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週末，全家人前往大姑姑家，Ｊ和媽媽留在車上，由爸爸、姊姊、弟弟出面談判。沒幾分鐘，就看到爸爸臉色不好地走出來，「後來才知道，他（大表哥）的第一反應是『我沒印象了。』」對方想敷衍了事，不要說賠償和道歉了，連記憶都被否認。那段時間，Ｊ的情緒非常不穩，經常上班上到一半躲進廁所哭。
法律同樣幫不上忙。Ｊ曾打電話到律師事務所諮詢，律師聽完，只說：「這已經超過追訴期了，而且，妳有證據嗎？」她答：「沒有。」律師回：「那沒救啦！法律就是看證據。」她不知道怎麼辦，痛苦無處可去。
追訴時效過了，提告只收到很多不起訴書
去年二月，Ｊ在網路上看到尋找兒童性侵害倖存者的釋憲行動，「蔡律師（蔡尚謙）明確告訴我，要提告可以，但這件事的追訴時效已過，會收到很多不起訴書，也不會開啟實質調查，但我們的目標是釋憲。他幫我寫訴狀，走完駁回、再議等程序，就是為了趕上跟主案合併，可以一起被大法官討論。」收到不起訴書時，她心裡會震一下，「我一個人把這件事埋在心裡很久，走這些程序，某種程度上支撐著我，讓我有一個目標和方向。」
Ｊ正在等待釋憲結果，希望司法能真正考量到兒童性犯罪的特殊性。
美國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博士（兒童證人與認知實驗室）、美國華盛頓大學塔科馬分校認知心理學助理教授（司法發展人類認知實驗室）、律師蘇怡安說：「兒童性犯罪往往非常隱匿，缺乏物理性跡證，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虐待、下體撕裂傷，但這非常少見。大多數兒童性犯罪不會有物理性證據，因此證詞特別重要。如果沒有證詞，幾乎沒有被調查和定罪的可能性。」
憲法法庭上，有大法官問：兒少性犯罪與家暴本質差異為何？蘇怡安解釋，兒童會擔心揭露的後果，加上性犯罪涉及許多精細動作，「這對小朋友很困難，光是在衣服外還是衣服內，很難講清楚，檢察官就不確定可以起訴的罪名。小朋友也會害怕講了實話，但大人不相信，也會意識到如果講了，後果比起家暴還嚴重，可能會立刻失去大人，變得流離失所，因此傾向於保護加害者；家暴也有類似情況，但後果沒這麼嚴重，加害者（例如爸媽）離開一段時間後，可能還是會回來。」「有些加害者會要求小孩保密，對小孩來說，他們會更因為是熟人，而更加願意履行這個約定。如果小孩漸漸了解這些行為的性意涵，會比被家暴的小朋友多了羞恥感，是更深層的，可能會覺得我也是其中一部分，或是不太了解發生了什麼事，覺得我們只是在玩。」
證詞極重要，卻難取得和確認。美國在1970、80年代發生過多起教會、托兒所內的大規模兒童性侵案，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訊問兒童的司法實務原則，以保護證詞不受誘導或汙染。「當時的心理鑑定很流行要小朋友想像、畫下來提供細節。有些兒童證詞出現女巫在飛、跟神鬼角色玩耍等怪奇情節，或是地點推測起來可能性不大，檢察官覺得很奇怪。後來有研究認為兒童遭到誘導，我在康乃爾大學的指導老師（兒童證人與認知實驗室的負責人）史蒂芬賽奇（Stephen Ceci）博士做了很多研究，去看要怎麼詢問小朋友，證詞才不會被影響，後續司法詢問的準則才慢慢發展出來，讓取證過程更嚴謹。」蘇怡安說。
數十年來，美國經歷過多起疑似兒童性侵害被害人對名人提出訴訟的案例，如流行音樂天王麥可傑克森、知名導演伍迪艾倫。蘇怡安說：「被告會投入很多資源去聘請很好的科學家（當專家證人），才發現這個領域有很多問題。」「美國會出現專家證人戰爭，有一個詞叫『hired gun』，變成大家比證據，找心理學家來看筆錄，檢視有沒有被誘導；另一方就會請專家來看行為跡證，雙方打科學戰。」
揭露兒少時性受害經驗，常演變成記憶之戰
成年人揭露兒少時期的受害經驗，經常演變成「記憶之戰」（Memory War）。蘇怡安說：「司法上真的很難判斷。1980年代有心理學家曾經想要做check list（檢核表），但很快就被淘汰，因為太不準確。美國也出現多件冤獄，有些因兒童證詞而被定罪，有些兒童長大後撤回證詞，嫌疑犯才被釋放，也有一些是後來找到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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