢停滯下來。
謝松善告訴本刊，全案沉寂了21年，幾乎所有人都遺忘這件命案時，2011年卻出現轉機。陳姓女童姦殺案發生時，任職於鑑識組、參與過採證的一名警官，後來出任南港分局偵查隊長，恰巧又偵辦一起類似的女童性侵案，心想該不會二案的凶手是同一人吧？於是開始尋找陳姓女童案的相關檔案和證物。
謝松善當時已升任鑑識中心主任，一聽說陳姓女童案要重啟調查，立即和同事尋找當年的證物和檔案，但在台北市警局證物室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後來才在檔案中發現一張註記「證物送警大檢驗」的文件。
謝松善說，當時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心想難道送警大檢驗的證物沒有送回來嗎？有可能留在警大21年嗎？於是轉向警大追查證物下落。最後在多位警大教授的協助下，終於在警大的低溫保存箱中，找到當年封包的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