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強調愛，易陷入更多地自我剝削泥淖
在聖道兒童之家擔任社工督導的李宜勳，曾在加拿大擔任生輔員的工作，「其實我們的職稱就是caregiver，兒童跟少年的照顧工作者，不會說是輔導。」李宜勳認為，有「輔導」二字，教育訓練就會著重在怎麼樣改變孩子的行為、給他一些目標，「可是對於在安置機構的孩子來說，好好地生活就已經很不容易。」
李宜勳近期陪社工看過三遍電影《失樂園》，「第一次的想法很單純，這電影裡發生這麼多事，『大人』在哪裡？可是那反映了我們的工作現場：我們就是沒有這麼多大人。」也許有些育幼院會開始裝監視器，「可是那取代不了人在旁邊的效果跟品質。」
第二次看時，對孩子在高樓喊著要回家，感受更深了。「很多孩子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裡，也許他知道，但他不懂；就是不管大人怎麼跟他解釋，他無法理解。」所以孩子最想選的就是回到原生家庭，「即使那個原生家庭裡爸媽不在，或是品質多麼不理想，他們還是會有這樣的渴望。因為最深處，他們都會面對一個問題—是不是我不夠好，才會造成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為什麼我會被這樣子對待？」
李宜勳解釋，這些困惑會讓孩子進入低自尊，或是表現得更強勢，「因為他傷得太重，或者說他太混淆的時候，他就只能保護自己。」這也讓育幼院裡的照顧工作常常需要「反直覺」，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大部分的人會一直想要安慰他、說服他，孩子都知道，但他心裡就是過不去。當下比較好的陪伴，其實是一起去沉浸在這個沉默，『他的處境是講不出話來的』。」
這也是李宜勳認為育幼院工作者非常不容易之處，「我們必須把情緒跟生活切開，就像演員下戲一樣，要有一些時間消耗。可是這些事情又是每天都在發生，是專業裡比較不被注意的面向。」
他最不喜歡聽到的就是育幼院工作者很有「愛」。他直言：「社工與生輔員不是領錢來愛孩子，是領錢來照顧孩子的，每一個人的愛不一樣，如果我沒有辦法測量，它就不應該是專業裡最核心的部分。」
李宜勳不否認有些人真的是因為「愛」而來照顧孩子，「但如果遇到一個你不愛，或不再愛的孩子該怎麼辦？我們還是要能給予專業和有品質的照顧。」「而且在台灣，如果強調『愛』，很容易讓大家覺得，你可以再更多地自我剝削；如果你不配合，就是不夠愛。」
不合理期待，讓專心照顧好孩子變得困難
李宜勳告訴我們，台灣的工時規劃，是圍繞著「孩子在不在」。但孩子不在的時候，仍然有很多事必須做，會議、教育訓練、寫報告、參加學校活動、打掃（當孩子還無法自行打掃時）…。而民眾的捐款也常常指定給孩子，「可以理解捐款人是關心這些錢有沒有讓孩子受惠，例如為孩子買衣服，但誰帶孩子去買衣服？誰要做帳證明錢用在孩子身上？」
李宜勳坦言，聖道兒童之家這兩年來離開了8位老師（社工、生輔員），「我敢說，這也是其他安置機構的常態。」造成高流動率的原因很多，人力不足是其一，「當學生與（生輔）老師發生衝突，如果有餘裕讓老師放幾天假，再回來和孩子修復關係，人就可能留得下來；但現實是沒有更多人力。」
甚至連孩子在縣市政府社會局的「主責社工」，流動率都非常高，導致對兒少權益的判斷錯誤，或可能限制孩子的發展。「孩子是政府委託來的，很多決定要通過他們的同意。例如今天天氣好，照顧者想帶孩子去附近的海邊，我們要先徵得主責社工的同意，他如果怕出錯，就會讓孩子的生活非常無聊。」李宜勳說。
組織文化能否形成信任和支持的氛圍，更是李宜勳主觀感受上的高流動率關鍵，畢竟大家常常要共同面對政府（不合理）的期待，以及專家學者的挑剔。李宜勳苦笑，如果他一開始是在台灣做第一線，他應該也離開了，「台灣的環境與結構，會讓『專心去照顧好孩子』這件事變得非常困難。」
回過頭來，影響的還是孩子，「一般的孩子，有多少機率會在兩年內面臨八個親近的人離開，甚至一輩子再也見不到面？」
採訪結束之後，我心裡冒出疑問：他們接住孩子，但誰來接住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