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事實毫不退讓，即使面對大作家依然如此。納博科夫是與《紐約客》長期合作的小說家，他的回憶錄也大多先在這裡刊出。有一次他在文章裡提到大西洋香普蘭客輪煙囪的顏色是白色，但《紐約客》事實查核員向郵輪公司查證後指出，香普蘭在那個年代的煙囪一直是紅色和黑色。
納博科夫堅信自己的記憶是正確的。但「經過令人沮喪的搏鬥」，最後協商之道是，納博科夫在文章中把顏色去掉。
今年《紐約客》誕生100週年之際，Netflix也播出紀錄片《THE NEW YORKER：紐約客百年史》。影片中除了約翰·赫西（John Hersey）寫出《廣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寫出《寂靜的春天》等作品的里程碑瞬間外，同樣引人注意的還有雜誌運作的機制，以及他們堅持的價值。
尤其是被外界稱道推崇，被內部員工戲稱為「大腸鏡檢查」的事實查核部門。他們對於撰稿人的文章、封面、小說、詩歌甚至漫畫，全都進行事實查核。在影片中，你甚至可以看到事實查核員以電話詢問和撰稿人在餐館碰面的人，你們是「喝咖啡還是茶」？
《紐約客》在創刊號的宣言中，即強調「它的誠信將無可質疑」。但在1927年，雜誌刊出關於詩人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人物報導，文章寫道：「Edna Millay的父親曾在緬因州Rockland的碼頭擔任裝卸工。」這句話讓人印象深刻，但可惜並非事實。
這個難堪的錯誤讓《紐約客》首任總編輯哈羅德·羅斯（Harold Ross）決心成立「事實查核」部門。而後來《紐約客》對事實確認的堅持，被創意非虛構寫作開拓者約翰·麥菲（John McPhee ）描繪成近乎狂熱的追求。
2009年他在《紐約客》發表一篇文章〈Checkpoints〉，敘述當他在1973年發表一篇6萬字長文時，當時任職事實查核部門的Sara Lippincott ，如何為了他大約6句的文字，進行近乎鋪天蓋地的追蹤查核。
事情是這樣的。麥菲在普林斯頓大學約翰·惠勒（John A. Wheeler）教授辦公室裡，聽到一個傳聞。1944至1945年的冬天，華盛頓州哥倫比亞河畔的漢福德工廠（Hanford Engineer Works）曾發生一件怪事，這個地方是美國製造原子彈的重要基地，當時惠勒在這裡擔任駐廠首席物理學家。
惠勒聽說，有一顆日本的燃燒彈氣球，那是日本釋放、並隨噴射氣流橫越太平洋的武器氣球，曾降落在那座生產摧毀長崎所用的鈽的反應爐上，並使反應爐停擺。
為了確定傳聞真假，Sara Lippincott打了許多電話，最後終於在雜誌送印前，找到可以確定這個傳聞的人。這個傳聞是真的，但那顆氣球不是降落在建築物上，而是落在一條為反應爐輸電的高壓電線上。
如今事實查核更為重要。不僅因為作家一如過去會被記憶或傳聞牽引，或是忍不住以文字修飾事實，也不僅是現在造假手法更為高明；而是在容易造假的此時，「真實」也水漲船高。
這或許是因為人們對於以「真實」之名敘述的故事更有共感，讀者也更容易付出信任。因此不論在出版、影視以及新媒體Podcast，「真實事件」都被認為深具商業價值，也因而魚目混珠的內容更容易大量出現。
幾年前，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曾公布一個數據，全球非虛構書籍市場預計將從2021年的132.7億美元成長至2022年的140.2億美元，高於虛構書籍市場。2024年雖然社群媒體推動浪漫奇幻等虛構類書籍熱潮，但非虛構市場規模約為153億美元，金額依然龐大且持續成長。
而在2014年，美國公共廣播電台WBEZ的This American Life節目製作以真實犯罪為主題的Podcast《Serial》，播出後吸引6800萬聽眾。（2020年《紐約時報》收購《Serial》製作團隊，2023年初，紐時公布《Serial》已有超過4.2億總下載數和串流播放量）。
這不但宣告Podcast時代來臨，也將已有超過150年歷史的娛樂類型「真實犯罪」（True Crime）再次推向高峰。
2015年《衛報》有篇文章〈連環驚悚：為何真實犯罪成為流行文化最炙手可熱的類型〉（Serial thrillers: why true crime is popular culture’s most wanted），作者馬克·勞森（Mark Lawson）認為，大眾對這類敘事的巨大渴望，是因為它們同時提供犯罪小說那種令人沉浸、越界的刺激，並額外附加了「事件確實發生過」的吸引力。
勞森寫這篇文章的這年，Podcast《Serial》推出續集；11月才上檔的《The Murder Detectives》被列爲 2015 年英國最引人入勝電視節目名單。同時，HBO推出《黑色豪門疑案》（The Jinx: The Life and Deaths of Robert Durst），主角是一名被牽連進兩起謀殺與一起失蹤案的億萬富翁。之後，Netflix 也推出了調查型紀錄片《謀殺犯的形成》（Making a Murderer）。
在圖書市場中，這個類型同樣聲勢高漲，甚至Amazon的子分類裡，都設有「連環殺手的傳記與回憶錄」一項。
勞森引述蘇格蘭暢銷犯罪小說作家伊恩·藍欽（Ian Rankin）的看法：「人類對邪惡充滿迷戀。我們想知道邪惡從何而來，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有可能做出那樣的行為。有些讀者透過犯罪小說尋找答案，另一些人則偏好真實犯罪。當然，無論是哪一種，都存在一種替代性的戰慄感，讀者得以站在怪物肩膀，卻不必真的身陷危險之中。」
「真實犯罪」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經常被視為低俗類型。但是，對於行為極端狀態的近乎普遍的迷戀，也意味著高端藝術，同樣會越過犯罪現場的封鎖線。
勞森舉例說，1930年代，《紐約客》開始描寫那些令更通俗的競爭對手著迷的殺手人物。1965年發表在該刊的卡波提（ Truman Capote）《冷血》（In Cold Blood）調查堪薩斯州滅門血案的方式，顯然影響了《Serial》。
但是，當「真實」成為炙手可熱的賣點時，其敘事邊界也面臨倫理考驗。不論稱之為「非虛構小說」，或是「創意非虛構」，真實犯罪調查與犯罪小說都有一個不可模糊的界線，也就是即使採取小說的敘述手法，但一定要建立在事實之上。卡波提《冷血》的爭議就突顯這個問題。
在《THE NEW YORKER：紐約客百年史》中，第二任總編輯威廉·蕭恩（William Shawn）曾後悔刊出這部作品。他在卡波提寫兩個被殺的人之間的對話時，在文稿旁批注：「怎麼知道？」爾後，蕭恩擴大了事實查核部門。
曾擔任《紐約客》事實查核員的Hannah Goldfield，在2012年寫過一篇文章〈事實查核的藝術〉（The Art of Fact-Checking ），她說，如果說我在這份工作中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事實本身，往往就已經足夠令人驚嘆。」
她說，並非所有非虛構寫作都必須是新聞式的。「實驗性」或敘事型的非虛構作品同樣具有極高價值。但這一藝術形式中的領軍人物，例如蘇珊·奧爾琳（Susan Orlean）、瓊·蒂蒂安（Joan Didion），或約翰·傑里邁亞·蘇利文（John Jeremiah Sullivan），不會操縱事實；他們所進行的實驗，是在於如何使用與詮釋事實。
基於事實之上，或許這是《紐約客》100週年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之一。尤其是現在，檢驗事實變得更重要但也更困難。
困難的部分還包括人心中的成見。不同政治立場自有其餵養的訊息，「真實」也因此變動不居，人會趨向相信自己所想相信的。《紐約客》事實查核部門主管Fergus Mcintosh曾說，在美國兩黨之中，都可以看到更多人閱讀新聞是為了獲得自我確認，而非資訊。
不過在這個最令人困惑，政治人物應該說實話的觀念也有所鬆動的時刻，Mcintosh認為嚴謹的事實查核，正是對症下藥。他在《THE NEW YORKER：紐約客百年史》中說：「在面對無恥謊言的洪流中，最好的解藥就是，妥善處理，好好花心思把事實弄對。」
真人實事更具賣點，但謊言卻無所不在的現代，《紐約客》「把事實弄對」的堅持，更顯現其超越時代的永恆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