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平和李行,兩個世代的導演,一老一少,私交甚篤,朱延平說李行是他「最好的麻吉」,「其實我接基金會董事長,有一半原因是為了李行。基金會底下還有一個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他是會長。每一年我都問他還想不想當會長?想當的話,我就繼續當董事長,支持他。」

李行導演去年過世,臨終在病榻前將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的工作囑託給朱延平,朱延平臨危受命,誠惶誠恐。但要認真算起來,他1989年拍《傻龍出海》乃台灣第一部去大陸拍攝的電影,乃真正兩岸電影交流第一人。

《傻龍出海》,為朱延平少數的政治喜劇,赴中國拍攝的時候,還碰到六四,一波三折,放在他的創作年表,不可不謂異數。他說會有這部電影的問世,也還是因為大導演李翰祥:「我的金主老闆蔡松林先生,買了李翰祥的《垂簾聽政》《火龍》好幾部戲他跑去大陸拍的電影,那時候兩岸還沒開放,等於是禁片,但蔡松林覺得台灣有一天開放大陸片,他跟李翰祥因此變得很好。」

「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蔡松林,他說他在香港,跟李翰祥在一塊,李翰祥要跟我講一下話。我一聽李翰祥,心想『不得了啊,大前輩』。李翰祥對我說『延平啊,聽說你在台灣風生水起啊』,我說『沒有!沒有!你是大導演,你是我的偶像。』他要我去大陸拍戲,他會罩我,於是我寫了一個劇本,就是《傻龍出海》,第一次去的時候,說好付給李翰祥400萬,他會搞定一切,可碰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付給他100萬,沒有拍,就回來了。那時候蔡松林跟李翰祥也鬧翻了,因為李的片子通通沒有通過,蔡松林電影付了訂金就不付了,隔年再去,李翰祥說把300萬給他。我說不能給啊,給了他不幫我們拍怎麼辦?他不給錢,他就不派人,一直乾等也不是辦法,不得已就把剩下的錢給他,給了之後,他就不見了。從此我們跟孤兒一樣,要什麼沒什麼。」

他說那電影,最後是在台灣拍的,解放軍的通鋪都是在明新工作拍的,「因為那個戲,我後來大陸列為黑名單,因為那是帶著懷恨的心拍的嘛,因為他們騙我們的錢。所以海報上卓勝利和廖峻,一個騙一個窮。」整個80年代,朱延平的商業電影票房幾乎把侯孝賢、楊德昌的新電影打趴在地上,可《傻龍出海》卻逆轉了情勢,朱延平欽佩地說:「《傻龍出海》拍完,上檔,還強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他做8千多萬,我才1千多萬,他是大贏,很不得了啊。」